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外交政策》：

一场大规模再平衡即将到来

全球贸易调整的代价，将由谁承担？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如今全球经济中那些已经成为常态的贸易失衡，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德国以及少数其他经济体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顺差，而美国则通过维持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吸收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这种局面迟早会发生变化。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资本充裕的发达经济体而言，长期维持贸易逆差，最终必然伴随着两个结果之一：要么失业率上升，要么债务不断增加。而这两种情况都无法无限持续下去。

理论上，主要顺差国和逆差国完全可以通过协调来完成调整。

顺差国扩大国内需求，逆差国逐渐降低对债务驱动型消费的依赖。这样一来，全球贸易失衡便可以逐步缩小，同时避免全球需求出现剧烈收缩。

这当然是最合理的解决办法。

但问题在于，各主要经济体对于贸易失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存在根本分歧，因此它们几乎不可能达成这样的协调方案。

中国认为，问题来自美国过度消费和巨额财政赤字；美国则认为，问题来自其他国家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欧洲甚至尚未形成一个统一而清晰的诊断。

因此，各方提出的解决办法彼此冲突。

北京希望逆差国提高储蓄率，却不愿改变中国自身的增长模式。

华盛顿则希望顺差国通过把更多收入重新分配给居民部门，降低贸易顺差。

欧洲领导人仍然强调多边合作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

这意味着，全球主要经济体协调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非常低。

正如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今年早些时候在《金融时报》所写的那样：

如果已经没有多少机会采取预防性行动，那么“第二好的选择，就是为危机做好准备”。

而现在，各国正在这样做。

历史经验表明，如此规模的贸易失衡几乎总是以痛苦的方式结束，而且调整造成的损失从来不会平均分配。

债务水平高、生产率低的国家，更容易承担贸易调整的代价。

但与此同时，一个国家拥有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也决定了它能否把部分调整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

在今天三个最主要的经济力量中，中国最为脆弱；美国拥有最强的降低自身风险敞口的能力；欧洲则拥有潜在的巨大力量，却未必具备真正使用这种力量的政治能力。

各方目前为了保护自己而采取的行动，恐怕都无法降低危机发生的风险，也无法减少危机的总体成本。

真正的问题只是：

当调整最终到来时，谁将承担最大的损失？

历史总是在重复

过去一个世纪中，大规模、长期性的贸易失衡曾多次出现，而它们几乎从来都不是无害的。

其中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

当时美国生产率迅速提高，但工资并没有同步增长。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消费能力，美国因此形成巨额贸易顺差。

欧洲则形成相应的贸易逆差，因为许多欧洲国家需要大量从海外借款，以重建被战争摧毁的经济。

德国尤其依赖海外借款，不仅用于推动国内经济增长，还用于支付战争赔款。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债务也迅速上升，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向消费以及资产投机。

随着贸易失衡不断扩大，美国制造业以欧洲制造业为代价持续扩张，贸易保护主义压力随之增加。

1927年，法国让本国货币贬值。

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

同年，德国实施进口限制，并开始配给外汇。

甚至作为巨大贸易顺差国的美国，也因为制造商和农民抱怨需求疲软威胁国内生产和就业，于1930年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

最终，调整以20世纪30年代初至中期全球贸易在大萧条期间崩溃的形式到来。

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遭受冲击，但承受的代价并不相同。

英国这样的贸易逆差国反而恢复得更快，金融危机也相对较轻。

美国这个巨额顺差国却承担了极大比例的调整成本。

美国出口下降速度超过进口，国内投资崩溃，银行大量倒闭，企业破产激增。

大规模贸易失衡，几乎总会以痛苦的方式结束。

下一次重大的贸易失衡，则成为一个罕见的例外。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再次形成巨额贸易顺差，而欧洲和日本形成相应的逆差。

与20世纪20年代类似，这些逆差主要用于战后经济重建，大量资源进入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但与此前不同的是，各国政府当时严格控制资本流动，而进口资本主要用于能够产生足够未来收入的生产性投资，从而可以偿还相关债务。

由于这些投资具有很高的生产率，债务相对于GDP并没有大幅增加。

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也很小，因为欧洲和日本迫切需要进口商品，而美国则积极支持两地重建。

