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的顾梅娣去世后，留下近500万元的遗产。

她一生未婚，无儿无女，和亲戚也没有多少来往。去世前，她曾指定一家社会监护组织作为意定监护人，并告诉公证员，想把财产全部捐给社会。但遗嘱还没来得及立，人就走了。

500万遗产归谁？谁来替她处理身后事？

2021年，“意定监护”被正式写入《民法典》。它允许一个人在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提前指定自己信任的个人或组织，在未来失能、失智后，替自己处理医疗、养老、财产等一切事务。

制度有了，但现实远比法条更具体和复杂。

有人临终前把女友指定为监护人，唯一的房子留给她，却因为两人没有亲属关系，连领取丧葬费都遇到了难题；

有七旬老人认网络主播为“干儿子”，把自己的晚年托付给这位在直播间认识的人；

还有房东把余生托付给租客女友，却因女方名义上仍有婚姻关系，意定监护申请陷入了法律和伦理的争议。

这些关于意定监护的故事，被纪录片《前浪》第二季第一集《我在天堂等你》记录下来。导演戴茜茜和拍摄团队跟随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用近一年的时间，记录老人们如何为自己的晚年寻找托付。

随着独居老人越来越多，传统家庭关系正在松动。

没有伴侣、没有子女，或是在亲缘关系里受过伤的老年人，要怎么最大程度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晚年？ 谁签字？谁抢救？谁继承？谁担责？当不同于传统家庭关系的“托付”进入现实，它们又会遭遇什么？

我们和导演戴茜茜聊了聊。



去年春天，鲍志昌躺在抢救室里，身上插着管子，等待上海市普陀公证处李辰阳的到来。

这位脸颊深陷、脸色灰青的老人，已进入尿毒症晚期，需要依靠血液透析，来维持肾脏功能的运转。

站在病床旁边的，是鲍志昌的女友秀琴，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二十年前，秀琴离婚，儿子跟了前夫，她在农村没了家，来上海谋生。彼时的鲍志昌在上海做保安，给秀琴谋了一份看守自行车的工作，秀琴感激至今。

鲍志昌曾有过一段婚姻。在女儿十岁时，鲍志昌离了婚，女儿跟了前妻，还改了姓氏。此后，鲍志昌和妻女便断了联系，再无来往。

在弥留之际，鲍志昌希望指定女友秀琴作为自己的监护人，负责他的生养死葬。相应地，他想把自己在上海仅有的一套房子，以及死后的丧葬费，都留给秀琴。

秀琴和鲍志昌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关系。但“意定监护”和“法定监护”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监护人的选择不以亲属关系为前提。当事人在清醒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信任的人中做出选择。

公证员李辰阳曾问他为什么选秀琴，鲍志昌说：“她照顾我，我相信她。”

在李辰阳的见证下，鲍志昌举起肿胀的右手，在意定监护协议书上签了字。



抢救室里的“意定监护”/受访者提供

2012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首次将“意定监护” 制度引入中国法律体系。

2021年，《民法典》将“意定监护”制度法典化。《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名为“意定监护”。

简单来说，“意定监护”的目的是保障人的自我决定权，确保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失能失智后的生活。

李辰阳，是国内第一例意定监护生效案例的公证员，也是办理老年人意定监护公证最多的公证员。过去八年间，李辰阳经手了超过一千个案件。

这场在抢救室里公证的意定监护，是李辰阳的工作场景之一。更多情况下，他会在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的8号接待室里，与前来的当事人进行沟通。

老张和桃姐，就是这里的“常客”。

74岁的老张，上海农民，胆管癌晚期患者，医生曾断言他的生命只有三个月了。他希望指定桃姐作为监护人，把余生都托付给桃姐。他也想在遗嘱中，留给桃姐一套房子。

56岁的桃姐，安徽人，裁缝。老张是房东，桃姐是他的租客。离异未婚的老张苦苦追求桃姐，给桃姐洗衣、做饭，每天接送她上下班。就这样，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在老张生病后，桃姐则一直照顾着老张。这段关系，老张的儿子也知晓。



李辰阳会见老张与桃姐/受访者提供

这场意定监护，双方你情我愿，似乎一切都合情合理。

但桃姐仍有婚姻。桃姐和丈夫曾离过婚，只是他们的小孩无法接受，二人无奈之下又进行了复婚。这背后隐藏的情感关系，让意定监护陷入了法律与道德的困境，也成为了后续受理过程中的阻碍。

