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5年9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退役军官挥手。（法新社）

日本笹川和平基金会分析俄罗斯知名中国研究专家卡申团队的最新研究指出，中国正在“近10年恐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假设上，透过将关键产业移往内陆、强化战略储备等共4大指标，倾全国之力打造一套能因应封锁、制裁甚至本土遭攻击“新长城”全方位防御体系，试图提升国家在极端情境下的生存能力与战略自主性。

日本著名智库笹川和平基金会（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22日刊登《从俄罗斯眼中的中国决心：“新长城”——中国为大规模战争所做的准备》（China’s Resolve as Seen from Russia: “A New Great Wall”— China’s Preparations for Large-Scale War）一文，解析俄罗斯最知名中国研究专家之一卡申（Vasily B. Kashin）及其团队所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新长城：中国外交政策行为的逻辑》（The New Great Wall: The Logic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卡申及其同事在中国进行实地调查，仔细研究仅靠有限的公开资料无法看出的细微差异。他们在研究中指出，中国目前推动的各项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到了2020年代末至2030年代初，可能发生、甚至无法避免一场大规模战争，而这场战争可能伴随国际社会对中国严厉制裁、海上封锁，甚至对城市地区发动导弹攻击。因此，卡申认为，习近平对军方、外交系统和国有企业内部进行大规模整肃，是为了加速建构“防止战场本土化”的全方位防御体系。

在讨论国防与军事能力时，人们往往会把焦点放在前线装备的现代化，例如武器系统，以及作战概念等。但在卡申的研究中，将全方位防御体系聚焦于支撑前线能力的后勤，并指出习近平自2020年代以来，就在这个领域投入前所未有的资源，从关键产业基地向内陆转移、强化战略储备、军民两用化公共基础设施，到建立大规模战争伤亡的抚恤与纪念制度，而卡申及其团队将这种强化整个后方领域并系统性整合的行动称为“新长城”（New Great Wall）。

卡申虽然在研究中提出5项重点，但笹川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基于分析需要，将5项重点的其中2项整并为“强化战略储备与确保自给自足”，以4大指标进行讨论。

关键产业基地向内陆转移与“战略腹地”概念

为了因应沿海地区遭受攻击或面临海上封锁的情境，中国已开始将关键产业分散建设，并转移至内陆地区，这项工作的核心概念是“战略腹地”（strategic hinterland）。

这项计划是将积体电路、医疗设备、工业机械与工具机，以及工业软件等重要产业，迁移至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核心的区域；同时，也计划提升关键生产线从和平时期快速切换至紧急运作模式的能力，以确保系统的稳健性与韧性。此外，透过在平时运用这些生产能力，计划也希望提高生产、流通与消费对国内市场的依赖程度，最终在国民经济中形成良性循环。

至于选址方面，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核心，是连接中国东西、南北的重要枢纽位置，因此，它被定位为建设高运能、高品质陆海空战略运输走廊的重要核心。在此基础上，中国希望将内陆地区整合进全国及跨欧亚的交通网络中，同时发展连接各个方向的战略走廊。而建设这些走廊的目的，是为了支撑军民两用的紧急物流保障体系与资讯管理系统建设，使其不仅能在和平时期运作，也能在紧急情况下发挥功能。

中国的高铁建设计划经常被日本媒体等批评缺乏经济效益，但从“战略腹地”角度来看，这些建设未必是以经济效率为首要考量，而是基于安全保障需求所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运输走廊。

不过，考量到中国经济成长正在放缓，以及高铁计划长期存在的亏损问题，这项战略最终是否一定能够取得理想成果，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强化战略储备与确保自给自足

粮食、能源与矿产资源的储备及国内生产能力，是抵御封锁与制裁的重要生命线。为此，自2020年代初以来，中国陆续建立相关法律制度，推动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企业共同组成的多层次储备体系。

2026年1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国家储备安全法》草案，旨在从国家安全角度强化储备能力。法案将国家储备定义为，依据国家发展与安全需求而储存的资源，包括粮食、重要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能源资源、矿产资源、关键设备与零组件，以及紧急救援物资等。该法不仅聚焦物资储存本身，也希望把储备能力提升为一套完整体系，包括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扩大生产的能力。

