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菲尔兹奖到基础科学无人区 丘成桐谈下一程

丘成桐说，他“不相信天才的存在”。

这句话出自一位公认的数学天才之口，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作为首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他比大多数人更接近世俗意义上的“天才”：年轻时解决世界级难题，33岁站上国际数学界最高领奖台，此后数十年始终处于数学研究前沿。

但在清华园静斋的一场《对话》访谈中，77岁的丘成桐反复谈到的不是智商、天赋和奖牌，而是另外一些看起来并不耀眼的词：

兴趣、基本功、失败、眼界、同行、环境，以及时间。

谈到新晋菲尔兹奖得主王虹、邓煜，他没有把两位年轻人的成功归结为某种神奇禀赋；谈到奥数，他直言在规定时间内解决一道题，与真正的原创研究相去甚远；谈到吸引顶尖人才，他认为高薪并非关键；面对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数学家的问题，他把人的价值指向机器最难抵达的地方——观念上的创造。

这些判断共同指向一个比“怎样培养数学家”更大的时代命题：

当标准答案越来越容易获得，一个国家应该怎样培养能够提出新问题、走进无人区的人？



从“会解题”到“做研究”

中间隔着一片无人区

王虹和邓煜，代表了两条颇为不同的成长路径。



邓煜很早便展现出突出的数学能力，曾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是传统评价体系里一路领先的优秀学生。

王虹则走过弯路。她并非一直站在聚光灯下，大学期间曾经转系，也曾短暂离开数学、进入建筑领域工作，后来才重新回到真正热爱的方向。

一个曾在竞赛体系中脱颖而出，一个一度是人群中的“小透明”。

最终，两个人都走到了原创研究的最前沿。不同经历背后，是同一个转变：他们都必须离开有标准答案的赛场，进入一个没有路线图、没有倒计时，也无人保证能够抵达终点的世界。

丘成桐把那里称为“无人地带”。

在竞赛中，一道题通常已经被证明可以解决。选手要做的是在规定时间内找到预设答案。

原创研究却完全不同。

研究者面对的问题可能没有答案，可能提问方式本身就不成立，也可能沿着一条路走了几年，最后才发现方向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丘成桐自己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注脚。



他在访谈中回忆道，为了完成一项重要工作，他花了六年时间。最初三年，他一直沿着错误方向推进。当意识到问题时，他有两个星期睡不着觉，试图挽救过去的努力。

但数学不会因为一个人的不甘而改变。

丘成桐说：“数学是个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不是由于你心里边高兴或不高兴，它是个真理。”

承认方向错误，意味着推翻三年心血，也意味着让真理战胜自己的面子。做出这个决定后，他又花了三年，才最终解决问题。

这比所有关于天才“灵光乍现”的故事，都更接近创造的真相。

真正重要的研究，往往没有即时反馈。研究者需要忍受漫长的沉默，接受努力可能归零，在没有掌声的年月里，仍然相信一个问题值得追问。

从“做对一道题”到“发现一条路”，中间隔着的不是更多训练，而是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与价值取向的全面转变。



如果教育只奖励快速成功

谁来承担漫长的失败

丘成桐并不否定竞赛的价值。

竞赛可以激发兴趣、训练思维，也能帮助有数学能力的年轻人被看见。问题在于，当竞赛从一种训练方式变成衡量数学天赋的唯一尺度，当金牌、升学与名校被捆绑在一起，教育的目标就可能改变。

孩子学习数学，不再是因为问题本身有趣，而是因为获奖能够带来升学优势；家长投入时间与资源，也未必为了保护好奇心，而是希望尽早锁定一条确定的成功路径。

丘成桐观察到，一些经过竞赛和考试训练的学生，习惯了快速获得结果。一旦一个问题研究一两个月仍无进展，便容易放弃。

但在基础科学中，一个重要问题很少能在短时间内解决。

如果教育只奖励正确，孩子就会害怕犯错；如果评价只看速度，年轻人就很难选择长周期问题；如果所有道路都被父母和老师提前规划好，他们又如何学会在没有路的地方作出判断？

采访中，主持人陈伟鸿提到当下家庭教育中常见的“托举”：父母希望替孩子承担尽可能多的困难，不愿让他们走弯路，更不愿他们失败。这种举动背后，是深沉的爱。

但丘成桐的看法几乎相反：孩子如果没有经历痛苦和失败，就难以真正成长，也难以承担未来人生中的重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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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托举，不是替孩子搬走所有石头，而是让他摔倒之后仍有站起来的能力；不是将他送上一条公认安全的赛道，而是帮助他找到眼睛真正会发亮的方向。

