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立法会举行施政辩论，三名警员一度试图强行带离《论尽媒体》记者。

今年1月，澳门新政府上场不到一个月，行政长官岑浩辉宴请中文传媒。他在台上发言，说新闻界令市民“更理解和支持”政府施政。但三个月后，两名采访施政报告的记者被警方带走。

4月17日早上，立法会举行施政辩论。澳门独立媒体《论尽媒体》（下称《论尽》）两名记者前往采访，先被禁入议事厅，再被至少四名警员包围，最后被带走调查。

澳门警方后来发声明，称“有强烈迹象”显示二人“扰乱澳门特区机关运作”，案件将移送检察院侦办。

在一份本地小型报章工作的余伟英是当日唯一一位目睹全过程的记者。事发后，他赶回家写稿，晚上十点交去编辑室，但那一整晚他辗转反侧。2019年后政治气氛收窄，他的稿子偶尔被编辑删改。结果如他所料，捱到清晨、报纸出版，稿件没有见报。

在澳门，几乎所有媒体都受政府资助，余伟英供职的报社是其中一间。作为记者，他明白报社有侷限，但仍然感到愤懑——记者采访时被警方带走在澳门史无前例，二人甚至可能面临刑事检控，“没理由一件这么重要的事件发不出去。”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对事件感到意外：为什么政府要这样对待两个记者。澳门葡人律师何睿智（Jorge Menezes）向BBC中文批评，澳门社会已经受严密控制，“但澳门当局仍然不满足”。

他形容，这次事件在城市“敲响警钟”，是在告诉所有记者：“在澳门，尤其是中文媒体，独立新闻已无立足之地”。



记者在采访期间被警员带走，是澳门主权移交后的第一次。

为什么是《论尽》？

崔子钊是独立网媒《爱瞒日报》前副社长，他说对事件毫不意外，因为政府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整肃所有“不受控制”的媒体。而《论尽》就是澳门极少数的独立媒体中，声音最响亮的一个。

崔子钊口中的“不受控制”，指的是没有收政府资助的媒体，而这些媒体早成为政府“想下手的对象”。

为保障规模较小的报纸生存，自澳葡殖民时期开始，政府已经每月向纸媒发放资助。但崔子钊认为，在主权移交后，“资助”成为政府收编媒体、打压小报的工具，“钱是来自政府，政府可以随时不给。”

2024年，一共有27份报章收受政府逾1534万澳门元资助。“你看到大部分报纸经常报喜不报忧，就算批评都有限度。”

但《论尽》从未申请资助。这家媒体在2012年成立，英文名叫“All About Macau”，意图是“将事情讲清楚”。它主打深度报道和专题，每日在网上报道本地新闻，也有出实体月刊。而为维持独立性，资金全靠募捐及广告。

没有得罪政府顾虑的《论尽》揭发不少涉及当地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土地案件，包括“益隆炮竹厂换地案”。2001年，商人萧德雄与政府达成协议，以一幅不到1700平方米的私人土地业权，换走政府一块90倍大的土地。《论尽》2015年翻查政府公告揭发事件，廉署调查后直指时任工务局局长渎职与贪污。

一位不愿具名受访的资深传媒人向BBC中文表示，当年一系列针对黑箱作业的揭发，令《论尽》失去不少商业广告及资源，但记者采访报道从未受到任何阻挠。



2024年，一共有27份报章收受政府逾1534万澳门币资助。

一直到大半年前、上一任特首贺一诚任期尾声，官方的限制与审查突然接踵而来。

先是限制采访。在澳门，向新闻局登记的媒体会收到官方活动的采访通知。而自去年10月开始，采通的结尾多了一栏“备注”：由于“境外传媒采访日增”、“场地空间有限”，活动仅邀请日报、周报、电视台、电台及通讯社的记者到场采访。

这样一来，登记为月刊的《论尽》完全被排除在外。该报记者试过照样采访，职员均以“空间有限”拒绝。但据在场记者反映，场地事实上仍有不少空位。

再来是新闻被迫下架。12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澳出席主权移交25周年活动。《论尽》就市面保安加强进行报道，后称遭到“不得已”原因撤下相关报道。

最后是记者被带走。在这次立法会事件中，被带走的记者包括《论尽》总编辑甄小岛。两名记者从早上十点许被送往警局，直至晚上9点才获准离开，历经11小时。



《澳门日报》为澳门第一大报。

“不可以报”的新闻

“其实我没有想过情况可以这么恶劣，”余伟英说。他在澳门当了16年记者，过去为了采访，他围堵过官员、跟警察争论过，但警方从来“不会用刑事（罪名）来恐吓，也不会说我犯法”。

但过去的经验显然不再奏效。这几年的澳门公民社会一片风声鹤唳：2019年8月，澳门人声援香港示威默站被禁；2021年，六四集会被裁定违法、民主派被全面DQ；2023年，提出五一游行的团体称被警方跟踪，最后取消游行。

