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教授回应《牛来》论文争议

因为网友们的玩梗与二创，电影《牛来》从一部院线边缘作品成为公共文化事件。至今，《牛来》票房突破5000万元，并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爆红十天后，关于《牛来》的学术论文已经出炉了。8月24日，著名传播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在《文化与传播》杂志公众号发表约1.4万字论文《从“情绪容器”到“民意雷达”：情绪共振、算法共谋与关系赋权——基于现象的传播学考察》。他认为，《牛来》的爆红并非内容品质的胜利，而是“情绪共振—算法共谋—关系赋权”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公众投射情绪的“容器”，也是观察社会心态的“民意雷达”。

喻国明写道，《牛来》事件是一场数字狂欢：网民以点击量为这部“烂片”“加冕”——把票房弃儿捧上话题之王的位置，又以无情的吐槽将其不断“脱冕”——提醒所有人它确实是部烂片。“加冕”与“脱冕”的循环，使人们在笑声中完成了对“品质与流量”“精英标准与大众趣味”的权威秩序的象征性戏弄。

这篇文章随即引发了网友们的争论：这是对时代情绪的敏锐捕捉，还是对一场猎奇狂欢的过度阐释？一部“烂片”的走红，真的承载了如此沉重的社会意涵吗？对于各种争议，喻国明对《中国新闻周刊》做出回应。

中国新闻周刊：你为什么会关注《牛来》现象，并很快以它为对象进行传播学研究？这个事件最初吸引你的是什么？

喻国明：最初吸引我的，恰恰是《牛来》身上那种令人不安的“断裂感”——一部艺术品质明显存在缺陷的作品，却以近乎荒诞的方式登上了2026年夏天中国社会的公共议程。在传统的传播学认知里，内容品质与传播效果之间本应呈正相关，但《牛来》将这一假设彻底击碎：上映9天票房仅7169元、观影人次仅236，随后却在短短数日内排片飙升至上万场，引来全球主流媒体争相报道。这种剧烈的“反转”本身，就是一份珍贵的研究样本。

我关心的从来不是“这部电影好不好看”，而是“为什么是它”“为什么是现在”“它的爆红透露了这个社会怎样的情绪与结构”。在我看来，《牛来》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情绪的一个“共振腔”，是公众借以投射、宣泄、协商结构性焦虑的媒介化场域。它身上同时汇聚了情绪传播、算法共谋、关系赋权这三条我长期关注的学术线索，几乎是一个“自带理论注脚”的典型案例。

更深一层，吸引我的是它背后的“加冕与脱冕”意味：一部被主流审美体系“看不上”的作品，却由亿万普通网民以戏谑、二创、玩梗的方式“加冕”为全民奇观。这本身就是一场数字时代的狂欢，是“情绪民主化”对精英文化解释权的温和反叛。作为传播学者，我无法对这样一个现象级的“民意样本”视而不见。

中国新闻周刊：这篇论文是期刊约稿，还是你对《牛来》有感而发、迅速展开的研究？从关注这一现象到形成论文，大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喻国明：这篇论文是约稿，但也是有感而发的“即兴研究”。我一向认为，好的传播学研究，问题意识应当先于论文意识——是现象先“击中”了你，你才动笔，而不是为了写论文去寻找现象。《牛来》正是如此：当它从一个票房弃儿逆袭为全民奇观时，我便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理论窗口。

整个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沉浸观察”：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泡在社交媒体里，看弹幕、看切片、看表情包、看网友的二次创作，感受情绪的温度与流向。第二阶段是“结构梳理”：把这些零散的观感收敛为几个可被理论解释的核心问题——情绪如何共振、算法如何放大、个体焦虑如何汇聚为公共情绪。第三阶段是“理论溯源”：回到传播学的学术脉络中寻找解释工具，从情绪传播、算法共谋，到“关系赋权”与“微粒化社会”，逐步搭起“情绪—算法—关系”的分析框架。第四阶段才是“落笔成文”。

坦白说，从关注现象到论文成形，时间并不长，但“快”的背后是长期的理论积累。一个研究者之所以能“迅速”抓住一个现象，是因为其理论工具箱里早已备好了相应的工具——《牛来》只是让这个工具箱得以打开的契机。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论文中把《牛来》称为承载社会情绪的“情绪容器”。烂片很多，但一部“烂片”如此爆红实属罕见，为什么在2026年的今天会发生这个现象？您在文中没有谈及这部电影内容本身，它的走红与电影内部特性是否有一定关系？

喻国明：这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我的判断是：一部作品能否成为“情绪容器”，取决于它是否恰好踩中了时代的情绪脉搏，而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并无必然关联。

从宏观层面看，2026年的中国社会恰恰处在一个多重焦虑叠加的节点上，再叠加AI技术冲击与经济不确定性，共同催生了普遍的生存焦虑。这些焦虑平日里是分散的、沉默的，而《牛来》恰好提供了一个“出口”：它以“弱意义”的开放文本，给了所有人“自由赋义”的空间，谁都能从中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焦虑与自嘲。

但也要诚实地说，电影的内部特性并非无关紧要。它的“反差美学”——精美绝伦的水墨海报与粗糙简陋的正片之间的强烈对比——恰恰惫成了传播的“第一推动力”；而“牛来”谐音“牛市来了”、“豹拉”谐音“暴拉”、“绊倒体”谐音“半导体”，这些看似偶然的梗，精准契合了大众的经济祈愿与深层社会心态。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电影的内部特性提供了“引信”，社会的结构性焦虑积蓄了“火药”，算法的共谋完成了“引爆”。三者缺一，这场奇观都无从发生。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出观看《牛来》是一场“云在场”的情绪仪式，由此也形成某种“情绪共同体”。而今天依托社交媒体形成的共同体，似乎比过去更为松散、临时和不稳定。你认为这种“情绪共同体”形成的机制是什么？对当下的人们而言，它有着怎样的精神意义？

喻国明：这种情绪共同体的形成机制，我概括为“三重耦合”：其一，算法推荐将分散的、个体的情绪体验“可见化”，让“原来你也这样觉得”成为一种可被感知的集体确认；其二，用户的二次创作将被动的“观看”转化为主动的“参与”，情绪在造梗、玩梗、戏谑中完成了“劳动”与“展演”；其三，通过围绕符号展开的意义协商，素不相识的人因共享同一个“梗”、同一种自嘲，临时凝聚为一个“我们”。这就是我所说的“云在场”的情绪仪式。

这种共同体的确是松散的、临时的、不稳定的——它随热点而起，也随热点而散，但这恰恰是数字时代共同体的真实形态。它的精神意义，我认为至少有三层：对个体而言，它是一剂“情绪止痛药”，让原子化的、孤独的个体在短暂的共鸣中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对社会而言，它是一个“压力阀”，让原本难以言说的结构性焦虑，以娱乐化、戏谑化的方式得到无害的宣泄；对治理而言，它既是“镜子”，也是“晴雨表”，让沉默的民意得以被看见、被听见。

当然，我也要提醒：这种共同体的短暂性，既是它的价值所在，也是它的风险所在——它可能来去匆匆，也可能被操纵与裹挟。这正是我在论文结尾主张“以共情化解郁结、以民意识别信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