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的“长安十二时辰”：尽享特权，乐不思归

长安被誉为“国际大都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城中住着大批的“胡人”。

在唐朝，“胡人”所指广泛，包括西域地区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及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外国人。

天宝年间，居住在长安的胡人至少有上万名。

马伯庸原著的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以还原历史细节著称，当然少不了胡人的身影。

胡人宗教风行长安

在剧中，张小敬接受任务不久，就在追踪一名狼卫时，闯入了胡人聚居区——怀远坊祆教祠一带。祆教在中国又称“火祆教”“拜火教”，原是发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火和光明，主要信奉者除波斯人外，还有西域康国、安国等所谓“昭武九姓”的粟特人。

西域胡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不管是出使、经商，还是做官、避难，都必须有地方开展宗教活动，于是他们请求唐朝政府，获准在长安修建祆祠。祆祠中供奉祆神，设有火坛，平日里“常有群胡奉事，取火诅咒”，举行祭祀。胡人因信仰聚集，久而久之，祆祠周围就会发展为胡人社区。现有研究表明，唐朝长安至少有过5座祆祠，不过都不在怀远坊。怀远坊的标志性建筑“光明寺”，是一座佛教寺庙。

图：北周祆教萨宝史君的石椁，现藏西安博物馆

为管理境内的祆教徒，唐朝政府设立了一些专由胡人担任的官职。你可能想象不到，《长安十二时辰》里，被狼卫劫持的祆正是从七品，怒闯靖安司的萨宝是正五品，他们作为祆祠内外民政、宗教事务的主要管理者，的确在长安有着较高地位。

剧中说，怀远坊和安禄山有关联，也不是完全虚构。按照学者荣新江、沈睿文的研究，安禄山的生父可能是康国粟特人，生母和养父都是信奉祆教的突厥人，他自己借助祆教信仰，自称“光明之神”或“斗战神”，并以之号召胡人。一个重要证据是，胡人拜见安禄山时，都会遵照祆教礼仪，与之一同祭祀祆神。

除了闯祆祠，张小敬还在追捕“右杀”时，进入义宁坊的景寺，见到了执事伊斯。

景教是指发源于叙利亚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的意思是“光明”，景教就是要传播光明。

景教的标识“十字莲花”，在《长安十二时辰》里也有出现。学者姚崇新认为，“十字莲花”上半部分的十字架，结合了马耳他式十字架四臂等长和波斯式十字架镶嵌珍珠的特点，下半部分的莲花底座则是佛教风格，此外还装饰有祥云、火焰等基督教元素。

按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说法，叙利亚教士阿罗本于贞观九年（635年）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接见，并获准在中国传教。随后，唐朝政府在义宁坊、醴泉坊各建起一座景寺。到了唐高宗时期，景教已遍传各地，自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图：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西安碑林博物馆

伊斯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不过他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才随回纥援军入唐的。伊斯投在郭子仪麾下充当谋士，后来当到“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是正三品的高官。伊斯曾在灵武等五郡重建景寺，并从事慈善活动，施舍衣食、治病救人。

当时，长安的景教徒为方便传教，有意识地“华化”。前辈学者林悟殊发现，景教徒除叙利亚教名外，很多人都另有汉语名，如法和、法应、志通等。他推测，“伊斯”二字很可能不是音译，而是遵照唐人习惯，表示姓“伊”名“斯”。

图：《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伊斯

至于和祆教、景教并称所谓“三夷教”的摩尼教，因曾支持武则天称帝，唐玄宗将其列为邪教，严禁唐人信奉，《长安十二时辰》因此没有提及。直到安史之乱后，摩尼教才借助回纥人的力量，在唐朝境内重新传播。唐代宗时期，长安建起摩尼教的“大云光明寺”。

胡商集聚长安西市

葛老是《长安十二时辰》里比较重要的角色，他原本只是一个在青楼打杂的昆仑奴，后来凭着个人才智和心狠手辣，成为平康坊一霸。剧中饰演葛老的杰曼·翰苏，出生于西非国家贝宁，是一名纯正的非洲黑人。其实，因路途遥远，当时唐朝境内的非洲人非常少。

昆仑奴的主要来源是东南亚，他们被阿拉伯人劫掠，贩卖到中国。史书中的昆仑奴“头卷体黑”“人形短小”，水性极佳，和东南亚的尼格利陀人等特征一致。

脱去奴籍的葛老，做的虽然大多是见不得人的生意，但也算“翻身”成了一名胡商。胡商身上大都有着葛老一般的精明，粟特人擅长做生意，“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唐朝还流传一句反话，叫做“穷波斯”，意思是到中国来的波斯人大多富有，由此看来，他们经营的“波斯邸”真是生财有道。

