一家专业保镖学院的学员进行要员保护训练

“寻求帮助的客户中，80%都是女性”2025年2月的一晚，大路在外吃饭时，接到了一个同城的求助电话。

求助来自一个被家暴了九年的女人，她被丈夫家暴过数百次，手机也被限制使用。求助时，女人说丈夫一直有强烈的暴力倾向，打她，也打两个孩子，还虐杀过不同的动物。女人想离婚，但被丈夫威胁“要杀了她全家”。

大路和队友胡亮匆忙赶到求助者楼下，确认暴力仍在进行后，他们假扮邻居报了警。在警方的干预下，施暴者打开家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正跪在地上求饶的女人，身旁是大号的鞋拔子。“估计平常就是拿那个打的。”大路猜测。

在警察的注视下，女人的丈夫解释说只是“家庭摩擦”。在大路和胡亮的坚持下，女人终于讲出自己的遭遇。两人随后一起去了派出所做笔录。

跟大路一同参与救助的胡亮记得女人无助的脸——后来在不同的救助行动中，他见过许多相似的神情。“她们由于长期多次受到伤害，非常恐惧。虽然之前尝试过一些解救自己的方法，都没成功，所以需要我们的帮助。”

在社交平台上，像大路和胡亮这样的人被称为“白社会大哥”。他们平均身高超过1.75米，身材魁梧，多有健身、散打等运动习惯，许多还是退役军人。大哥们很能打，但基本不打架，他们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当然也不包括动武——他们提供的人身保护算是“安全咨询”以及“商务秘书”服务。

阿灿是大路和胡亮的合作者，也是一家保镖公司的负责人。2018年退伍后，阿灿和几个战友合伙开公司。最初三年，公司的业务属于传统保镖范畴，服务于公司老板、明星等群体，但在2020年之后，阿灿发现客户的需求开始变化——

“之前客户推荐的朋友提出了更个性化的需求，比如遭遇家暴的女性希望在离婚诉讼时得到一些保护。”阿灿的一位女性客户在离婚诉讼官司当天开车时被男方用车撞并掳走，由于未能出庭，“法院判她败诉。”

定制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比如：被丈夫家暴的80后独生女、被陌生男子跟踪的都市白领、被男友家暴及出轨的想要自救的女孩、被校园霸凌的中学生等等。阿灿说，寻求帮助的客户中，80%都是女性。

“我们只要一出现，基本不会有事发生”梅的女儿找到阿灿时，说是母亲想离婚，但被她的丈夫威胁。梅来自江西，50岁上下，跟丈夫是重组家庭。十余年前，梅带着女儿们嫁给丈夫，婚后两人常常打架，“没动过刀。”梅总是打不过，有时候自己挨揍，有时候几个女儿也会一起被打。

婚姻存续期间，梅在南方打工，丈夫守在家里。半年前，梅向分居已久的丈夫提出离婚，“他怎么都不同意，一直骂我。”梅后来拉黑了丈夫的微信，却收到对方的威胁短信。

找保镖保护是女儿的主意。梅说自己想法简单，没往太坏处想。离婚诉讼开庭当天，梅才第一次见到阿灿和叶超，并一同驱车赶往县城法院。沿途梅一言不发，当阿灿提问时才谨慎地用单字回答。“如果雇主不主动说自己的情况，我们不好问得太细。”阿灿说。

距开庭不到半小时的时候，车稳稳停在法院附近。阿灿先下车查看周边环境，以及是否有摄像头。

手提橙色袋子的男人从一辆白色轿车上下来，左右逡巡。梅最先注意到他，“就是他。”梅说完慌忙弯腰，缩成了90度，生怕男人发现坐在贴了镀黑保护膜车里的自己。直到男人走进法院，梅才放松。

律师来敲车窗时，梅下了车。我们一行六人走进法院大门登记，梅的丈夫远远盯着。梅始终回避着丈夫的注视。当对方经过时，她转过了身子。

原告席与被告席各据法庭的一边，梅和律师坐在左侧，她的丈夫坐在右侧。法官还没到，梅的丈夫操着一口方言骂骂咧咧，其间摔了几下橙色袋子，里面厚厚几沓材料发出闷响。叶超从旁听席的座位上起身，站到梅的旁边。

梅不再理会丈夫。律师走向其丈夫说，你有什么诉求，等会儿跟法官说。男人切换回普通话，表达对梅的不满，并提出抚养梅的女儿们的那些年应当得到赔偿。

庭审在上午9点15分正式开始，随后由于话筒没电转移至二楼，我们被禁止入内。一小时后，庭审结束，梅离婚了。这场诉讼以梅赔偿前夫15000元告终。

走出庭审房间时，梅被阿灿和叶超“夹”在中间。我们被催促着快点上车，“当事人出庭前到法院，以及庭审结束后到车上的这段距离，是最容易出现事故的时段，所以要快速撤场。”阿灿解释道。不到两分钟，汽车驶离县城法院。梅的目的地是高铁站，她说以后都不会再来这个地方了。