在这些极其特殊的条件下，贸易失衡逐渐自行消失，没有任何国家承担特别严重的调整成本。

但此后又出现了四轮严重贸易失衡，而每一次最终都给相关国家带来了痛苦。

拉丁美洲债务危机

第一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

当时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全球油价从70年代初每桶大约2美元，上涨到70年代末约30美元。

中东以及其他欧佩克产油国因此积累了巨额“石油美元”顺差。

这些资金大量存入国际大型银行。

银行为了寻找新的贷款客户，又把这些资金贷给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结果是这些国家货币估值过高，同时形成巨额贸易逆差。

到了80年代初，全球利率上升，使这些债务变得不可持续。

债务危机最终消除了贸易失衡，但贸易逆差国承担了绝大部分调整成本：

经济衰退、通货膨胀、财政紧缩，以及长达十年的增长停滞。

日本、德国与1985年《广场协议》

下一轮贸易失衡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

这一时期，日本生产率增长速度超过工资增长速度，于是开始形成巨额贸易顺差。

德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英国和美国则通过贸易逆差吸收日本和德国的顺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

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债务出现惊人增长，大量投资流向最终回报率远远低于预期的项目。

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也不断增加，最终促成1985年的《广场协议》。

世界主要经济体同意推动日元和德国马克相对于美元升值，希望借此减少全球贸易失衡。

然而，真正解决失衡的并不是《广场协议》本身。

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贸易失衡才真正得到调整。

日本资产价格暴跌、长期通缩，并经历多年经济停滞。

德国的情况则很难直接比较，因为1990年东西德统一恰好在同一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经济。

亚洲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在某些方面与70年代拉丁美洲的贸易失衡非常相似。

90年代初，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一批东亚经济体。

这些经济体形成巨额贸易逆差，而日本、欧洲国家以及越来越重要的中国则形成相应顺差。

这些亚洲经济体的国内债务和外债迅速增长，但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有限。

然而，1997年投资者信心突然崩溃后，调整迅速而残酷。

货币暴跌、银行危机以及严重经济衰退席卷东亚贸易逆差国。

与此同时，贸易顺差国承担的成本却很少。

欧元区危机

最后一次发生在大约2002年至2008年。

德国实施劳动力市场澳革，使工资增长速度低于生产率增长速度，由此造成储蓄大幅增加，并形成巨额贸易顺差。

德国向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其他欧元区经济体出口越来越多的商品。

这些国家则形成贸易逆差，并通过迅速增加债务来为逆差融资。

由于这些经济体都属于欧元区，共享同一种货币，因此各国既无法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也无法通过汇率调整解决失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终引爆欧元区危机。

贸易逆差国随后经历主权债务危机、高失业率、财政紧缩以及长期经济停滞，贸易失衡最终以这种方式得到纠正。

谁将承担调整成本？

这些历史案例说明，当贸易失衡同时伴随着债务迅速增长，以及顺差国或逆差国金融体系越来越脆弱时，问题就会变得危险。

如果一个贸易顺差国能够把高储蓄用于国内或海外的生产性投资，那么贸易失衡可以维持很多年，而不会造成严重经济动荡。

但如果这些过剩储蓄最终被用于低效投资，或者推动贸易伙伴出现高消费、资产泡沫和长期财政赤字，那么整个体系就会越来越不稳定。

贸易保护主义通常并不是贸易冲突的根源。

它更像是贸易失衡长期得不到解决之后出现的症状。

没有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意味着最终调整不会痛苦。

但当一个国家开始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时，它可以影响调整究竟发生在哪里，以及谁来承担代价。

究竟是顺差国还是逆差国承担更多损失，还取决于哪一方更有能力利用贸易政策、金融政策或者汇率政策迫使对方调整。

当逆差国政治力量较弱，无法独立融资、无法保护本国货币，又不能在不引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限制资本和贸易流动时，逆差国往往承担主要成本。

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1997年的东亚以及2008年后的南欧都是如此。

但如果逆差国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可以通过限制进口、限制资本流入、让本币贬值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减少贸易逆差，那么顺差国反而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

