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中共全面维稳 天安门广场成高压禁区

在“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前夕，中国大陆各地再度进入全面维稳状态。北京天安门广场周边警力密布，所有进出人员均需接受身份证查验。受访者表示，当局严控社交、出行和通讯，以防止任何纪念或抗议活动发生。

6月2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升旗台发生黑衣男子冲击事件后，6月3日清晨，天安门广场出现大批身着制服与便衣的警力，有警察使用便携式刷卡设备对进入广场的行人逐一查验身份证信息。北京访民周先生告诉大纪元记者：“他们一个个刷卡，应该是在查有没有外地来北京的访民或敏感人士。。”

6月2日清晨，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接近尾声时，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突然翻越广场栏杆，试图冲向旗杆，被现场多名警卫合力扑倒并迅速抬离。消息人士称，事件发生后，广场内外的安保即刻升级，盘查力度显着加强，许多临近区域也被划为“高敏感”地带。

除天安门广场外，北京市区的异议人士的行动也被严密限制。独立媒体人高瑜被强制“旅游”不得留在居所；在北京的维权人士李先生则被“贴身盯梢”。李先生说，“我前天去超市，他们（警方）都要开车送我，全程陪同。我问他们为什么每年都这样，他们说‘这是任务’，我也只能配合。”

在其它省市，类似的维稳措施也同步展开。在贵州贵阳，一名异议人士对大纪元透露，当地国保人员连续几日打电话给他，要求他每日汇报行踪，严禁离市或与他人会面。人权研讨会成员黄先生说，其所在组织中已有十余人被强制“旅游”或限制在家：“警方说控制要持续到（6月）6日。”

湖南株洲的维权人士小邵表示，近年来异议人群在地方上几乎全被“清空”，“像欧标峰这种刚出狱的，是重点对象，其他人都要随时报备行踪。他说：“过去的老维权者，不是被判刑就是已经去了美国。邵阳的朱承志也在监控之下，他现在住在广州女儿家。”

广东地区也不例外。一名人权律师陈先生告诉记者，他日前已被国保“约谈”，对方要求他不得在网上发布任何涉及“六四”的信息，无论是图片、文字，还是象征性、暗示性的表达。“警察警告说，‘你别以为我们看不出来’，你即便发隐晦的字句，我们一样看得出。他们还叫我‘别惹事。’”

就连到异地出差的维权律师也未能逃过监控。一名曾参与“709案”的律师表示，尽管人正在无锡，警方仍打电话要求他立刻返回户籍所在地“上岗”，接受本地公安的直接监控。

每年“六四”前后，中共都会启动特殊维稳机制，通过密集监控、出行管制与人身限制手段，全面压制异议人士与敏感群体的活动。一名山东人权观察者指出，这种“临战状态”早已成为惯例，反映了当局对社会稳定的极度敏感与对政治记忆的长期恐惧。他表示：“很多人可能不再公开谈六四了，但政府每年的反应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

1989年6月3日至4日，北京发生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数千名市民与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要求民主与反腐，最终遭遇军队武力驱散。事件至今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区，被官方定性为“政治风波”。中共当局封锁一切相关信息，禁止公开纪念，连“天安门母亲”群体也长期遭到打压和监控。

时至今日，每年这个时点仍成为中共最敏感的政治周期之一。尽管当局年复一年的警力部署和技术封锁，但“六四”在高度审查与铁腕管控之下，仍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中国现实中，成为无法消除的政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