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壁的自由：TA们在外媒做中国新闻

独立媒体“莽莽”日前发布报道《碰壁的自由：TA们在外媒做中国新闻》，报道聚焦一群曾经或正在外媒工作的华人新闻人，记录他们在做中国报道时的困境。多位受访者坦言，外媒的对中国的报道正不断收窄，地缘政治、贸易战、芯片竞争等宏大议题占据主导，而关于中国普通人和社会民生的深度故事越来越难以呈现。

来自公权力的阻力是第一重障碍。警方常在记者抵达前就对受访者施压，用"叛国""勾结境外势力"等话术制造恐惧；采访后还可能追加撤稿电话，迫使报道夭折。受访者因接触外媒而获罪的案例,更让这种威慑真实可感。

第二重困境来自记者自身的顾虑。受访者遭遇网暴、被牵连的经历，让许多华人新闻人将“保护受访者”内化为首要原则，宁愿放弃选题。与此同时，愿意受访的人越来越少，采访资源萎缩，社会类议题因缺乏一手素材而难以为继

第三重滤网则来自外媒编辑部本身。编辑更青睐能体现“威权”与“对抗”的典型中国叙事，普通人的故事常被认为"不值得做"，或被强行塞进预设的西方框架。这种简化最终导向一种“邪恶中国”的刻板印象，让读者把对中国政府的敌意转向中国人。流量压力、出稿速度和国际政治气候，也都在加固这张滤网。

留下来的华人记者还要承担切身的职业代价：政审、约谈、签证刁难乃至被驱逐，以及官方媒体点名和网络暴力。但即使屡屡碰壁，他们中仍有人坚持讲述中国故事，他们有人寄望于中文独立媒体，有人珍视采访中不期而遇的善意，相信只要还有人真诚相信自己，这份工作就仍有意义。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我不再相信‘在外媒做中国报道’这回事了。”王安然说。

王安然曾在一家国际媒体从事中国报道多年，如今已经离职。谈及过往，她难掩失望：外媒的对华报道正日益收窄，中美贸易战、芯片竞争、台海局势等议题占据了中国版面的主要篇幅。而她渴望书写的、关于中国普通人与社会的深度故事，却愈发难以报道。近一两年来，她察觉到这种趋势愈发严重。

长期无法报道真正关心的内容，让她逐渐失去了职业意义感，并产生严重倦怠。她直言：“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价值，我也不再认为自己适合继续做中国报道了。”

外媒中，和她有类似感受的华人新闻工作者不在少数。曾在一家美国主流媒体工作的Julian，也经历过类似的幻灭。早年在中国媒体实习时，他深切体会过遭遇审查的痛苦。他满怀期望，以为转身投入外媒就能拥抱新闻自由，但现实并非如此。他说，“以前觉得，有些报道在国内做不了，那就去外媒做。后来发现外媒也做不了，就会有一种无路可去的感觉。”

面对撤稿请求，部分外媒会酌情应允；但按照新闻报道准则，采访完成后的材料通常不能撤回。Julian的编辑就有几次坚持发稿。这时，Julian 会陷入愧疚之中：“受访者付出了很多时间、真心和信任……我本来可以更好地保护TA们，却没能做到。”

他并非不认同新闻独立性，“受访者说撤稿就撤稿”在他看来同样站不住脚。让他难以释怀的，是编辑对于受访者的冷漠：TA们未曾在受访者身上投入过情感与劳动，却可以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来压人；而像他这样身处第一线、对受访者付出真诚与专业努力的记者，却不得不在窘境中进退两难。

想要保护受访者的，并不止Julian一人。对于许多华人新闻工作者而言，这份顾虑已逐渐内化为自我规训。除了新闻本身的公共价值，受访者可能面临的风险，也成了TA们在择定选题前不得不权衡的变量。如果评估认定报道风险过高，可能危及受访者的安全，许多选题在起步阶段就会被直接放弃。

前法新社中方助理Singha告诉莽莽，离开法新社之后，她察觉到自己以往的工作给许多受访者带来了潜在麻烦。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将确保受访者不受牵连作为工作的首要原则。至于报道最终能否顺利完成，被放在了次位。

即便选题能通过编辑部的筛选，也往往会受到其特定议程的干预。记者傅晓华曾受一家英国财经媒体之约，撰写有关京东入驻欧洲的报道。按照他的理解，这原本应是一篇基于商业数据的经济新闻，写京东的得与失。但在编辑过程中，编辑要求他转向另一个叙事框架：将京东的欧洲扩张与当时香港人抗议中国在伦敦新建大使馆的事件并置，呈现为共产党政治力量正在进入英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傅晓华无法接受这种论调，这也成为他少数直接回绝编辑要求的时刻。“我只是写一个商业新闻，这家公司进入英国了，但他要我去讲这个公司和共产党的关系。”他说，“我逐渐感到疲惫，总要符合这些人的想法来写作。”

在一家英文主流媒体工作的林女士也体会过与TA们相似的心情，她告诉莽莽，每次她想把跨性别选题报给编辑时，对方总是想要把它装进一种已经预设好的西方叙事框架中，即“在中共的操纵与打压下，人们无法追求自己的性别身份”。而根据她的经验，中国的跨性别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少年问题的一种延伸：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原本就长期感到孤立、缺乏归属。TA们最初加入相关社群，是为了寻求爱、理解与陪伴，也正是在被接纳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跨性别身份。这背后往往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并不与中共的压迫简单挂钩。

在外媒工作的最后两年里，王安然也反复观察到这种倾向：外媒习惯将中国故事简化为对抗叙事，而这种趋势最终导向了一种令她无法接受的刻板印象——“邪恶中国”。

王安然说：“当你所有的报道只是这个国家有多邪恶，而又没有足够多关于普通民众和社会的报道的时候，读者就会觉得中国人就是不好的。”

这样一来，读者既看不到这个国家的全貌，也容易把中国人想象成铁板一块、从不反抗的群体。她还担心，这种对抗叙事容不下灰度：确实有普通人因从体制中获得利益与保障而信任政党和国家，可一旦进入非黑即白的框架，TA们往往只能被简化为“被洗脑的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