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以及90年代开始的日本就是这种情况。

它们的贸易伙伴通过减少进口、增加出口来降低自身逆差，结果迫使美国和日本以顺差为基础的增长模式瓦解。

最终，投资崩溃，出口下降，企业利润下降，资产价格下跌。

对于今天的政府来说，历史给出了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

哪个国家的债务增长最严重，却没有同步形成相应的生产能力，哪个国家在贸易调整到来时就最危险。

第二：

参与贸易失衡的国家都可以设法把调整成本转嫁给别人，但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以及运用这种实力的能力。

即将到来的危机

今天全球贸易失衡的规模异常庞大，因此未来的调整很可能尤其困难。

中国看起来是其中最脆弱的一方。

中国目前的债务负担已经位居世界最高水平之列，而且可能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债务占GDP比重增长。

其中大量债务被用于经济回报越来越低、甚至为负的投资项目，包括：

过剩的住宅房地产、利用率不足的基础设施，以及远远超过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产能。

如此巨大且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给北京造成了巨大压力，使其必须尽可能避免承担全球贸易调整的大部分成本。

中国几乎肯定会努力把尽可能多的调整负担转嫁给贸易伙伴。

因此，中国有充分动力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最大的贸易顺差。

这样一来，国内过剩生产就可以由海外市场吸收，而不必迫使中国国内生产和就业出现剧烈收缩。

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可以把调整过程延长到很多年，在逐渐降低债务负担的同时，让贸易伙伴承担更多成本。

这些成本可能表现为：

更大的贸易逆差、更高的债务、去工业化或者更低的经济增长。

然而，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或者海外需求下降，使这种战略无法继续，中国经济就可能面临以下几种情况的组合：

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投资下降以及金融压力增加。

美国有能力拒绝继续承担逆差

北京能否把调整成本转嫁出去，最终取决于世界其他国家是否愿意继续吸收这些成本。

华盛顿几乎没有理由继续允许美国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逆差。

美国既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需求来源，因此拥有足够的经济力量降低自己的贸易逆差，不再继续充当“全球最后的消费者”。

而且，美国贸易政策高度集中于行政部门。

总统依据广泛的法律授权，可以实施关税、投资限制以及出口管制。

因此，美国不仅拥有经济能力，也拥有实施这些政策的政治能力。

如果美国通过产业政策扩大国内制造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关税和其他限制措施加强对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控制，那么中国以及其他主要顺差经济体将无法继续依靠美国的巨额逆差维持自己的巨额顺差。

这些顺差国最终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通过国内生产收缩来减少贸易顺差，并承受相应痛苦；

要么寻找新的进口国，让其他国家继续吸收自己的过剩产品。

美国拥有降低自身贸易逆差的经济实力。

欧洲可能处于最困难的位置

这让欧洲陷入了一个可能最为困难的处境。

欧元区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二大的需求来源，因此欧洲当然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

真正不确定的是，它是否拥有使用这种力量的政治能力。

欧洲的决策体系高度分散，各成员国利益也经常存在明显分歧。

如果美国成功减少贸易逆差，同时扩大自己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而中国又拒绝相应减少贸易顺差，那么政治上高度分裂的欧洲可能在事实上被迫承担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

代价可能包括：

去工业化、债务增加以及经济增长减弱。

而这个过程，或许已经开始。

一旦世界主要经济体不再讨论“怎样把全球调整的总成本降到最低”，而开始考虑“怎样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那么以相对温和方式解决全球贸易失衡的机会也就已经消失了。

北京似乎决心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贸易顺差。

华盛顿则同样决心降低自己的贸易逆差。

如果欧洲最终能够形成足够的政治能力，也开始减少自身逆差，那么全球调整的主要负担将越来越多地落到贸易顺差经济体身上。

它们将不得不更多依赖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

但如果欧洲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欧洲就会吸收越来越多的全球贸易顺差。

这样一来，今天看似主要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最终可能演变成：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冲突。

而中欧双方真正争夺的，将是谁能够避免承担未来更加沉重的全球经济调整成本。

历史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贸易失衡最终一定会得到纠正。

真正无法确定的只是——

这个调整过程究竟会造成多大破坏，以及最终由谁来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