在李辰阳看来，意定监护是解决当事人的照顾困境，最大限度实现其自主意愿，让当事人能够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最终，李辰阳受理了老张的意定监护委托公证。

受理之后，公证处会有严格的调查和审核。不出意外，老张的意定监护，卡在了桃姐的婚姻问题。

时任上海市普陀公证处主任高剑虹认为，老张和桃姐的情况比较特殊，某种程度上属于非法同居，若受理成功，则意味着公证处认可他们的关系。这在伦理道德方面，必定会引起一些争议，“违反社会公序良俗肯定是无效的”。

“公序良俗，就是公共秩序和善良的风俗。”在另一位公证员杨涤非看来，这对审批人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都是挑战。

最终，老张指定桃姐做监护人的公证申请被终止。

在导演戴茜茜看来，老张和桃姐的案例，呈现出了人情的复杂，亦体现了意定监护制度在流程办理上的严谨。而正是这种复杂的案例，在探索着意定监护的司法实践。这意味着，作为一项新制度，意定监护在保障老年人自主权益的同时，也需要更细致的指引。



在李辰阳接手的案例里，来访者多是老年人——独居老人、孤老、老养残家庭等等。

他们寻找的监护人也形形色色，有亲戚、保姆、邻居、小吃店主，甚至是网络偶像。

导演戴茜茜告诉《视觉志》，在拍摄过程中，曾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带着她的“干儿子”——也是她的网络偶像，来办理意定监护。

老人已年逾古稀，丈夫和儿子相继去世后，她的生活没了支点，每天窝在家里，萎靡不振。直到，她点进了一个越剧直播间。

直播间里，老人听主播唱越剧，和主播互动，为主播打赏，二者就这样熟络起来。老人还加入了越剧主播的上海粉丝团，团里大多是中老年人，她们像彼此的家人一样，会在直播间里聊天，也常常关心彼此的近况，甚至，还会举办粉丝见面会。

有段时间，主播发现老太太很久没在直播间里冒泡了。他拜托上海粉丝团的团长去探望一下，担心会出什么问题。

彼时的老太太整个人卧在床上，精神涣散，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没有了亲人，孤苦伶仃是她的常态。她花钱毫无节制，保健品买了一堆，房间里堆满了杂物，积蓄也所剩无几。

久而久之，主播不再让老人为他打赏，相反，他决定照顾这位“粉丝”。在成为她的意定监护人之后，主播想帮老人改善生活条件，建议她把蜗居的小房子卖掉，去环境更好的养老院生活。

但老太太的邻居和一些推销保健品的人，不乐意了。

在他们看来，主播管着她的钱，不让她乱买东西，甚至还想卖掉她的房子，就是不顺她的心意。这位五十岁左右的网络偶像，也许是为了骗钱才来，他可能是个“坏人”。



老太太带着网络偶像来办理意定监护/《前浪2》

老太太动摇了。跑到公证处，单方面撤销了主播的意定监护。

主播伤心透了，他一度不想再管老太太。但日子久了，他于心不忍，没法看着老太太一个人自生自灭。没了监护人的身份，老太太的近况，他照旧关心。

久而久之，老太太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判断有些失误，似乎主播才是真正关心她的人。她拉着主播重新回到公证处，再次申请了意定监护。

她想，小房子的居住环境确实很差，也许搬进养老院更合适。

办理成功的那天，李辰阳收到了主播发来的一条微信——老太太回去之后一直在念叨，“你知道吗？今天是我死去儿子的生日。”



公证员李辰阳/受访者提供

意定监护制度支持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预先指定监护人，并就未来的医疗、养老、死亡、财产等各种事宜作出安排，有尊严地走完余生。

这与法定监护不同。通常情况下，法定监护人有明确的顺位要求：配偶、父母或子女、其他近亲属等人。而意定监护完全由个人做主，只要有充分的信任基础，在合情、合法、合理的条件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监护人。

过去，养老和监护主要靠家庭。但现在，在越来越个体化的社会之中，意定监护成为了传统家庭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一种“制度补位”。

导演戴茜茜的观察中，大部分老人更愿意把余生托付给一个具体的、有情感连接的人。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当事人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监护人。



纪录片拍摄场景 /受访者提供

在团队跟拍的过程中，曾遇到过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带着儿子来办理意定监护，母亲早已过世，儿子失聪又失明。父子俩相依为命，父亲希望在自己死前，能提前帮残疾的儿子找好监护人。

