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阳体验做收纳师期间，在一户人家整理被孩子物品占据了大部分空间的屋子

“初三开学的摸底考，我女儿数学交了白卷。”如今，陈阳再说起这件事，语气里掺杂着调侃的味道，但四年前接到老师电话的那个瞬间，她坦言“真的很崩溃”。

“交白卷”的第二天，女儿思思被确诊为中度的焦虑和抑郁，她提出了休学的想法。这也正好契合了陈阳当时的心理需求，“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女儿频繁请假，我也有点承受不住了”。当时，陈阳只是觉得“孩子歇一歇就好了”。

接下来，这对母女经历了一年“与彼此情绪过招”的日子。女儿休学后躲进卧室昼夜颠倒、吃外卖、上网、拒绝见人；母亲辞去国企工作，在屋外想尽办法，“百爪挠心”。

这是一个关于休学女孩的成长故事，也是一位母亲重新审视亲子关系的心路历程。思思在成长过程中，总习惯性地顺从父母的要求，而陈阳则会把自己的期待视作对女儿最好的选择，这种需求和给予的错位曾让双方既痛苦又委屈。“当她无法满足我对一个孩子的期待后，我才开始审视这种期待背后的焦虑和控制”。

四年半过去，参加摸底考的那批初中生已步入大学，19岁的思思依旧没有回归学校。但不同的是，陈阳和思思紧绷的心已经逐渐松弛下来。当母亲逐渐把重心回归到自我，女儿也开始认真思考“我到底想要怎样的人生”。



和父母回老家的路上，思思拍下了沿路向日葵的美景



“他们好像只担心休学后我无法回到学校，而不是我已经撑不住了。”

很多人问过思思，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她决定休学。“我很难说清因为哪件具体事，只是觉得身体真的撑不住了”。

2020年，14岁的思思在北京朝阳区一所学校读初二，在母亲陈阳的评价里，女儿成绩不错，常在班级前10名。人缘也不差，善于倾听，和同学从来没有过矛盾。但从初二下学期开始，思思经常犯困、头疼，频繁请假。

“我那时候体能差，害怕跑操”，每天例行的2公里跑，是思思“最痛苦的时刻”。她曾怀疑自己心脏有问题，还特意到医院体检，得知指标一切正常，她大哭了一场——因为没有理由不跑了。

“相比跑操本身，我更害怕拖班级后腿，跑不下来会扣班里的分”，课间操前的那节课，思思会不停看表，越快到下课时间，心里就越紧张，甚至到呕吐或者拉肚子的程度。有一回跑操，她实在难受，就跑出队伍到操场边上，结果直接吐在了校长面前。

“孩子你怎么了”，面对校长的关心，思思第一反应居然是恳求校长“不要给我们班扣分”。

那时候，不管是学校的规定，班里的要求还是父母的期待，思思都习惯性地顺应、听话，如果自己做不到，还会愧疚。例如，每次身体难受，她都很害怕请假，怕给老师和家长添麻烦，“父母和家长都劝我再坚持一下，我怕他们认为我在偷懒”。

初二暑假，她曾吃中药调理过一段时间，但情况没有明显好转，在初三开学的摸底考试中，思思直接昏睡过去，结果是，陈阳接到老师电话，说思思数学考试交了白卷。

对于思思的“睡不醒”和“头疼”，陈阳以前没往心里去，“我当时很不理解，甚至不相信”。陈阳从小在父母那里得到的教育是，凡事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后面，要先考虑周围的别人和事情。“我上学时，一天假也没请过”。陈阳这样说自己。

陈阳和丈夫都是从小城市来到北京读书的大学生。在她的经验里，“你要想完成升学或者达成一个生活目标，势必要付出一些代价，头疼哪有学习重要”。陈阳现在有些后悔，在思思说起自己身体不适时，她从来没说过任何心疼女儿的话，“我真的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交白卷的第二天，思思在一家医院的精神科确诊了“中度焦虑”和“中度抑郁”。事后思思和父母商量想要休息，父母带她去咨询了专业医生。医生的建议是，最好先不要休学，因为从她经手的病例看，休学孩子重回校园的例子太少了。“说得好像，一旦休学，我的人生就要完蛋了一样”，思思说。

父母也建议她再考虑一下，思思的感受是，“他们好像只担心我无法回到学校，而不是我已经撑不住了”。

那天晚上，思思和父母一起开了家庭会议讨论休学问题。父亲表现得一如既往的理智，说可以尊重她的决定，但需要她自己想清楚一个问题，“休学后，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如何完成之后的学业和生活？”

