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张小满的通话在上午，她的头发卷曲蓬松，随意地披散着，肤色呈现一种健康的小麦色。两个月前，她的新书《大厂小民》出版，这是她创作生涯的第二本书。

她是陕西商洛人，在秦岭深处的山村长大。她靠读书走出大山，先后在《深圳晚报》《新周刊》做记者、写深度报道。2020 年，她从传统媒体跳进互联网大厂，成了一名"中台"岗位上的大厂女工——做着策划、编辑、汇报的工作，在七次考核和两次裁员之间，度过了 1480 天。

《大厂小民》正是这段经历的产物。张小满通过书写自己与多位大厂员工的经历，拼出了一幅更完整的图景：有和她同样来自小城、却走出截然不同轨迹的江小渔；有离职后转型做劳动仲裁律师、专接裁员案子的舒野；还有更多在这套系统里挣扎、适应或被抛出的普通人。她想回答的问题，是那个系统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以及不同出身、性别、岗位的人，在面对同一套规则时，各自的反应与代价。

裁员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八月。四平米的会议室里，对坐的是两名平时没有私怨、还曾给过她鼓励的leader。谈话进行不下去，她感到彼此之间原本存在的某些东西，正在那间屋子里消失。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她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这几年的经验写出来。

“在权力不对等的场域中，我无论说什么，似乎都不是很恰当。我们只需要先扮演好角色。现在，我是那个被通知的角色。”

张小满自觉是一个难以适应大厂规则的人。进大厂之后、被系统挤压得几乎找不到出口的那段时间，她写出了第一本书《我的母亲做保洁》。那写的是她的母亲春香：一个从陕西山村来到深圳、在商场和写字楼里擦地的老年保洁员。那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与母亲一样是无法豁出去的人，看似体面，也可以轻易地滑落至“主流生活”之外。

和她形成映照的是同样来自小城的江小渔，他比她更能迅速接受大厂的不确定性，也更早识别出这套系统在奖赏什么。他们有同样的来处，却生长出不同的生存策略，像两条岔开的路，在同一套系统中通向了不同的结果，但最终却走向了一致。

如今，大厂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景观，它代表的经验看上去如此普遍，但张小满认为，正是这种普遍最值得被追问：几乎所有人在经受同一种困境，却很少有人问为什么。

“人作为一个非常弱小的个体，在这个系统运转的过程中，被碾碎了。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被碾碎？我觉得这个声音要发出来，是很重要的。”

文｜胡培风

编辑｜阳少



张小满

陕西商洛人，现居深圳。非虚构写作者，著有《我的母亲做保洁》、《大厂小民》。曾任记者，先后供职于《深圳晚报》《新周刊》，长期从事深度报道工作。后进入互联网行业，成为大厂女工。





一颗腐烂的苹果

青年志：你当时选择写这本书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犹豫？比如担心大厂员工的经验太普遍了？

张小满：我非常确定我要写，没有任何犹豫。第一次被叫到办公室里，我的三年合同到期了，领导跟我聊不续约，其实就是裁员。我从那个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写出来。

你说"经验很普遍"，我觉得你大概率是从新闻的角度去理解的。新闻对"普遍"的判断，更倾向于稀缺性、独家性。但非虚构写作是有另一层意义的，可以延伸到哲学的层面去。海德格尔说过，大致意思是：一个普通人，当他散发出巨大的勇气、成为自我的时候，他就是不普通的。比如江小渔，他在工作桌上放着一颗苹果，看着它慢慢腐烂，他说他抵抗不了这种重复的命运。那是一种很文学的瞬间，同时也是一种很哲学的瞬间。那一刻，那个人物就是不普通的。

而且，什么是不普通、不普遍的呢？这其实很难回答。你认为如果要写大厂，写一个"不普通"的，它会是什么样？

"普通"指的是这个东西可以被替代、可以被忽视，或者它是一种被平均化的生活方式。农民种地，大家都在种地。但我觉得在这个很普通的处境里面，很少有人去问：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为什么所有人在经受同一种困惑、同一种困境，没有人去问为什么？

这个系统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我们跟不同岗位、不同性别、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在面对这同一套系统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它要这样运转下去？

我当时的问题就是：我作为一个人，被这个系统甩出去了，为什么会被甩出去呢？我在这里呆了四年，位置在哪里？这个系统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所以我要通过不同的人去跟他们交流，去抵达这个问题的本质。有没有抵达到我不确定，但我试图去抵达了，我觉得这个抵达本质的过程，本身就是不普通的。

青年志：你之前做记者的时候，对大厂建立起了一种外部的、想象式的认知，比如它是非常先进、扁平、有动力的。你自己进去之后，这种认知是如何改变的？

张小满：我以前在媒体做关于互联网行业的报道，当时得到的大厂印象很刻板，是别人向我们灌输的、别人想让你认为大厂是那个样子的一种东西。

当你真正进入到那个体系，你才获得了主动权，有了一个内部视角去观察这个大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开始新鲜感非常强：非常好的办公环境、看起来数字化、现代化的一系列流程，所有东西都很新鲜。媒体行业其实非常传统，我们开会是拿纸质笔记本去开会。