图：《长安十二时辰》里的葛老

与葛老不同，合法的胡商，包括粟特人、大食人、波斯人等，主要聚集在长安西市。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一书总结，胡商主要经营香料、珠宝、饮食和马匹，同时兼放高利贷，服务长安城里的达官显贵。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游记中回忆，“在大街左边的西区，住着庶民和商人；这里有货栈和商店。每当清晨，人们可以看见，皇室的总管和奴婢、宫廷的仆役、将军的仆役，以及其他当差的人，或骑马，或步行，鱼贯似地来到这个既有市场，又有商店的街区，采购主人需要的东西。”

珠宝可能是胡商身上最重要的一个标签。传世的笔记、小说中，保存有很多胡人鉴宝、买宝的故事。仅叶德禄《唐代胡商与珠宝》一文所举事例，即达40多个。

比如，《太平广记》中有一篇《径寸珠》，说是一名波斯商人到扶风旅行，看中一户人家门口的“方石”，于是向户主诡称“欲石捣帛”，花2000钱买下此石。波斯人把石头劈开，得到一颗宝珠。同书另一个故事说，一名船夫偶然得到一颗宝珠，到扬州卖给胡商，赚得数千缗。交易结束后，船夫问胡商：“这是什么珠子？”胡商笑而不语，转身离去。

胡商贩卖珠宝的名声太大，以至唐太宗都有耳闻，他曾问身边侍者：“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在得到侍者肯定回答后，唐太宗又说了一句，“人皆知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所谓“贾胡”即是胡商，这个事例说明，有的胡商爱珠宝超过爱生命。

图：绘有回纥大臣的岩画，现藏亚洲艺术博物馆（柏林）

在长安西市，还有不少胡人经营的酒店。他们店中的招牌是“胡姬”——充当服务员，兼职表演歌舞的胡人女性。诗人们歌咏胡姬的作品不胜枚举，比如李白有“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又有“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岑参吟过，“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胡商酒店无疑是风流才子们经常流连的地方。

胡商集团主营奢侈品生意，财力雄厚，不少人拿多余的资金放高利贷。史书上说，长安的“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即从官员到百姓，都有人找胡商借贷。安禄山曾暗中让“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作为发动叛乱的经费。胡商胆子这么大，《长安十二时辰》说他们贩卖长安坊图，也不是不可能。

除了经商才能外，胡商能在中国大发利市，还得力于唐朝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唐朝规定，对胡商仅征收10%的关税和2%的交易税，严禁地方私自加税。唐朝政府大概为免于唐人受制于胡人，还会代唐人还债。阿拉伯商人回忆，“如果他实在无法偿还债务，当局确认，他的确什么也没有了，便传见被告的债主，并用天子府库的钱来还清。”有这样的保障，胡商从事高利贷行业，可谓包赚不赔。

胡人贵族不舍长安

长安胡人中最特殊的群体，是各国滞留大唐的王公贵胄。他们包括归附唐朝的胡人、外国在唐的人质、各国入唐的使节，以及战败留唐的俘虏。与此相关的史料颇为庞杂，不过我们通过《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一书的整理，即能窥其概况。

对归附的胡人，唐朝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如东突厥内附，唐太宗将随颉利可汗同来的酋长等，全部封为将军、中郎将等，封官在五品以上的就有百余人。即使被俘也不例外，侯君集灭高昌国，国王智盛做了俘虏，唐太宗也封他为左武卫大将军、金城郡公。

各国在长安的“质子”，即主动送来的人质，同样会被封官。米国王子米突骑施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其子米继芬继续在长安为质，位至上柱国，活了92岁。

相比之下，长安里的各国使节就更多了。唐太宗时期，每年来进贡的国家有十几个，不少国家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使得留驻长安的使节常常数以百计。他们只要运气稍好，就能被唐朝皇帝册封官职，如流鬼国使者被封骑都尉，米国使者当上中郎将等。

唐朝皇帝主持宴会、仪式等，各国王侯、酋长、使者受邀参加，通常都会得到封官或赏赐。唐玄宗到泰山封禅，随从的胡人贵族“各赐加一官”。如果皇帝赏赐物品，则多是金带、紫袍等。安史之乱后，唐朝再无力支付如此巨额的外事开销。