思思觉得，父亲看似开明的决定背后，实际上是把休学的问题和责任抛给了当年只有14岁的自己，“因为家长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时我才14岁，我怎么可能知道要什么生活，我只是编了一些他想听的话，说服他同意休学罢了”。陈阳还记得，女儿的休学计划是她帮忙一起写的，对于休学后的日程，大概涵盖了学习、运动、爱好、社交等。如今回看，她觉得那份计划，是她作为家长的期待，而根本不是女儿真正想要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份计划确实成了“一纸空文”。



在思思闭门不出的那段日子，猫咪“可然”会到她的房间睡觉或者“跑酷”



“在情绪层面上解决问题最容易踩坑，但那个阶段，我和孩子一直在情绪上过招，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休学的第一年，是最煎熬的。

思思有一个比她小四岁的妹妹，原本两人同住一个房间，休学后，她不想见人，觉得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于是搬进了家里最小的一个屋子。房间里有一扇朝西的小卑窗，只有到下午才有阳光，与客厅也只隔着一个玻璃推拉门，她通常关上门，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

抑郁和焦虑带来的躯体化表现是她经常头疼、失眠，“无法做任何事情”。思思记得，有一次头疼到直接晕了过去。而那些无法入睡的晚上，她会看一些游戏实况直播，或者刷一些没有营养的视频，直到白天太困，困到极限，才能睡着。

思思休学后，陈阳下了很大决心，辞掉了国企工作。“外部原因是女儿休学，内部原因是我当时的工作也不开心”。

陈阳所在的单位，作息规律，待遇不错，几乎不会有人辞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做什么都没有劲儿。”回看起来，陈阳认为当时的自我价值感来自外界的评价比较多，所以她会严格要求自己，比如，身边人几年没有考下来的证，她一年就考完了；单位组织的羽毛球、游泳比赛，她都会认真准备，拿到第一名后，心里其实一点也不开心。“我做什么好像都是为了得到外界认可，而不是我自己内心想要的”。

陈阳自认为和丈夫从不“卷娃”，但她不确定，她对自我长期养成的那种习惯性严格要求，会不会间接给孩子们带来无形的压力。

辞职之后，她全心投入到对思思的照顾中，开始研究做饭。理工科出身的她，还会用表格做好每日菜谱，既考虑营养搭配，还照顾思思的口味和喜好。

当她准备好一桌子饭，敲响思思房门，女儿的一句“不想吃”就能让陈阳瞬间泄气，如果思思再接一句“想吃外卖”，她心底就会冒出愤怒、委屈的感觉。

“我对那时候的自己没有什么要求，甚至连时间概念也不是很清楚”，思思回忆说，她当时的状态就是见到人就会烦躁，那时候妈妈每天做饭，爸爸也常提议一家人出去吃饭，但她对食物提不起任何兴趣，“我点外卖，属于情绪性进食，我要靠食物去安抚自己，吃不到会很难受”。

面对思思的反应，陈阳最初选择的方法是“退让”，希望最大程度上照顾女儿的情绪，“允许她吃外卖，允许她24小时用手机、允许她不看书，允许她不交朋友，允许她不出门，允许她昼夜颠倒”，陈阳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当时的允许并非真正的接纳，而是“忍”。

忍耐到达一定程度，情绪会加速反噬陈阳，她开始怀疑自己的方法，还会生出“我是不是太纵容孩子了”的心理。情绪来袭时，陈阳会去敲思思的门，质问她为什么要吃外卖，甚至会反问，“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或是威胁说，“我以后再也不给你做饭了”。

陈阳爆发时，思思也会非常崩溃，要么跟母亲吵一架，要么躲在离房门最远的角落里等母亲安静下来，“因为你总感觉家长的情绪是不稳定的，一会儿特别好，一会儿又特别急躁，他们看似允许我休学，实则很焦虑，我不希望她把精力都放在我的身上”。有一次和母亲吵完，思思很想睡一觉，于是最大剂量地服用了安眠药，但没有人发现。

“在情绪层面上解决问题最容易踩坑，但那个阶段，我和孩子一直在情绪上过招，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陈阳也会去参加一些读书会，或者是听一些针对休学家长的课程。学着观察自己的情绪，“在了解了情绪的本质后，我渐渐可以不被孩子的情绪影响了”。

“情绪的本质来源于自己的认知，认知又来自于我过往的经历”，陈阳拿吃外卖这件事举例，“在我以往的标准和观念里，觉得吃外卖就等于不健康，所以我不希望孩子吃外卖，所以当孩子的行为与我的认知和期望不一致时，我就会愤怒，产生情绪，但实际上情绪是自己给自己的，与别人无关，与孩子无关”。

