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我们失去了这些伟大的头脑

2024年，我们认识了许多人，也与许多人告别。《赛先生》的“逝者”栏目，回顾了六位伟大头脑的人生经历。这些记录并不全面，只是他们一生的很小一部分。面对离别，在缅怀他们的同时，我们可能也会对照想起，自己这一生想要如何度过。

希格斯：特立独行的“上帝粒子”之父

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1929年5月29日－2024年4月8日）。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当地时间2024年4月8日，英国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去世，享年94岁。

希格斯是粒子物理学界近百年来的传奇人物之一。他一生只发表了八篇纯学术的论文，而且单打独斗，特立独行。1979年，50岁的希格斯就金盆洗手，不再做科研，也不申请经费，更不带学生，只专心教书，以及等待诺贝尔奖。

2012年7月，希格斯粒子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上被发现；2013年12月，希格斯和差不多同时提出规范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的比利时物理学家弗朗索瓦·恩格勒（Fran?ois Englert）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詹姆斯·西蒙斯：最会赚钱的数学家，不忘反哺数学

詹姆斯·西蒙斯（1938-2024年5月10日）。图源：维基百科

2024年5月10日，著名数学家、投资人、慈善家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在纽约去世，享年86岁。作为一位屡获殊荣的数学家，西蒙斯曾担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数学系主任，并在1974年和陈省身共同提出陈-西蒙斯常量，这一工作是微积拓扑学的基础理论，后来也在量子场论、弦理论、凝聚态物理中发挥开创性的作用。

作为量化投资领域的传奇人物，西蒙斯创立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建立数学模型来识别金融市场的价格规律，并大获成功。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标志性产品大奖章基金在1988-2018年的年化复合收益率高达39.1%，大幅领先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化复合收益率。

西蒙斯在清华大学捐建的陈-赛蒙斯楼 （赛蒙斯即Simons的另一音译）

作为富有灵感和慷慨的慈善家，西蒙斯和妻子在1994年成立西蒙斯基金会，支持全球科学家和组织推动数学和基础科学研究的前沿，并支持了一份享誉科学界的科普杂志《量子》。他还创办了非营利机构美国数学组织（Math for America），以改善美国公立学校的数学教育。

远藤章：让数百万人受益的“他汀之父”

远藤章（Akira Endo，1933年11月14日-2024年6月5日）。图源：维基百科

当地时间6月5日，他汀开发先驱远藤章在东京逝世，享年90岁。远藤章是世界上第一个他汀类药物——美伐他汀的发现者，被称为“他汀之父”。虽然美伐他汀从没有真正上市，但是远藤章关于降胆固醇药物开创性的发现，影响到了其他多个他汀类药物的发现与上市，拯救和延长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他也因此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和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盖尔德纳国际奖。

英国心脏基金会首席科学和医疗官布莱恩·威廉姆斯（Bryan Williams）教授在接受BBC采访时称远藤章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率先研究如何解决胆固醇问题的人，以及他提供的治疗方法使数百万人受益并挽救了他们生命的人，却从未获得过（诺贝尔）奖。我认为这是一种遗憾。”威廉姆斯说。

李政道：无可替代的杰出华人科学家、教育家

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凌晨，世界杰出科学家、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2024年8月4日）在美国旧金山逝世。

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在旧金山的家中，睡梦中安详离开。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李政道告诉家人：我永远会是你的一部分；你永远会是我的一部分。

“尽管这个时候只有家人在身边，但我想，父亲这句话既是说给我们的，更是说给他多年来的各位老师、同道、朋友，永远的科学和祖国。”李政道的长子李中清回忆道。

李政道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两位华人学者之一。1957年，当他和杨振宁因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仅31岁。

李政道出生于上海，成长于动荡的战争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他辗转于多个学校，小学、中学均未能正常完成学业，大学则先在南迁至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求学一年，后转学昆明西南联大，1946年大二刚结束，他被派往美国学习原子能技术未果，被芝加哥大学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师从物理大师费米，23岁即获博士学位。曾在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巴纳-香槟分校做博士后研究，1953年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直到2012年荣休。

对于李政道的去世，《纽约时报》、《自然》杂志、《华盛顿邮报》、美联社等多个国际媒体先后发布讣闻，高度评价李政道的科学成就，尤其是打破物理学界固有认知的宇称不守恒的工作。李政道服务了5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不仅称颂了他对于扩展人类认知的贡献，还盛赞其开启了中美两国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国际合作新纪元。

自1972年首次回国访问，李政道的后半生与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宏观层面提建议，到具体推动中国高能加速器的建设，促成中国高能物理人才赴美交流和培训，创建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选拔优秀中国学生送到美国攻读物理专业研究生，再到帮助建立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博士后制度，正如科学史学者、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所说，“他的作用无可替代”。

回忆起李政道，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他寄来的贺年卡。

“在座的很多人可能每年都会收到李先生的贺年卡，我想这都会是我们珍贵的人生的纪念，我们也会永远保留它。”8月11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在悼念李政道先生的一个追思会上讲道。

李政道先生准备的贺年卡，核物理学家王乃彦院士说，“给其他同志的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给我的）不是市场上买到的贺年卡，是他自己设计的，而且在计算机里面画出来的，里面讲的话都是非常亲切，都还不是叫先生，都是以兄弟来相互称呼。……他每次都给我有回卡，现在回卡都保留在我那里，是非常珍重的礼物。”