崔子钊说，2019年的香港示威对澳门影响很深，北京强调国家安全，澳门全方位加强控制。路径是可预见的——从政治、社会一路卷去，再到传媒。

葡人律师何睿智说，即使澳门是一国两制“模范生”，“但他们仍要确保万无一失。”

那段时间，余伟英确实感受到报社的压力与收缩力度越来越大。

2019年6月9日，香港百万人上街抗议，余伟英主动到现场采访，交稿后新闻登上头版。但三日后的6月12日，他收到报社电话，“叫我不用写那么多”。当日，香港警方施放过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时任特首林郑月娥定性事件为“暴动”。

剑拔弩张的局面也传染到余伟英所在的报社。他多次收到上司嘱咐，“要留意一下”。“我觉得他们很焦虑，”于是他建议编辑，“不如不要出了”。忆述事件，余伟英不想形容当时曾作自我审查，“我只是不想看到他们难做”。最后稿子被刊发在第四版。

但两个月后，有澳门市民在议事亭前发起默站声援香港。当日上司就直接下令：“不可以报（采访）这件事”。



2019年8月19日，有澳门市民在议事亭前发起默站，当晚有7人被警方带走调查。

集会当晚，共有7人被警方带走调查。彻夜留守现场、等待市民释放的只有两间中文媒体，其中一间是《论尽》。其余都是葡文记者。

受众相对较少的葡文记者过去在编采上被认为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以公营电视台“澳广视”（TDM）为例，中文葡文两台完全独立运作。葡文台不止默站当日在场，追问官员警方问题也很尖锐。他们也派人到香港就社运采访、制作六四专题。

在主权移交前已入行的资深记者徐婷婷（化名）指出，葡文媒体在澳门社会是重要的消息来源，“他们发掘到很多中文记者看不到的面向，做了很多很出色的新闻。”

但环境急剧恶化，葡文媒体也逃不过被整治。2021年3月，澳广电执委会向葡文新闻部下达“九条爱国指引”，包括要爱国爱澳、不能说违背中央的话。事件触发大批葡文记者离职潮。

一名在澳门工作快十年的葡文记者曾对BBC中文说，事件象征“我在澳门记者职涯的结束，也是澳门新闻自由的终结。”

新政府上场与“塌方式转变”



2025年新政府上场，一名资深记者说，澳门新闻自由迎来“塌方式转变”。

来到2025年，新政府上场，徐婷婷说，新闻自由迎来“塌方式转变”。

去年澳门纪念主权移交25年，官方对出席的媒体实施严格报名机制。徐婷婷还耳闻，有香港媒体被“打招呼”，“要求不要派资深的记者去”。

有在香港任职电视台的记者向BBC中文透露，当时一名成功报名且没有敏感背景的记者不获入场，最后电视台要更换另一位记者替代采访。

“这个手法是很似曾相识的，”徐婷婷说。她记得在2009年崔世安执政的年代，“澳广视”曾收到同样电话，要求凡有特首出席的场合，“能冲的、能问的（记者）不要去，只派那些新人、什么都不懂的去。”

而新任官员更直接避见传媒。据《论尽》整理，新一届政府上任五个月，近八成有特首或司长出席的活动没有通知传媒采访，最后仅发新闻稿告知。

徐婷婷强调，连一向被视为官方喉舌的澳广视和《澳门日报》都无法跟访。

“其实（政府）对其他媒体的强制还有很多，比如现场哪些媒体可以发问、他们要问什么问题，哪些记者可以去、不可以去，其实后面都有一系列很细致的操作。”

徐婷婷无法证实，“（现在）究竟是特区政府自己直接打电话，或是透过中联办的网络去做呢？”但她觉得，新闻的发布机制和做法慢慢“跟大陆一体化”。

BBC中文就上述事件和观点向澳门新闻局及立法会寻求回应，截止发稿尚未收到答复。



2019年后，“维护国家安全”成为中央指派特区的首要任务。

澳门记者的黄金时期

但澳门媒体生态并非一直如此，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黄金时期，也有嗅到变化的瞬间。

甄庆悦在《澳门日报》供职16年，先后担任体育及政治组记者，后在2016年离职。他忆述，澳门主权移交初期，官方与媒体的关系“相当不错”，“官员也好、司长也好，出席活动场合都会跟记者有说有笑。”

在他看来，新闻环境第一个大变化，是在2006年欧文龙“世纪贪污案”之后。2006年，时任运输工务司长欧文龙被揭土地贪腐滥权，后被判刑29年。当时政府的公信力受创，甄庆悦感觉到官员态度变得保守，“说话会变谨慎了、会想多一层”。

但对记者来说，做新闻的黄金时期才刚刚开始。

2008年，六张赌牌投入营运，社会高速发展，土地建设、房屋、保育议题涌现，同行之间竞争激烈。甄庆悦说，大家斗的都是新闻质素，“每天开采访会（编辑）都是骂人的，为什么我们的报道输给别人？为什么别人能找到独家新闻？”

余伟英也在这些年头入行。2009年，政府换届，崔世安上任。余伟英进了一间较敢言的本地报章实习、工作，一做就是16年。初入行，他主要报道社团活动，但后来结识了《论尽》创办人之一、《华侨报》记者吴小毅，学懂跟踪议题，从法案中找出细节。