采访初期，我怀疑过这些保护行动的有效性。但跟访梅的过程中，当她的前夫经过我们时，我跟梅一样紧张得握紧了拳头。

阿灿说，很多案子他们只要一出现，基本不会有事发生，更多的是对对方心理上的震慑。



阿灿

“很多施暴者看到我们后眼神会躲闪”被家暴的女人并不都会选择离婚。由于财产分割和孩子等顾虑，一些人选择继续忍受婚姻。阿灿有位长期合作的女客户就是这样。针对这种情况，团队成员会扮作女方的娘家人，每月定期找其丈夫吃饭。女方后来告诉阿灿，丈夫收敛了不少。

2024年年末，两年被家暴16次的小谢的案子迎来终审判决。法院判定，贺某阳多次家暴妻子，犯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1年。小谢随后提出抗诉。这起新闻事件引起广泛关注，许多人通过关键词搜索到阿灿的社交平台。

大量的咨询涌向阿灿的团队。

“现在人的生活越来越原子化，遇到风浪和矛盾可能不知道怎么处理，对于安全的需求其实很大。”阿灿说，最近团队每个月都会收到超过一千个咨询，“汇集到我这里的大约有40至50单。”

但是否接单，团队坚持着两条“铁律”：一是合法合规，二是符合公序良俗。“很多找我们帮忙要债、做打手，或是破坏别人家庭的，我们一律不接。”

“还有抢孩子的。”阿灿曾遇到一位客户，独生女，父母年事已高，虽然抚养权握在手上，但孩子被前夫抢走了。“这种不是拐卖，法院执行都有难度，我们也很难办。”

与“铁律”对应的，是严格的招聘标准。身高、体形、人品，“无犯罪记录证明、征信记录、学历报告这些我们都要看。”

叶超是一年前经战友介绍认识阿灿的，随后加入团队。1米85的叶超曾因身材被女友质疑，“你长这么高这么壮，会打我吗？”他很无语，“我是不会打人的，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好好沟通，再不济就分手。为什么非要打人呢？”

在实际的保护行动中，叶超意识到身材带来的优势，“虽然我们是以德服人，但力量上的压制有时候挺有用的。”

健身多年的胡亮也有相似的感受，“很多施暴者看到我们后眼神会躲闪，暴力情况也收敛很多。这其实是施暴者欺负弱小的心理体现。”

“诉诸暴力的人内心是相信暴力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他们往往会被更强势的力量影响，变成一只小绵羊。”阿灿说。



叶超（右）执行任务时

比保护更重要的事虽然寻求保护的通常是关系中较为弱势的一方，但阿灿也遇到过双方都请了保镖的现场。

一对离婚的夫妻，抚养权判给了女方，但男方不服，几次想争夺小孩。女方找到阿灿团队保护，他们只出动了一人，而对方邀来了七八名不明身份的壮汉。

“没辙，我们的保镖直接抱着孩子躺在地上。”这一幕引来颇多路人围观，对方才作罢。

并非所有保护都能奏效。一些咨询找上门，他们评估再三，还是放弃了。

阿灿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败来自一个被男友威胁“分手就砍死你”的女孩。女孩被他们救出后，还是没断掉与男友的联系。阿灿不解，“你搬个家、不理他，不行吗？”女孩沉默。阿灿后来才知道，“男人手里有女孩的犯罪证据，以此作为威胁。”

还有一些咨询，他们甚至不用做什么，“客户的诉求其实是情绪上的释放。”

一个被表哥性侵的女人，二十多年来一直处在痛苦之中，她找到阿灿，希望他们帮助自己渡过这道坎。团队找到女孩的表哥，对方郑重其事地向女孩道了歉。

加入阿灿的团队后，大路和胡亮一共参与过10次保护行动，唯一接近动武的情形只遇到过一次。当时是参加一名被家暴女客户的第二次离婚诉讼，大路、胡亮、阿灿和另一位保镖站成圆形，将客户围在里面。女人的丈夫远远朝他们走来，双手插兜。胡亮仍记得那天的情形。他们四人穿着从购物平台上买来的防刺服，“准备战斗。”

“战斗”自然是没发生。

相较于“体格上的威胁”，大路始终觉得，用法律知识和智慧保护客户才是更重要的事。

大路参与的第三次行动是帮助一位女孩摆脱男友以照片进行威胁。出轨的男友发现女友也出轨之后，用照片要挟她与出轨对象发生性关系，再控告其强奸。

大路找到女孩的男友，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教唆犯罪的证据，如果再骚扰对方，我们就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男友不屑，大路很快报了警，对方慌了，在警察赶到之际写完保证书，并删除了照片。

比起行动，这份工作更困难的是判断客户讲述内容的真假。大路和阿灿在不同场合都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讲过一个案子：一位家长自陈其孩子在学校遭到同学的霸凌，但当他们仔细比对家长发来的视频，并在现场了解了一番后，发现“两个孩子其实是互殴，没有明显的强弱方。”

许多求助者求助时会主动出示证据，比如被家暴时偷偷录的音频。听了许多录音后，阿灿几乎能从中辨别施暴的方式和各地不同的方言。

胡亮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行动时，施暴者如何利用受害者的羞耻心理粉饰自己的暴力，“平常生活里从没遇到这么高强度的身体虐待和精神虐待。”

“对于长期受到多次伤害的人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勇气，当她们迈出这一步，无论是心理上的疏导还是法律的援助，我们希望能帮她们做点什么。”胡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