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遭民警责骂 男子插话被拖女厕群殴

2024年7月5日，华商报大风新闻以《母亲派出所里遭民警责骂，男子插话后被拖进女厕群殴，三次司法鉴定均为轻伤，打人者终被采取强制措施》为题报道的新闻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记者获悉， 2025年1月14日，3名涉案警员被押上法庭公开受审。

派出所内男子被多名警员拖进女厕群殴，

致右侧多发肋骨骨折、左侧眶内侧壁凹陷

被害人孙先生在派出所内被警察群殴，是发生在2022年8月29日这天。

据孙先生讲，他在深圳工作，在青海省西宁市有一家家居店，店铺由父母照料着。因为父亲患癌，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不得不回来照看。不凑巧的是，那几天他的母亲又扭伤了脚。因此，除了卧床的父亲不下楼外，他和母亲也有几天没下过楼。 2022年8月29日一早，孙先生眼见母亲扭伤的脚有所好转，便带母亲下楼一起做核酸检测时的取样，因他们扫码显示异常，遂被赶来的民警带到西宁公安彭家寨派出所。



孙先生被赶来的民警带到西宁公安彭家寨派出所

“当时一共是5个人被带到派出所。”孙先生回忆：“起初，民警骂的是我们5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我妈就跟民警解释没及时做的原因，没想到，民警从骂所有人变成了只骂我妈一个人。我扭头跟我妈说，‘妈，你别说了’。就是这个举动，引起了民警的不满，他们冲过来几个人，有的扭我胳膊，有的揪我头发，还有掐我后脖子，一群人把我拖拽进了女厕所，嘴里不停地质问我，‘骂你不服啊，服不服啊？’”

“我感觉有五六个人，对我拳打脚踢。”孙先生在昏迷前的意识只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头和左手都被人踩在脚下，他的右手抓着一个人的脚脖子哀求别打了；另一个就是听到打人者的对话：“厕所没监控，打完就说是摔的”……之后，孙先生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后，孙先生发现自己趴在派出所的楼道地上，身边是不断呼喊他名字的母亲，裤子从里到外都湿透了，下半身冰冷冰冷，他说他意识到自己小便失禁了……

被打后的孙先生尿血、头晕，喷射式呕吐……最终，经多家医院多次诊断，他的右侧多发肋骨骨折，头部外伤，多发软组织挫伤、左侧眶内侧壁凹陷。



孙先生被殴打致多处受伤

事后签和解协议接受10万元赔偿，

警方承诺会严惩3名打人警员

得知孙先生伤得不轻，彭家寨派出所的领导多次上门，希望能跟孙先生私了此事。

在孙先生提供的多段交谈录音中，记者了解到，一位张姓所长表示，事情发生后，他受上级领导的指示，来跟孙先生谈和。他说，从派出所楼道里的监控来看，当时进女厕所的总共是4名警员，并非孙先生所说的五六名，又经了解，进去的4名警员中，有1名警员没动手，动手的3人中一名是民警，另外两名是辅警。同时，他表示，对于孙先生在派出所里受到的伤害给予道歉，并一再保证，内部会对打人者进行处理。

2022年9月6日，孙先生签了和解协议，遂接受对方10万元的赔偿、以及免除他3个月养伤期的铺面租金的补偿。随后，孙先生度过了漫长的身体恢复期，“被打后我的头肿得都变了样，脸肿得张不开嘴，但凡说话或轻微的张开点，就扯着太阳穴疼。夜夜睡不着，一闭眼就是一群人打我的场景。”孙先生说，直到肋骨骨折的地方痊愈，也没等来警方的内部处理结果。

涉事警员照常上班否认打人，

男子向多部门举报警方以故意伤害立案

2023年5月22日，孙先生前往彭家寨派出所询问情况，不料殴打他的警员张某还在正常上班，并对打人一事矢口否认，称孙先生身上的伤是自己摔倒的。孙先生很是气愤，他说自己同意私了不是因为赔偿，赔偿只是他们给出的态度，前提是他们内部要处理打人者，可现在殴打他的人却睁眼说瞎话。