王乃彦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主任。在线参加追思会的他回忆说，当年他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同事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签订合作协议后，向李政道汇报工作，并就未来与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和欧洲欧洲核子中心合作征求他的建议。“他非常谦虚，说了很多鼓励的话，都是鼓励我们要在国际合作中为国家争光，要自己好好的努力，而且也要尽量掌握自己的主动权。”王乃彦说。

欧阳钟灿每年春节到一墙之隔的彭桓武先生家拜年时，彭先生第一件事就是说，“李先生又给我写了贺卡。” “这个贺卡大家都收到，但他最激动的就是，李先生是诺贝尔奖(得主），彭先生是两弹一星（功勋），但李先生每次都写的是晚辈李政道，所以他很感激。”

在庆祝李政道先生九十五华诞时，欧阳钟灿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令他意外的是，李政道也给他写了贺年卡。“这使我觉得李先生真是人格道德，非常体贴。”

赵忠贤回忆了他与李政道先生的第一次见面。1987年3月的美国物理学会，临时增加了“高临界温度超导体专门会议”，赵忠贤代表中科院物理所做报告，介绍他们在高温超导上的突破性工作。报告结束以后，李政道邀请他和陈立泉、谢希德到家里吃饭，“据说这饭还是秦惠箬女士亲手做的，”赵忠贤说，“我觉得他对中国任何一个在物理学上的进步都会给予鼓励和支持。”

周光召：中国的科学领袖

周光召（1929年5月15日-2024年8月17日）。图源：中科院理论物理所

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8月17日晚上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周光召1929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曾担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位，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并深受尊敬的政策制定者和领导人”。

与这个国家同时代的许多科学家相似，周光召的个人抱负，与国家的需要和利益紧密相连，在每一次重要的职业转折点，都选择了服从国家的需要，也影响到中国的科技政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周光召在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很早就表现出天赋和才华。在苏联工作期间，29岁即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且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不满30岁即推导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成为国际公认的PCAC的奠基者之一。

当周光召在国际理论物理学家崭露头角之时，因1959年苏联停止对中国的原子弹设计的援助，中国决心自力更生设计原子弹，他放弃了心爱的基础研究，用自己的理论知识来帮助国家原子弹研制工作。

整个国家结束动乱，迎来改革开放后，周光召重返基础物理研究，并在80年代初赴美国和欧洲访问、工作。正当他在海外声誉日隆，他再次被召唤回国，成为一名国家官员，负责科学相关方面的管理工作。他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1月，周光召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在带完最后一批学生后，周光召再也没有招收研究生，也不再使用“博士研究生”的头衔。“为了做好科学院的领导工作，周光召在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是做出了明显牺牲的。”2009年，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同事郝柏林写道。

作为曾经的一线科研人员，周光召深知学术自由和民主精神对科学的重要性，他强调行政要做好服务，为学术更好地发展提供更优良的条件，为学术研究扫除障碍。

“说真话、讲实话，是先生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他多次对我提及，如果科学没有了学术自由和民主，论资排辈，中国科学未来发展令人忧心。”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徐冠华写道。

周光召在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初期，国家领导对基础科学发展的力度有限。但他明白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周光召忍辱负重，坚持进行改革。

“也许可以说，中国科学院近30年以来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确立所长负责制。这个改革，对于中国科学院的发展，迄今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饶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库珀：BCS理论的创建者，记忆研究亦成果丰硕

库珀因对解释超导性的BCS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而闻名。图源：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hysics/1972/cooper/biographical/

2024年10月23日，超导领域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利昂·库珀（Leon N. Cooper）去世，享年94岁。

库珀27岁就与同事约翰·巴丁 (John Bardeen) 和罗伯特·施里弗 (Robert Schrieffer) 发表了著名的巴丁-库珀-施里弗 (BCS) 超导理论，这一革命性工作成功了解释低温超导体的超导性。1972年，42岁的库珀因BCS超导理论获得诺贝尔奖。他之后转向一直很感兴趣的神经科学和记忆的研究，同样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库珀于 2014 年正式退休，但他从未失去好奇心。同年，他出版了一本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Values, Culture, and the Mind的论文集，探讨了科学有极限、秩序从何而来、我们能否理解意识等许多基本而复杂的问题。他认为，科学源于人类独特的欲望，即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而想象力是这一过程的关键部分。

“在人类智力最重要的方面——想象力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我们的想象力是奇妙地自由的，能够进行任何组合，不受逻辑或经验的约束。”他写道。

PS：在2024年的倒数第二天，也就是12月30日，国际著名化学家、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詹姆斯·弗雷泽·司徒塔特（James Fraser Stoddart）教授逝世，享年82岁。

司徒塔特因在分子机器的设计与合成方面的开拓性贡献获得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他极力赞赏科学的全球性，先后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工作多年，2013年以来与中国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学术合作。2023年还受聘于香港大学，担任化学系的讲席教授。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之旅时，这位出生于爱丁堡的科学家写道：在我的一生经历中，我的目标始终如一：从生活的过山车中汲取更多的见识与智慧，对世界的运作有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