丘成桐没有要求自己的孩子继承数学事业。因为他看得出，孩子虽然有能力学习数学，却没有面对数学问题时的兴奋。直到他们接触生物、愿意动手做实验，他才看见那道光。

所谓人才培养，也许首先不是判断一个孩子有多聪明，而是发现什么能让他产生持久而强烈的好奇。比早早筛选出几个“天才”更重要的，是不要过早熄灭更多孩子眼中的光。



一流学问不是闭门“憋”出来的

也不是重金“买”来的

公众叙事中的数学家，常常是一个孤独的背影：独自在书房或稿纸前苦思，某个瞬间突然破解世纪难题。

丘成桐说，这种想象“不存在”。

真正的一流研究，需要长期积累，也需要高水平交流。研究者要知道同行正在解决什么问题，要理解前人走过的道路，还要在合作、竞争乃至争论中修正自己的判断。

一个人坐冷板凳、与世隔绝，然后突然一举成名，并不是科学真实的成长方式。

王虹的工作并非从空白处开始。许多数学家曾经沿着相近方向探索，她和合作者完成了关键推进。邓煜所研究的问题，则可以追溯到希尔伯特在1900年提出的著名问题。

站上山顶的人之所以抵达，是因为脚下有一代又一代研究者铺设的道路。

这也解释了丘成桐为何如此看重“大师”和学术共同体。

在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一面照片墙上汇聚着菲尔兹奖、诺贝尔奖、图灵奖得主以及众多国际知名学者。丘成桐说，把他们邀请到中国，就是要让年轻人近距离看到：真正重要的问题如何被发现，世界一流的研究怎样展开，一个成熟学者如何判断一项工作的价值。

能力可以训练，眼界却必须在真正的高峰面前打开。

因此，当人们关心王虹、邓煜是否回国工作时，丘成桐说，回不回国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肥沃的学术土壤。

这种土壤不是简单用金钱堆积出来的。薪水固然有吸引力，但如果缺少高水平同行、自由讨论的氛围、稳定的研究支持，以及对长期工作的理解，一流学者即使来了，也难以继续成长。

真正需要建设的，不是少数明星学者的“豪华办公室”，而是一张能够不断发生思想碰撞的网络。

在这张网络中，年轻人可以向大师学习，也可以挑战大师；学者既有合作伙伴，也有高水平竞争者；没有完成最后证明的人，同样会因开辟道路、提出方法而被学术史记住。

引进一棵大树，可以迅速改变一处景观；形成适合森林生长的气候，才决定一个国家基础科学的未来。



AI能够更快答题之后

人为什么还要学习数学

邓煜曾讲过一次经历：他解决一道题，用五天写出四页证明；大模型用一个小时生成了一页证明。尽管机器给出的并不是具有普遍价值的答案，速度仍然令他震撼。

如果机器越来越擅长计算、检索和推理，人类数学家是否终将被取代？

丘成桐的回答是：简单问题，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帮助；但真正有深度、特别是观念上具有创造力的数学，机器无法替代。

这个判断的重点，不是低估AI的进步，而是重新界定人的价值。

当计算不再稀缺，单纯“算得更快”的重要性必然下降；当机器能够完成越来越多标准化推理，教育如果仍然停留在重复训练标准答案，就可能是在培养一种最容易被机器替代的能力。

人的优势，恰恰在尚未被清晰定义的地方。

什么问题值得研究？两个看似无关的领域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现有理论的边界在哪里？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前提，是否可能从根本上就是错的？