关注到情绪后，当陈阳对某个人的某些行为看不顺眼时，她会停一停，问问自己：我为什么看他不顺眼？是因为我对某件事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吗？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当我意识到情绪来源于自己时，我就可以管理情绪了，同时，我会真正的允许那件事儿发生”。

“真正的允许不是憋了一肚子气不说，而是这件事不再能影响我的情绪”。



2023年11月在国际高中试读期间，思思有一个周末很想去看海，陈阳开车带她到最近的天津海滨



思思觉得，母亲总是在不断给她输出一个信息，“就是我必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上去，否则我就是不对的，不应该的。”

母女俩除了在情绪上彼此消耗，陈阳觉得她和女儿的拧巴，还源于一个她非常明确的目标——帮女儿回到学校，“我死死地抓住这个期待，当它实现不了时，我会非常痛苦”。

思思在房间里昼夜颠倒时，陈阳在房间外马不停蹄地为“女儿回到学校”想办法，“那时候我非常有信心，觉得可能让她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

陈阳在网上找了很多教育机构和平台，还有一些夏令营，希望思思走出去。2021年，思思在家休整一年后，陈阳经一位休学家长的介绍，了解到一出学社这个教育机构，来到这里的孩子都和思思一样，处于休学阶段。

思思决定去一出学社的原因也很简单，“我只是觉得不能一直在家待着”。寄宿制的学社，让思思重新开始社交，回忆起那个阶段，思思觉得自己得到最大的支持是环境，在那个场域里，她觉得自己不再孤单，“并非没有朋友和玩伴的那种孤单，而是说，我发现很多孩子都和我一样，没在上学”。

休学以后，思思屏蔽了所有同学的朋友圈，走在街上，看到穿校服的孩子，她心里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去想，“我的人生进程，是不是已经被同龄孩子落下了很多，我的世界是不是完蛋了”，这会让思思有一点自卑，但在学社里看到很多同样处境的孩子时，这种被世界遗忘的焦虑感降低了。

2022年秋天，在一出学社快满一学年的时候，陈阳觉得女儿距离回归学校可能已经不远了，而思思心里其实是紧张的，因为不论是学社的老师还是家长，都会问“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

思思觉得，母亲总是在不断给她输出一个信息，“就是我必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上去，否则我就是不对的，不应该的”。

“出路就是那些，都摆在眼前，回到原来的学校、读国际学校、出国”，陈阳说，思思从一出学社离开后，她和丈夫又跟女儿一起讨论了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她认为自己把选择权交给了女儿，陈阳说，“孩子爸爸帮忙分析了每种选择的利弊供思思参考，但我觉得他心里有自己的答案，于是他在阐述观点时会着重说那个他认为好的”。在听完父亲的分析后，思思决定回到原来的学校继续读书。

再次回到初二课堂，已经过去两年多，思思在新的班级里，心里多少会有点窘迫，“毕竟我比那些孩子大三岁”。

思思坦言，当时选择回到学校，在心理上是“勉强的”，“因为我不敢说我想继续待在家里，我怕他们接受不了”。另一边，看到女儿重回学校的陈阳非常高兴，“如果不用欣喜若狂来形容，那也是如释重负”。

可好景不长，思思又开始出现了疲惫、困倦的症状。“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做梦，感到非常累”。思思又开始频繁请假，事情好像又回到了起点，陈阳的心情也随着思思的状态起起伏伏，“因为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她回到学校的这个目标上，所有的事情都围绕这件事波动”，陈阳说。

复学三个月后，思思再次休学回家。

陈阳没有放弃努力，很快她又找了一家国际学校，“我觉得我已经为她创造了最好的条件”。2024年，思思来到国际学校，“这是一家很好、很自由的学校”，思思看到了一些与以前学校不同的场景，“大家在回答问题时，真的会站起来长篇大论自己的观点，去探讨一个问题，这是我以往在学校里没有接触过的”。

自由的学习氛围也抵不过身体上的不适。思思当时停止使用了抗抑郁药物，但症状其实一直没有好。在国际学校念书时，她经常在宿舍里困到无法起床，但又不敢跟老师请假，“我怕他们误以为我偷懒”。

“我那时候经常会有无法呼吸的感觉，明明有氧气，感觉吸不到肺里”，有一次在课上，思思突然觉得呼吸困难，像有人掐住了喉咙，她没来得及跟老师打招呼，就飞奔到教室外面，缓了半节课才正常。“最可怕的是，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那段时间，老师向陈阳反馈，思思经常在宿舍睡觉，不去上课，吃饭也经常用方便面和快餐凑合。陈阳记得，是丈夫先发现女儿状态不对，丈夫推测，“孩子应该不想继续在那里上学了”。