对于这种特殊群体来说，社会监护组织的出现，便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选项——由专业机构有偿充当监护人的角色，代办手术签字、养老院入住、社保申领等一系列事务。

2020年，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业社会监护组织——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上述提到的老养残家庭便委托了这家监护组织作为监护人。据戴茜茜了解，目前，整个上海的同类机构也不过两三家。



对92岁的顾梅娣来说，指定社会监护组织作为监护人，则是为了入住养老院时，能有人为她签字。

在邻居眼里，顾梅娣是一个“古怪”的老太太。一生未婚，无儿无女，性格要强，独来独往。

去年深冬，李辰阳来到顾梅娣的家中，亲自为她送上意定监护公证书。彼时的顾梅娣摔过几次跤后，想要快点进养老院。不然，还得付给护工一天三百块的工资。房间里没开空调，顾梅娣穿着厚外套，卧在床上，往身上盖了三层棉被。

这是李辰阳最后一次见到顾梅娣。



李辰阳最后一次见到顾梅娣的影像/《前浪2》

拿到公证书后的第二天，她便搬进了养老院。

在戴茜茜印象里，顾梅娣是个“很自信”的老太太。李辰阳曾建议顾老提前立好遗嘱。她并不着急，觉得自己至少还可以再活十年。

意外的是，入住40天后，顾梅娣去世了。

工作人员再次走进顾梅娣的家中，做遗物清点。抽屉里，发现了大量现金，和几捆存折，还有一张很早就买好的墓穴证。老太太一生节俭，存款一共有206万。算上房产，她留下的遗产价值将近500万。

但她没来得及留下遗嘱。



工作人员清点顾梅娣的遗产 /受访者提供

李辰阳记得，顾梅娣曾在生前和他提到过遗产捐赠，她更愿意把财产捐给社会，而非留给没有太多交往的亲戚。但仅仅只存在于口头告知，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或音像的证明，李辰阳无法替她做主。

在法律上，意定监护和遗产继承并不直接挂钩。《民法典》第1123条指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也就是说，倘若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或遗嘱中未明确指定意定监护人有权继承其财产，那么意定监护人则无权分享遗产。换言之，监护人扮演的是遗产保管人的角色，而非财产的所有者。

因此，按照法律规定，没有遗嘱，监护人只能想办法找到法定继承人。对无儿无女的顾梅娣来说，她的兄弟姐妹，或者兄弟姐妹的子女，都可能是这笔遗产的继承人。

李辰阳辅助社会监护组织，在个人档案里找线索，也尝试登报纸、广播找继承人，均没有下落。但突然间，顾梅娣多了不少“亲人”。有人打电话来询问，有人发微信过来认亲，甚至有人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专程寄过来，想要认领这笔遗产。



有人写信来申领顾梅娣的遗产/《前浪2》

四个月后，顾梅娣的侄女出现了。经过一系列的资料收集、调查取证，确认了继承人的身份真实。

顾梅娣的财产一项项清点转移，但李辰阳仍惦记着顾梅娣生前真实的意愿。他建议继承人从遗产里拿出二十万元，以顾梅娣的名义捐赠给社会组织和基金会。

“既然老太太有这个想法，对利益上没有造成重大的伤害之下，能不能实现她的想法？”李辰阳在纪录片中说道，“我们只不过是通过我们的职权、我们的工作，把人善的一面激发出来……”

最终，在公证处的建议下，顾梅娣的遗产继承人从其遗产中拨出20万，以顾梅娣的名义，捐助给了两类群体——需要社会监护服务的困境老人，以及遭遇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女性。



拿到意定监护公证书之后，监护人仍会面临未知的挑战。

意定监护公证三个月后，鲍志昌去世了。他把一套价值五十余万的房子，以及死后的丧葬费都留给监护人秀琴。

对于遗产继承的方式，鲍志昌的女儿也知情。多年来，父女俩的关系都很疏离。在女儿看来，鲍志昌几乎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她也并不指望父亲会留一份遗产给她。

但对秀琴来说，领取丧葬费，成了一个难题。

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办事窗口，秀琴拿着公证书申请丧葬费，被拒绝了。理由是，按照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可以领取丧葬费。

在现场，不知所措的秀琴给李辰阳打电话求助。李辰阳表示，秀琴有权利领取丧葬费和个人账户当中的余额，她有公证书和所有的丧葬发票。无论从逻辑上、法理上、法律上，还是社会保险的法规上来说，都应该允许秀琴申领。