尤其唐德宗时期，战争导致道路断绝，很多使者无法归国，滞留长安者达4000余人。外交机构鸿胪寺负责为这些人供给衣食、住宿，不堪重负。有的使者留在长安四十多年，靠发放高利贷敛财，购买田地、娶妻生子。《长安十二时辰》的主角之一李泌知道后，命令鸿胪寺给这些人停止供给。使者们极为愤怒，纷纷向朝廷申诉。

图：李泌

李泌对他们说：“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李泌最后说了句算是勉励的话，“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其实就是让这些使者们要为大唐做点事情，不要一天盼着吃闲饭。

在唐朝有吃有喝，自然没人想冒险回国，于是李泌就把这些人打发到了神策军，王子或使者当散兵马使、押牙等中下层军官，使团的随员都充作士卒，从朝廷领取俸禄。

长安胡人的归宿

唐太宗有一句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这话不太对，因为大唐对夷狄，其实比对国人更好。

不夸张地说，胡人在长安城，曾经每天都有着幸福“十二时辰”。

在唐朝法律中，胡人属于所谓“化外人”，即大唐教化之外的人。对他们，除了上面说到的僧侣、胡商、贵族外，其他各类职业的胡人，唐朝一律也给予优待。

按照唐朝法律，“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意即，来自相同地区的胡人发生纠纷，按他们本地区习俗处置；来自不同地区的胡人要有纠纷，才按唐律处置。这么看，胡人在唐朝能享受一定程度的“治外法权”。

胡人归附唐朝，由“所在州镇给衣食”，即地方政府供给日常所需衣物、食品。同时，又规定“外藩人投化者复十年”，意思是，入籍的胡人享受免税十年的特权。

图：北齐时期，浮雕上的粟特人，现藏巴黎吉美博物馆

在优惠政策的吸引下，留唐的胡人不断增多，以至出现了一些聚居区。如前文所说，围绕祆祠，长安胡人形成了几个社区；广州大食人等所住的地方有“蕃坊”；现在山东、河北一带有很多“新罗坊”。在这些聚居区内，胡人被唐朝政府授予了相当大的自治权。

让胡人们想不到的是，突然爆发的安史之乱毁掉了这种“好日子”。这场以胡人为首的叛乱后，唐人对境内胡人，尤其是粟特人萌生敌意，李白即有诗道，“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粟特人在长安难以立足，只能如荣新江总结的那样，或者“向河北三镇转移，寻求新的生存之地”，或者“用改换姓氏、郡望等方法来转胡为汉”。

与此同时，回纥人因帮助唐朝平叛，大批进入长安。他们和粟特人联手，“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成为横行长安的特权集团。粟特人则“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货殖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史书上说，“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那么在长安为患的回纥、粟特商人至少有2000千人。

回纥人、粟特人在长安的不法行为，加剧了唐人对胡人的憎恶。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即位，命令回纥使者突董带长安的全部回纥人、粟特人归国，谁知他们到达现在内蒙古境内的振武后，一待几个月，不仅一再向唐朝政府索要补给，一天吃掉上千斤肉，还纵马游牧，践踏庄稼，让当地人不堪其苦。振武地方长官张光晟有意杀死这些回纥人，抢夺他们的辎重，但又害怕他们人多势众，不敢贸然下手。

这时，回纥新可汗即位，杀死2000多名粟特人。消息传到振武，粟特人给张光晟献策，让他杀死突董等回纥人，帮他们报仇。张光晟见胡人发生内乱，很是高兴，于是三次上书唐德宗，说“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也”，建议趁回纥国内变动，将振武的回纥人、粟特人全部杀死，以削弱回纥的实力。对此，唐德宗没有同意。

张光晟干脆自行其是，领兵掩杀了全部回纥人、粟特人，并拿他们的尸体建起一座“京观”。唐德宗非但没有处罚张光晟，还升他做了右金吾将军。后来在回纥新可汗要求杀张光晟，给死者报仇的情况下，唐德宗也仅仅是将他降职了事。

长安各教僧侣的“好日子”很快也到了头。唐武宗在会昌五年（845年）下诏“灭佛”，”三夷教“也受波及，唐朝政府没收了景教、摩尼教、祆教的庙宇、财产，勒令他们的3000名教徒还俗。自此之后，景教、祆教先后从中国绝迹，唯有摩尼教，虽然失去回纥庇护，还是顽强地在中国秘密传播了几百年，华化为“明教”。

图：唐武宗

言而总之，盛唐结束后，首先，出于财政压力，唐朝着力限制使团人数，放还滞留长安的各国质子、使者；其次，受安史之乱影响，唐人开始有意识地“排胡”；第三，“会昌灭佛”后，“三夷教”信徒备受打击。胡人在长安的幸福“十二时辰”，至此成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