对于涉事警员否认打人，以前一直让和解的孙父也支持儿子继续讨说法。

此后，孙先生向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举报，向督察举报，向纪监部门举报，并先后做了三次司法鉴定，第一次鉴定结果显示：孙先生外伤致头皮挫伤评定为轻微伤，右侧6-7根肋骨骨折评定为轻伤二级；第二次鉴定为：孙先生因外伤致头皮挫伤及右侧6、7根肋骨骨折为轻伤二级；第三次的鉴定没了肋骨骨折的部分，结果为“孙先生右肩部、头面部等处确遭他人外力作用，则其右侧肩胛骨骨折已构成轻伤二级，其头部外伤后伴有神经症状、头皮挫伤、面部软组织挫伤分别构成轻微伤”。

2023年10月3日，西宁警方对孙先生被故意伤害一案作出立案侦查决定。

2024年5月22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从西宁警方获悉，此案提级至西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侦办。

2024年7月3日，记者再次致电该案的办案民警询问进展，获知西宁警方对涉事民警采取强制措施，案件准备移送起诉。

3警员因故意伤害罪被公开受审，

辩护律师当庭质疑孙某受伤是被其父殴打所致

2025年1月14日，3名涉案警员在西宁城北法院公开受审。孙先生作为受害人，被法庭安排到了旁听席上，要求他只能听不许发言。



孙先生作为受害人，被法庭安排到了旁听席上

3警员被检方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其中被告人张某系彭家寨派出所民警，被告人吴某某和李某某系该派出所辅警。庭审中，3名被告人依次出庭陈述打人经过。

据悉，被告人张某介绍了他在案发时期工作压力大，对怎么实施的殴打行为避而不谈，直到法官提醒，张某才切入正题，他说就打了两拳。对于为何要将孙某拉进女厕所的问题，张某说，因为其他群众态度较好，不想让他（孙某）的态度影响其他人，避免执法受阻。

直到被告人李某某入场陈述，孙先生才知道自己被打的一些细节。

被告人李某某说，因孙某被带到派出所后的态度显得抗拒、不以为然，他与张某一起扯着头发、架飞机式将孙某带到女厕所，“我们和张某之间没有交流，我看他想拽孙某，我明白了他想给孙某点教训，就配合他。”而张某却说：“我是配合李某某。”



孙先生被带到女厕所殴打

当天，在法庭上几被告人出现多次这样互相指证、推诿的情况。

法官询问得知，该派出所只有男女厕所无监控。当法官问到孙某被带到女厕后是怎么躺在地上时，被告人张某说是孙某自己抱头躺下去的，被告人李某某对此反驳：“他说的不对，是他抓着孙某肩膀按下去，用膝盖顶他的胸部、腹部，将孙某打倒，还用脚踩孙某头部，使孙某的头撞在地上发出撞击声，我听了感到害怕，不敢再打，吴某某入场时孙某已经在地上了，他也打了孙某。”

被告人辩护律师当庭质疑：孙某受伤是被其父亲殴打所致。公诉人表示，调查了孙父的病案及手术记录等，认为孙父无犯罪可能。

涉案3人是否有权处理未做核酸人员？

一辅警踢人中导致自己脚骨折

那么，3名被告人是否有权处理未做核酸检测人员？法官对该问题展开调查。经询得知，核查没做核酸人员信息的是辅警李某某，张某是负责这几名群众所在地的社区民警，而辅警吴某某当天值班，吴某某在听到女厕所有动静后，自己进来没和任何人交流的情况下就加入进打人的行列。而被告人张某和李某某均在法庭上证实，吴某某因殴打孙某导致自己脚骨折，并于当晚打上了石膏。