这些判断不仅依靠知识，还依靠品位、直觉、经验，以及对世界的整体理解。

丘成桐多次谈到数学中的——品位。

好的数学家如同好的艺术家。他们不仅会使用工具，还能辨认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感受结构背后的简洁、深刻与美。

这也是为什么，在丘成桐的数学世界里，诗词、历史、音乐是滋养数学直觉与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数学研究疲惫时，他会读诗词和古文。“整个境界都改变了，气很顺了”，然后再回头看数学，也许便会产生不同感受。

一个很小的方程，可以描述宏大宇宙的变化；一首短诗，也能把辽阔心境凝结在几个意象之中。数学与文学使用不同语言，却都在追求以有限形式抵达无限世界。

AI时代，数学教育的价值不是降低了，而是改变了：我们更需要培养的，不是与机器比赛做题的人，而是能够决定让机器计算什么、能够判断答案是否重要的人。



基础科学的意义

在于为尚未到来的世界准备语言

普通人为什么要关心这些遥远的数学问题？

因为现代文明的许多基础，都曾经来自一个时代眼中“没有用处”的探索。

没有黎曼几何，就很难有今天精确的卫星定位；没有傅里叶分析，现代通信、图像和音视频处理便失去重要理论基础。

数学并非远离生活。它只是常常先于生活抵达未来，然后在那里等待人类。

基础科学的特殊之处正在于此：它无法总是提前承诺回报，也不能用当下应用衡量全部价值。今天看似抽象的一套理论，可能在几十年后成为新技术的底层支撑；一个暂时无人理解的问题，可能正在为下一轮文明跃迁准备语言。

这要求一个社会拥有超越短期收益的耐心。这份耐心，正在转化为中国对基础科学更为持续的投入和更具开放性的制度探索。

回望过去十余年，中国基础研究走出了一条扎实的上升曲线。2013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为555亿元；到2025年跃升至2778 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仅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就比上年增长了16.3%。数字背后，是一个国家对原始创新长达十余年不曾间断的耐心与定力。

与此同时，顶层设计持续完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出台，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发布，首次修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于2025年正式施行。“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的战略目标。从中央到地方，从经费投入到制度保障，一个更加系统、更加稳定的基础研究支持体系正在成型。

人才是基础研究的根基。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规模，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专项经费预算同比增长48.34%。让年轻人安心坐冷板凳、甘于 “十年磨一剑”，正在从理念走向制度。

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同样在加速。截至目前，我国已布局建设77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建和运行的大科学装置超过60个。从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到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一批国之重器相继建成运行，为基础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验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3年，丘成桐发起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大会举办至今，每届吸引近千名科研人员参与，举行超过500场学术报告，汇聚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学者。

丘成桐希望借此把国际基础科学前沿带到中国，让年轻人不仅从论文中阅读“大师”，更能近距离观察世界一流的学问如何产生、重要问题如何被提出。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即将于8月9日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首次颁发覆盖数学、理论物理、理论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等领域的“基础科学奖章”，表彰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同时增设面向在中国高校工作的青年学者的创新奖，并更加重视女性科学家的学术贡献。

奖项固然是一种认可，但其更深层的意义，是确立一种鲜明的价值导向：尊重原创，鼓励青年，关注那些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真正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成果。

结语

一个国家如何对待未知

决定它能够走向多远的未来



采访临近结束时，丘成桐说，自己不求钱、不求利、也不求权，每天到校园里带学生，是一件轻松而幸福的事。他的愿望，就是推动中国数学走向世界一流。

在清华园的静斋里，年轻人仍在演算、追问和试错。他们中的少数人或许会站上领奖台，但更多的人终其一生不会成为公众熟知的名字，却会在某个局部推进人类知识的边界。

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快地给出答案，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人；当社会习惯用即时回报衡量价值，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为漫长的探索保留耐心。

数学最终教给我们的，不只是如何求解。它还教人承认未知、尊重真理，在漫长失败中保持诚实，并相信看似无用的追问终有可能改变世界。

一个国家能够走向多远的未来，取决于它愿意为未知留下多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