中国第一部涵盖整个粮食安全体系的综合性法规，是2024年生效的《粮食安全保障法》，内容包括耕地保护、粮食稳定生产以及国家储备管理等。中国也推动多项相关措施，例如农业机械关键零组件的国产化，以及扩大农业数位化建设。

其中部分措施更显示出，中国将“紧急状况下的生存能力”置于环境保护与市场原则之上。例如，过去曾推行国家主导的植树造林计划，现在却禁止将耕地改为林地；放宽对肥料制造商的温室气体法规限制；放宽对基因改造作物的限制。种种迹象显示，粮食安全已成为习近平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在这些政策推动下，中国的粮食储存设施持续扩建与现代化，而其粮食储备据称已达到历史新高。

其他战略资源的储备也呈现类似趋势。《能源法》已于2025年1月生效。到了2024年，中国的原油储存能力已超过18亿桶，据称约达美国的130%。此外，虽然中国已决定在2026年之后逐步降低煤炭消耗，但仍选择透过要求煤炭优先供应发电厂及采用长期合约等措施，维持煤炭供应能力。

而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也于同2025年7月正式施行，建立涵盖产品储备、生产能力储备与资源地储备的战略矿产储备体系，并强化紧急应变机制。中国正积极扩充铜、铝、锌与钴等金属的战略储备，同时持续推动新的矿产开发计划。

公共基础设施的军民两用化转型

中国也正推动将城市基础设施，重新设计成可同时在和平时期与战时运作的系统，也就是所谓的“军民两用化”。

其核心在于建立一套具备弹性的体系，使民用基础设施，例如交通网络、通讯系统、公共设施以及地下空间，都能在紧急情况下，立即转作医疗设施、避难场所或指挥中心等相关军事或紧急用途，也就是所谓的“人民防空”（people's air defense）体系。

然而，考量到近年的发展，例如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各地出现大量半废弃状态的高楼建案，以及习近平大力推动的雄安新区建设进展缓慢等情况，这些计划与“战略腹地”计划相同，实际落实情况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因应大量战争伤亡的抚恤与纪念制度

2024年至2025年间，中国迅速建立了多项与因应大量战争死伤相关的法律制度。这些规范旨在进一步明确并强化“烈士”认定标准与程序，同时扩大对遗眷的经济支援，并加强纪念设施的维护与保护。

而所谓的“烈士”是指在国家安全行动、反恐、救灾以及国际维和等活动中牺牲或受伤的人员，其范围不仅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或武警部队成员，也包括民兵以及参与相关工作的平民。

卡申及其同事认为，这一系列措施反映出习近平政府正在预期一场“高伤亡战争”，甚至可能是一场中国本土本身成为战场的战争，并试图透过制度化方式管理其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新冠疫情以及近年来大型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增加，造成大量伤亡，因此成为推动这些政策的催化因素。

俄学者示警：中国正低调打造一座“战争堡垒”

显而易见，国家防卫无法只依靠装备现代化或军事作战创新来维持。它同样仰赖后方基础，包括工业能力、支撑民众生活的社会基础设施，以及能够处理战时破坏与伤亡问题的制度体系。

卡申及其同事认为，中国正“低调但迅速地将自身打造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而当这项工程完成时，即便面对全面核冲突，也应具备一定程度的韧性。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中国政府不惜投入任何代价。”他们更主张，如果这些目标得以实现，中国“将能够自行选择，参与世界事务的时间与规模”。

然而，中国基于此而推动的各项准备工作，不直接代表习近平有意发动战争。毕竟是否开战，仍受到政治判断、国际环境以及外交条件等不同因素影响，而且中国目前推动的各项措施，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按照规划实现。

话虽如此，卡申及其同事提出的分析仍具有一定说服力，因为这类准备工作确实可能扩大中国在战略上的选择自由度。尤其在中俄维持“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被视为两国历史上最高层级双边关系之际，不能轻易忽视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所提出的分析与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