2014年5月25日，澳门爆发“反离补运动”。

2014年5月25日，澳门爆发“反离补运动”，抗议时任特首崔世安向立法会提交草案，建议保障特首离任可获高额补偿、免受刑事起诉等。

事实上，草案早于2013年已获“一般性”通过，只要翌年二次通过就会落实。余伟英说，在那期间，吴小毅、自己，还有一些行家已经持续追踪议题，“不断找人讲”，尝试令更多市民关注。

最后透过媒体间的合作、民间团体支撑，间接促成一场两万人游行，七千人包围立法会，迫使崔世安宣布撤回。

余伟英如今回想，做记者的首十年，是最多记者一起同行、“一鼓作气”的十年——2010年，原属民主派“新澳门学社”的《爱瞒日报》独立出刊，用恶搞的形式讽刺政府，令不少政治新闻容易入口。两年后，《论尽媒体》又正式成立，着力深耕社会议题。

余伟英说，虽然“打输”的议题占大多数，但那十年，记者仍然“可以很活跃地做事”。“我印象中，那十年没有禁忌”。



余伟英说，自己当记者的首十年“没有禁忌”。

同行离开，青黄不接

当年的光景，近年入行的张志豪（化名）已经感受不到。

现在在一家传统媒体工作的他，说编辑没有给出明确编采指引，但“作为醒目少少的人，看到别人怎样写，大概都知道方向是怎样了。”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新闻日常：每天看政府采访通知，如有政策颁布会跟进报道，但写法以倡议式为主导，“找一些（建制）意见，建议政府如何做好一些”，批评的声音不要用那么多。如果发生像《论尽》记者被带走的突发事件，只能报道官方公布的消息或新闻稿。

张志豪还说，近来政府新闻稿会用上不少“看不懂”的中国用词，比如“优化”、“资源下沉”，“我们有时候写稿都很痛苦”，但因为“不改不会错”，一般都会原文照登。张志豪自嘲：“我们只不过是一部搬字过纸的机器”。

这些年，看着同行们逐一离去，余伟英感到气馁，“没有了那种大家一起去追一些议题、逼政府去做一些事情（的气氛）。”他无奈地说，“生态已经散了。”

甚至连市民也越来越少看本地新闻。张志豪日常做街访，发现市民根本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原因很简单，“做的事不够贴地，回应不到市民的需求，那他们就不看（新闻）。”

徐婷婷认为，澳门记者青黄不接，是一个结构性的恶性循环——政府给予媒体的津贴，令媒体不用为生存努力挖新闻；质量于是逐渐下降，有经验的人就会灰心离去，而新入行的记者自然没人带领前行。

张志豪自小立志当记者。在外地大学读新闻系时，他记得教授说做新闻“要有批判性、要多元角度，写稿要找出跟公众利益最相关的东西。”但现在却成为政府对外的传声筒，张志豪坦言，有“帮凶”的感觉。

但之所以坚持做下去，是因为“还有想要了解这个城市的热情”。



一名澳门市民在玩偶摊档看报纸

《论尽》记者案的下一步？

《论尽》事件发生至今逾一个月，目前仍未知道检察院会否起诉两名记者，司法是否仍是捍卫新闻自由的最后防线。

葡人律师何睿智指出，警方带走记者是一种“缺乏法律依据的滥权行为”，“记者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当局视他们为有‘政治’立场的人。”而所谓的政治立场，也只是“忠于新闻专业与真相”。

2021年民主派DQ事件，何睿智是三张名单候选人上诉的代表律师。他形容当年DQ，是澳门针对异见声音的第一波“核打击”。这一次到《论尽》，他坦言已作好最坏打算，记者很大可能会被起诉，“因为这是一起政治敏感案件，涉及新闻自由与异见的存续。”

何睿智又说，“这只不过是政府杀鸡儆猴、试图透过恐惧来统治的又一例证。”

近年来，余伟英经常想着辞职。最近的一次，就是《论尽》稿件被抽起的第二天。

“因为我觉得是底线.....其实我已经很轻微淡写了，在行文上，已尽量不写得那么细节，因为我知道公司会难做......但我放轻（力度）了，也是过不了这个审查。”

有时候，余伟英会代入报社的角度去想，“他们只是搞份报纸，不是要有什么大志，要改变社会扭转局势，他们不是黎智英，所以他们一定是画了一条（底）线。”

然而见证编采的转变和审查，他还是很沮丧。余伟英低头笑着说，自己久不久就会看一些招聘网站，想过当轻轨跟车员、又想过当停机坪人员，“我甚至想过，如果一间中学小卖部请人，我可能会去。”

“我觉得（社会）有问题的时候、要问官的时候，我还可以问到，虽然他的答案（可以）很荒谬，或者指鹿为马，”余伟英说，自己坚持的理由是“至少我仍然可以问”。

“所以我现在的心态就是，Standby，有议题就尽做。”余伟英觉得还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冲击来了就消化，消化完了，“那就站起来继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