他们想，与其如此，还不如让思思回家，“至少能好好吃饭”。在国际学校大概半年后，思思再次退学，但此时的思思，已经不再把自己关在房间，而是搬回去与妹妹同住了。

“我已经使了浑身解数，但孩子还是没有按照我期待的方向走”，这四年的现实，给陈阳最大的教育就是，“要放下对孩子的期待”，当思思无法满足她作为母亲的期待时，她开始审视，她对思思期待背后的“焦虑、恐惧与控制”。陈阳也渐渐意识到，“我要先把自己的生活整明白，而不是一直盯着孩子”。



从孩子休学的焦虑中走出来后，陈阳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图为陈阳在上舞蹈课



“学历、工资、工作，都不能定义什么是好的生命状态。”

“我放下了让她重返校园的期待，或者说我到现在才真正接纳了她休学这件事”，思思几次重返校园无果而终后，陈阳逐渐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去做兼职收纳师、去做义工，去上课，去参加合唱团，发展自己的爱好。“难道孩子休学了，我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吗？”

反观自己成长的过程，陈阳一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从小到大就按部就班地按照父母的要求去考学、工作。这一观念，被她复制到自己的家庭中。所以在她看来，以前的思思似乎缺少了一些学习的“志向”和“内驱力”，是一个接一个阶段性的外部指标，推动着孩子去被动学习，“她甚至被我和爸爸训练得习惯性顺从了”。

“要改变这种现状，我必须先把自己整明白”。陈阳心态的改变，体现在很多小事上，她会告诉孩子，衣服是身体的外延，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就是整理好自己的状态。垃圾就像是烦恼，丢掉垃圾，就是清除自己的烦恼。她不再要求孩子去做家务，而是告诉孩子，做家务是为了什么。

在自己的感受不好时，陈阳不再去迎合外界，比如她兼职做义工，有一件紧急的事情找到她帮忙，换做以前，她即使手头有事，也会考虑对方感受，答应下来。现在她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现在没有精力，不能马上着手去做，如果您着急，请您问问别人吧”。

陈阳和思思的关系也有所缓和，有时候一家人会坐在一起复盘这四年的经历，思思偶尔还会突然在聊天时说出一个梗，逗乐全家人，她现在可以用幽默地语气去回忆那段初中跑操的经历，“有一次跑步，我吐在了前面同学的裤子上，是红色的，同学以为是血，实际上是我上节课偷吃了牛肉干”。

对于未来和出路，思思还是有些迷茫，很多“过来人”都跟她说过，“人总会走出一条路”，但在思思看来，其实这也不过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对于此刻正处于休学之中的人来说，毫无焦虑是不可能的。

最近一段时间，思思看到母亲的变化，心里也会轻松很多。四月的一个星期五，陈阳出门参加了一个合唱团，思思还表达了也想参加的想法，“如果我去了，肯定是年纪最小的，那大家肯定很稀罕我”。陈阳发现，自己好好生活后，孩子可能潜移默化地会得到正向的影响。

“以前，我总以为给他们好的物质条件就是好的”，陈阳在做兼职收纳师之后，曾见过很多有娃的家庭，他们的客厅被孩子的玩具占领，或者一个刚刚10个月大，不会走路的孩子，已经有了很多双鞋。在陈阳的家里，也有着很多这样的玩具和衣物，“但这真的是孩子所需要的吗？

陈阳觉得，自己在孩子的教育上，以往过多注重学习和知识的教育，如果可以重来，她想先教会孩子去“深度的生活”，从认真地管理好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开始。

陈阳以前觉得，考大学是一条必经之路，“有什么想法先考了再说”，但她最近改变了这种想法，“我经常去想，我理想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这好像不是用学历、收入、工种去衡量的”，与其让孩子“必须考大学”不如去拥有一个热爱生活的生命状态，“将来做什么工作都可以”。

去年，思思以社会身份参加了高中会考。她目前能想到的路径，还是等完成会考科目后，以社会身份去参加高考。

“我其实很喜欢学习，我在尝试找回学习的状态，但现实情况是，我的精力还是很难集中”，但思思开始尝试在每一件小事中去肯定自己，比如背了一个单词；或者电脑不够高，她置办了一个支架，也很有成就感；又比如早晨打开窗户，外面的空气很新鲜，她也很高兴。“哪怕我只是坐得比刚才直了一点，我也会夸赞自己很棒”。

四年间，很多人问过思思为何休学，思思认为与其询问休学的孩子，不如去问问那些尚在学校里的孩子为什么上学，她认为所有孩子应该都清楚自己为何上学，否则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好像很少有家长去问孩子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