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消费下跌分析：内需疲软将成常态-墙外头条

中国两个超大城市北京和上海今年3月的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大幅下跌。中国居民和经济专家都分析提到，外资企业撤走、私营企业倒闭、人口下降、年轻人躺平等等因素都让中国的内需市场无法强劲起来，内需疲软可能成为长期现象。

据报道，北京今年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049亿元（人民币，下同），与去年3月同比大跌9.9%。整个一季度，北京消费品零售额为3,459亿元，与去年同比下跌3.3%。

上海3月份消费品零售额为1,280亿元，与去年同比大跌14.1%，一季度零售额与去年同比小跌1.1%。

中共今年1月推出扩大刺激消费的“两新”（即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月又推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与上海作为中国一线大城市和中国消费标杆，其消费数据仍然难有起色。这令中共欲通过“做强国内大循环”，扩大内需，以国内市场需求反制美国关税的意图充满挑战。

专家：消费补贴刺激效应已衰退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教授孙国祥对大纪元表示，“我个人认为，北京、上海3月份商品零售额大幅下降的原因，首先是消费补贴效应的耗尽。”

孙国祥认为，北京、上海已在过去两年大规模推动了消费补贴政策，那些需要消费的人已经消费完毕，而新需求难以持续，这导致消费刺激效应迅速衰退。

此外，孙国祥认为，一线城市由于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居民财富缩水较大，人们因此转向防御性的储蓄，而不再继续扩张性地消费；另外，一线城市高负债居民在还贷后，可用于日常消费的可支配收入也在减少。

他说，居民防御性储蓄的加速显示出，在经历过疫情封控、经济下滑、裁员潮后，大量上海、北京居民养成了“省钱过冬”的习惯。

上海居民王女士对大纪元记者说：“它（政府）促进消费，叫我们去买东西，换手机，换什么的，我用得好好的，去换它干什么？”

“要有条件谁不会消费，还要它刺激？这个讲法听着就不舒服。”王女士还说，“我有钱了，我想要什么就买什么，还要你来刺激我？”

孙国祥表示，中国的内需复苏非常脆弱，不能单靠补贴来拉动，而且那也只是短期刺激手段；再加上中国家庭的债务（如房贷）在收入中占比较高，这都让中共政府刺激消费的空间很有限。

日本东陶（TOTO）陶瓷洁具公司4月28日宣布将关闭该公司在北京和上海的生产基地，这两处基地的员工人数共有大约2,000人。

这只是最近的一起外资撤离案例。在美中关税战和贸易战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包括苹果在内的很多跨国企业纷纷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同时，中国的很多私营企业也因为接不到海外订单而面临倒闭的风险。

孙国祥表示，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最先感知经济冷暖的城市，那里的企业裁员压力比较大，这会直接打击居民对经济的预期和消费信心。

王女士说：“原来上海人很多，上海的外资企业多一点的。现在人口都减少了，单位撤掉很多，也都生存不下去，尤其小老板、小的私营企业关掉好多。整个大趋势、大环境不好嘛，人家都生存不下去了，都关掉了。”

她提到，很多年轻人躺平，“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把所有消费都降到最低。年轻人“躺平”的原因“主要还是没有希望，让人家看不到希望。要有希望我可以努力努力，我可以拼搏拼搏的。现在没有希望”。

“要不然谁不愿意结婚、谁不愿意生娃呀。人类的历史规律呀，现在这都给打破了。”王女士伤感地说。

她表示，人们也看不清楚形势如何发展，“现在都不敢花钱，不知道什么形势，不知道今后发展成什么样，都不敢消费。”

孙国祥表示，由于大量企业裁员和经济不景气，这也让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下降，特别是“年轻有消费力的外来人口”的流失也削弱了一线城市的消费需求。

他认为，在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和中美贸易战及就业市场恶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内需疲软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现象，中国的“内循环模式”也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的经济复苏恐怕也难以持久。

北京与上海的消费疲软暴露出中共宣传的“内需市场的底气”的不足，孙国祥表示，这种现实和宣传之间的落差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内部需求动能不足的深层挑战”，而中国内需市场不足的后果很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放缓、财政恶化、就业困难和社会风险上升”。

王女士感叹中国的现实说：“不知道到哪天能正常起来，现在反正是不正常，我们感觉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