庭后孙先生气愤的说，“我们彼此不认识，我也和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冲突，把把自己脚踢骨折，难以想象打我时使了多大的力？”

公诉人表示，被告人张某、李某某、吴某某分别于2024年6月11日、6月14日被书面传唤到案。案发后，各被告人向被害人孙某进行经济赔偿10万元……3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基本没有异议。

最后，公诉人考虑被告人认罪认罚并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认为可以对几名嫌疑人从宽处理，建议对3人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适用缓刑。

律师观点一：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大，

犯罪情节不轻不适用缓刑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3名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大，犯罪情节不轻，不适用缓刑。

据其介绍，《刑法》第72条对缓刑的适用条件做了明确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而依据《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足见，轻伤害而非重伤害案件，可在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再结合上述《刑法》第72条的规定，如果犯罪情节较轻，则可适用缓刑，也就是说，如果犯罪情节较重，则不可适用缓刑。

因此，本案能否适用缓刑取决于犯罪情节是否较轻，而非赔偿是否到位、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如果犯罪情节都不轻，即使赔偿到位且取得被害人谅解，也不可适用缓刑。

赵良善表示，反观该案件，就是因为孙先生所谓“多嘴”，就惹怒了张某，张某也在庭审中表示其因工作压力大，迁怒于孙先生，这种平白无故地殴打孙先生，对孙先生而言，的确是无妄之灾。张某有意掩盖犯罪事实，将孙先生拖拽到女厕所施暴，意图让孙先生陷入无证据支撑的被动局面，可以想见，张某主观恶意有多大。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吴某某因对孙先生施暴，居然把自己的脚踢骨折。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三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着实不轻，既然不轻，就不该适用缓刑，应对三被告人判处实刑。有鉴于三被告人认罪认罚且积极赔偿，可以在法定的刑期内予以减轻处罚。

律师观点二：

民辅警知法犯法应从重处罚，法院不该剥夺被害人发言的权利

北京市天元（西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胡超奇律师认为：一名警察和两名辅警借故殴打他人，手段凶狠，造成被害人头皮挫伤和肋骨骨折，构成轻伤二级，应当依法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认罪认罚并赔偿了受害人的经济损失，可以考虑从宽处罚，但是被告人作为警察（辅警），知法犯法，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亦应当酌情从重处罚。建议量刑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是检察院的疏失。

胡超奇说，另外，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的原告人和被害人，开庭时应当坐在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或者被害人席位上，被安排在旁听席上并不允许发言，剥夺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不但有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陈述的权利，向被告人发问的权利，而且还有举证质证的权利和参加法庭辩论的权利。

被害人拒绝出谅解书：

“若为钱折腰，我想我一定会后悔”

在庭审前的2024年底，涉案的民警张某与孙先生律师联系，希望取得孙先生的谅解，这样他的工作能够保住，也说了很多自己生活的不易，期间双方也谈到了用钱补偿，但孙先生思来想去，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他说，“若为钱折腰，我想我一定会后悔。”

被打后的孙先生长期做噩梦、失眠，并且焦虑于眼眶骨的凹陷造成他的容貌与视力变化，当时的闭合性颅脑损伤也让孙先生时常觉得自己学习能力、记忆力、理解力、逻辑思维等大不如前。这些困扰让他患上抑郁症。

2024年10月，孙先生住进西安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说，事情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等对方的道歉，“他们若当面跟我道歉，我心里多少能好过点儿，可始终打人者都没出面，甚至于我找上门去问，他们竟不承认打过我。”孙先生说，这些种种行为，都让他无法原谅。

此前，孙先生的代理律师经过计算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向法院递交了一份请求刑事附带民事的起诉状。在法院调解下，张某等人在开庭前就这部分向孙先生赔偿了18.8万元。孙先生说，“这部分赔偿都是有依据有票据的，但让我出谅解书，然后让他们当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正常上班，我做不到，我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受到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