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因六四身陷秦城 修宪先驱曹思源后人披露掩埋的历史

中国民间修宪先驱、因六四被关秦城的曹思源（曹志芳提供）

一张泛黄的报纸，一份双方签字的协议，还有一个菜市场里突然消失的父亲。三十七年后，曹思源的女儿曹志芳携同丈夫陈仲，将那些历史碎片一块一块地拼回原处，向记者娓娓道来。

2026年6月4日，曹志芳和刘仲参加多伦多纪念六四37周年游行。（曹志芳提供）

那是1989年的夏天，也是中国改革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断裂点。

从文革到国务院：一个改革者的铸造

要理解曹思源在六四前夕为何如此奔走，必须先回到更早的起点。

曹志芳回忆，父亲并非突然被历史推到风口浪尖的人。他是一个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就已经想清楚了方向的人。

“他在文革之前就念完大学了，学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江西南昌的党校。” 曹志芳说，“文革一来，他就被发配到景德镇的黎明制药厂，当了工人。”

然而，被发配并没有让曹思源沉寂。恰恰相反，在车间和宿舍之间，他从未停止阅读与思考。文革结束、研究生制度恢复的第一时间，他便将早已写好的入学论文直接交给导师于光远——论文题目正是《左倾领导路线剖析》。

“那个时候谁敢批判？没有多少人公开的。” 曹志芳说，语气里带着骄傲，“他就已经早就写好了，准备好了，直接交了。”

那份勇气是真实的。他被中国社科院直接录取，随后先在中央党校执教，后进入国务院任职。文革的经历，让他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判断：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宪政的约束。

“他觉得中国需要宪政，因为文革里太多悲剧和冤案，国家副主席说没就没，说翻就翻。” 曹志芳说。

但曹思源是一个懂得路径设计的改革者。他深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直接推动宪政，阻力难以逾越。于是，他选择先走经济改革的路——他起草了中国第一部破产法，力主引入私有制，打破国有企业"大锅饭"的格局。

曾与曹思源共事多年的陈仲，在采访中补充道：“他推动破产法改革的时候只有三十多岁，四十岁左右，那时候他就已经被称为赵紫阳的幕僚，十大幕僚之一。当时中国有‘四大经济学家’的说法，吴市场、厉股份，还有曹破产——那就是他。”

陈仲特别提到一个细节：有一次体检，医生以为曹思源有胆结石，仔细检查后才发现，他长着两个胆。“所以他胆子特别大，是天生的。”陈仲笑着说。

体制内的破冰：人大旁听制与民间参政

破产法通过之后，曹思源离开国务院，转而加入由万润南主持的四通公司下设研究所，担任所长。这一步，标志着他开始在体制边缘地带做他真正想做的事。

“在体制内不允许他搞的事情，他就在这里搞。”曹志芳说。

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是他推动建立了人大旁听制度。那时，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对公众完全封闭，老百姓不知道代表们在讨论什么、决定什么。曹思源认为，这根本不符合议会制度的本意。

“像咱们这儿，议会人都可以去听的，那时候人大会是不能关起门来开的。” 曹志芳说，“他搞那个人大旁听制。”

陈仲补充说，曹思源不仅推动了旁听制度，还将政协会议讨论搬上了电视直播。“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政协代表怎么讨论国家大事的。以前都是秘不告人的，让老百姓真正看到代表代表我们说啥——这是里程碑式的。”

然而，这些看似温和的改革举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触碰着权力的神经。

1989年：奔走于权力与街头之间

1989年4月，北京的春天突然变得炽烈。

大学生走上街头，悼念胡耀邦，呼吁改革。局势升温之际，中共中央统战部找到了曹思源。

根据曹思源本人的亲口口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五月十七日，统战部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马上赶到统战部，一分钟都不要耽误。” 他回忆道，“到了统战部，当时的统战部长严明夫跟我们谈，说需要跟学生对话来缓和局势，但学生不听政府，你们这些学者跟学生关系比较密切，你们能不能做做学生的工作？”

曹思源接受了这一任务——但他接受，并非因为奉命行事，而是出于他自己的判断。

“我不参与学生游行，并不是我不关心这个运动。我内心心急如焚。我不想这个运动持续太长时间，以至于产生不可控制的结局。” 他说。

于是，曹思源执笔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内容共四条：第一，建议中共中央委托一名政治局常委，代表中央全权处理学生问题；第二，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第三，中央保证不对学生秋后算账；第四，学生停止绝食，立即撤出天安门广场。

起草过程中，学者之间也有争议。有人提议在第一条写明赵紫阳的名字，立即遭到反对——“赵紫阳不是好东西”——最终写成了“由中央委托一名政治局常委”。

签名程序繁复而紧张。学生代表一个个轮流仔细阅读，进度极慢。曹思源最终提议：“干脆我来念一遍，你们同意了再签名。”结果，他念完之后，在场的学生代表无一例外全部签了名。

这费棠件，是那个年代唯一一份由学者代表与学生代表双方共同签字的协议。

曹思源说：“如果党中央接受，那么马上就会有事件停止绝食，撤出天安门广场……并不是学生把党中央逼到了绝路。”