“但是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的办事规则。”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解释。

“不讲规则，我们讲法律的。”李辰阳争论。

“您站在您的角度……”工作人员说道。

“我不是站在我的角度，我是站在法的角度。”李辰阳很生气，但他表示理解。此前，在上海的其他行政区，这种被拒绝的情况并不少见，但向上汇报之后，往往都能够得到受理。他建议工作人员为秀琴出具一个不予受理通知书，在书面上写清楚，“因不符合规定，因此不予受理”。这样，秀琴可以拿着凭证去申请行政复议。

工作人员再次强调，“（丧葬费）要直系亲属来申请的，只有一个公证书，我们没有办法受理。”



李辰阳帮秀琴争取丧葬费/《前浪2》

在中国，意定监护制度被写入民法典不过六年的时间。对很多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制度。

“在当时，拿着公证书却领不到丧葬费的情况其实还挺多的。”在导演戴茜茜看来，意定监护作为一项新制度，与既有的政策体系之间仍然存在大量衔接上的空白。没有细则支撑，也缺乏明确的办事指引，基层工作人员面对这类新型关系时，往往不知该如何处理，“它还处于一个灰色地带。”

最终，鲍志昌的丧葬费由其姐姐代秀琴领取。



一份意定监护协议的签署，只是一个开始。

一场意定监护公证申请，至少需要跑到公证处两次，包括咨询、受理等环节。公证员需要充分核实双方的信任基础，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毕竟，意定监护的周期漫长，长到是某个人的余生。一旦签署，公证员便可能与当事人深度绑定，直到死者安息，生者平静。

每一份意定监护协议上，都列着极其详细的要则，确保当事人能提前为那些关乎生死的问题留下自己的答案——在弥留之际，要不要插管抢救？抢救到什么程度？后事以什么方式处理？骨灰希望洒在哪里？

在戴茜茜印象里，李辰阳像是医院里的老专家，他的每一次接待，就是一次细致的问诊，“基本上要两个小时起步，他都不喝水的”。

在李辰阳经手的上千个意定监护案件中，很多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他只能依靠法律、经验以及对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判断，一点点把那些尚未发生的事情提前想清楚。

“公证员就像一座桥梁，”戴茜茜说，“一头连接着法律条文，另一头连接着具体的人的需求。”

这些年，正是靠着一个个像李辰阳一样的公证员，在实践中摸索、判断、承担责任，意定监护才从纸面上的法条，变成了一个个老人手中可以托付余生的协议。而每一次像秀琴那样在窗口被拒的经历，也在倒逼制度的完善。



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受访者提供

2026年4月21日，上海市民政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无继承人逝者丧事承办和遗产管理工作指引》，明确无继承人逝者系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承办丧事的自然人，可以向逝者户籍所在地的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申请丧葬补助金。

同年7月10日，上海市民政局针对意定监护制度公布了“两个指引”——《上海市老年人意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附老年人意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和《关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参与见证老年人《意定监护协议〉签订过程操作指引（试行）》。

指引围绕老年人意定监护的设立、启动、终止及服务支持等关键环节，作出了系统性规范。其中，示范文本将意定监护中涉及的人身照管、医疗决策、财产管理、殡葬安排等重大事项均系统梳理出来，切实有效地帮助老年人提前规划晚年生活，实现自己意愿的延续和权益的自主保障。

这对于独居老人、孤老、老养残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办理意定监护不再只能依赖少数有经验的公证员，而是有了更为标准化的流程和全市可推广的操作路径。

对于更年轻一代的群体而言，也同样意味着一种前瞻性的保障。面对老去，戴茜茜觉得自己可能更有勇气了，“所有信息都在告诉你，你可以提前做安排，不用太担心在老了之后会经历失语和失权的阶段。这种制度的存在，能够保障晚年的话语权、自主权，以及晚年的尊严。”



老人与李辰阳告别/《前浪2》

李辰阳收藏过一枚1840年法国铸造的遗嘱纪念章——为了纪念拿破仑遗骸遍国。纪念章上刻着一句遗嘱：“我的遗骸将长眠于塞纳河畔。”

他感慨，大人物可以在遗嘱里提前选择自己最后的归处，“难道说我们小人物就不值得吗？”

或许意定监护真正想留下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能。

死亡无法被安排，衰老也无法被避免。但在还能做决定的时候，一个人至少可以替未来那个已经无法决定的自己，留下最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