当天，他们将这份协议送到中南海，等待答复。从中午等到深夜两三点。

最终，阎明复打来一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请大家回去休息。”

中央不接受。

第二天，曹思源将这份双方签字的协议送到了《科技日报》，要求公开发表。1989年5月18日，协议全文登上《科技日报》头版——那是历史留下的一枚铁证，证明并非所有人都在推动事态走向不可收拾，证明曾经有过一个岔路口，而那条路被主动关上了。

与此同时，曹思源还在另一条线上同步行动。曹志芳回忆，父亲在1989年4月起便开始征集人大常委签名，以凑足五分之一、触发召开紧急会议的法定门槛。

香港《文汇报》后来将这些代表的联署声明与他们的亲笔签名并列刊出。那是另一费剔法抹去的历史记录。

6月3日：菜市场里消失的父亲

曹志芳讲到这里，声音变得格外平静——那种平静，是经历过太多、反而生出来的某种安静。

“六四那天，他没有经历到。他6月3号直接就被抓走了。”

那天，曹思源的妻子叫他去菜市场买菜。他就这么出了门，走进了菜市场，然后消失了。

“直接被拉到秦城去了。也没通知家属，没告诉家属。”曹志芳说，“我妈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人就消失了。”

在秦城监狱，曹思源依然没有停下来。他写了很多诗。每次被提审都给安全部人员讲宪法，没有一个人能讲得过他，所以无法教育他，也无法给他定罪。每次出去放风，他都主动给看守讲课，告诉他们你是中国公民，你应该有这样这样的权利。从中央党校讲到国务院，从社科院讲到秦城监狱，场所变了，讲课这件事从来没停。

将近一年后，由于美国政府以中美最惠国待遇为条件，要求中国释放政治犯，曹思源被无罪释放。新闻联播播出了这个消息："曹思源先生无罪释放"。

他走出秦城，没有选择去美国。

“我如果到了美国，会失去在国内对国内的影响。”曹志芳转述父亲的话，“国内需要我们这样一批人留下来。在美国说这句话，别人会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承受任何结果。”

出狱后：产权咨询养宪政研究 民间修宪惊动世界

出狱后的曹思源，用商业养学术。他创办了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以此支撑他对宪政的研究与写作。陈仲回忆，那时民间事务所极少，像曹思源这样有影响力的更是少之又少。

2002年，曹思源在青岛自行召开了民间修宪大会，向全世界发布了修改宪法的十大建议，包括建立总统制、取消"人民民主专政"的表述、实现议会制、推动全民选举等。

“轰动世界。世界各个媒体都进行报道，认为这是开中国民间政治的先河。” 陈仲说。

随之而来的，是更严密的监控。曹志芳回忆，从2002年起，楼下就驻扎了一班国安人员，父亲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我爸出门打车，就说，反正你们要跟着我，坐你们自己的车吧，我没有打车费给你们。”

陈仲说，修宪会议之后，他们的事务所实际上陷入停摆——客户被警告，纷纷撤单；外国来访者在门口被直接拒绝入内；便衣警察进驻一楼传达室，凡进出人员一律盘查；吃饭时，便衣推门进来，举起摄像机将在场所有人一一拍照。

“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这些，当我告诉朋友时，他们说哪有特务啊，你太夸张了。” 陈仲苦笑。

面对这一切，曹思源夫妻的应对方式截然不同。曹志芳笑着说：“我爸是循循善诱地给他们讲道理；我妈直接出门就冲着跟踪人员喊，你们有没有搞错，整天跟着我们，闲得没事干！”

历史的遗产与现实的悲凉

在女儿曹志芳和女婿陈仲眼中，曹思源的一生，是对一个问题持续不懈的追问：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不再让任何人在菜市场里无故消失？

他的答案，始终指向宪政与公民权利。

“他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改善中国人民的状况。” 曹志芳说，“他只是先借助法律和经济领域能把自己能做的改变先做了。但他的初衷和最终目标，就是要改宪法，让中国人民有权利。”

然而，2013年之后，他出境的机会越来越少。那一年，是他最后一次离开中国。

“习近平上来之后是越来越差了，反着走的。父谴溺果知道会非常伤心。”曹志芳说。

陈仲则将这段历史放在更宏观的视野里审视。他认为，当下中国改革的核心突破口，在于媒体自由。“媒体不自由的时候，要想方设法地让声音传出去。封是封不住的。越来越多的人能形成宪法和公民权利的意识，改革才能够真正推动。”

而曹思源生前，也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这一信念。曹志芳说，他写了一本《公民宪法常识》，准备大面积散发；他写了一本又一本书，国内无法出版，便在香港出版；他四处演讲，从电视台到杂志，从出版到现场——“他只要有机会讲，一个都不放过。他的听众人数，累计可能上亿了。”

“他不遗余力地影响身边每一个人。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做到。”陈仲说。

三十七年前，一份双方签字的协议送进了中南海，然后被默默退回。那一晚，一个通向另一种可能的门，被从里面关上了。

曹思源在菜市场里消失的那个早晨，他不知道自己即将在秦城度过近一年的岁月，也不知道广场上将会发生什么。但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他的女儿记得这些。他的同事记得这些。历史，也记得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