但这种新鲜感很快就会被一种非常繁琐的工作流程取代。当一天要工作 8 小时甚至 9 小时甚至更多的时候，你就没有心思再去观察大厂多么漂亮的落日，以及落地窗外面多么好的城市风景。叠加上无处不在的竞争与考核，大厂这一套制度就显现出来：系统要考核你，你的老板会不断提示你，这个东西怎么成为一个项目、成为一个产品，你要不断向大厂这个体系、向体系需要的那个样子靠拢。

相比写稿，大厂工作上动的脑子要更少。更多动的脑子是怎么处理关系——怎么处理上下级、不同业务线、不同合作方之间的关系，怎么平衡各种东西。很多人要花很多时间去说服别人。

当你不断要削掉自己的个性、向大厂的系统要求靠拢的时候，你就会不舒服，因为它会削弱你的自我。它让你把那些不适合大厂的东西，要么去掉，要么隐藏掉，你才能更好地适配这套体系。当你感觉到非常不舒服的时候，那就是你对大厂真正开始产生一些认识的时候。痛苦会伴随着诞生警觉与敏锐的洞察。

青年志：你在书里写到，人在大厂里不可避免地要去推动、甚至挤压另一个人。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意识到自己也成了挤压链条里的一环？

张小满：这种体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因为职场本身就是一个权力场域。而且上下级可以是虚拟的——对一个普通员工来说，供应商就可以被当作你的下级。我有个朋友怀孕时气没处撒，事后觉得很抱歉，说她把很多气都撒在供应商身上了。

我自己也一样。老板催我催得要死的时候，我一定也对合作方说过"这东西必须什么时候给我"，说的时候根本没考虑对方今天忙不忙。这不是说一个人人品不好，而是一种挤压效应：当你的上级挤压你，你就会去挤压比你更弱势的人。焦虑是会传递的。老板传给你一个东西，你的大脑立刻进入应激状态，开始想"这事谁能帮我解决"。所以在大厂这种职场很锻炼脑子，人的大脑永远在转——这也是很多人觉得留在职场就是在社会有一个位置的原因。



《大厂小民：我在互联网公司的1480天》

张小满 著

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

2026年 3月



缓冲地带的丧失

青年志：你觉得这种不安全感是怎么积累起来的？为什么明明可以离开，那么多人却离不开？

张小满：大厂确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薪水保障，工资比别的行业高一点，福利也配套。大厂要把你打造成"你不用考虑生活以外的所有东西，只用好好工作"，它把人极致地理性化、工具化，不考虑人是有情感、有情绪、有思想的。因此很多人把"失去大厂"理解得太可怕了，大厂里在下雨，他就觉得外面在下刀子。

但是大厂本质上也不稳定。我所在的公司组织架构变动非常频繁，经常一个总监第二天架构一调，手下一个人都没有了，过段时间他就走人。除了最顶上那帮类似创始人的人，剩下的人都不安全。从绝对意义上说，没有人是安全的。

而且裁员的原因是个黑箱，HR 有一套专门的话术，很工具化。他们要防止你录音——你拿录音去打官司是可以打的，涉及职业歧视——所以谈话的时候不会那么说，他们有一套规避法律风险的模糊说法。感觉就会像是一切都在震荡，这种未知的结果在加剧恐惧。

我书里写到舒野，他从大厂辞职后做了律师，专门接裁员的案子，接到无数这样的案子，现在就业环境真的很差。他喜欢律师这个职业，敢于直面冲突。他的客户里有不少大厂人，他们跟公司打官司其实不是为了钱，就是觉得那口气出不去，觉得自己被非常工具化地对待了。

青年志：感觉大厂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而且和时代互相作用。

张小满：职场也是人的地方，有人就有关系、有江湖。国内大厂把谷歌、奈飞那一套企业文化和考核制度用到国内来，但用得有点不对，或者用得有点太极致了。这东西在中国本身就不适应。越经济下行越收缩，我们越会回归到本土的做事方式。

一个制度如果没有很好地在人群中被运用，就会变坏。像KPI、OKR这些东西，真正执行的时候，只拿来评测普通员工，总经理以上的都不写——凭什么？就因为权力更大？这样一来，制度本身就形成了极大的权力保护，成了阶层之间的壁垒，也在员工内部制造了新的阶层。

制度要所有人去遵守才行，就像法律条规一样。你光把普通人管得死死的，只对普通人适用，有什么用呢？



格子间窗外的日落 ??张小满

青年志：你在书里提到自己是小镇做题家，也提到很多人的背景，有人和你一样，有人来自更底层，有人更中产。你会觉得不同的出身会怎样影响一个人在大厂的体验？

张小满：我觉得"一个人的来处"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来路，你才能更好地去理解他，或者跟他建立信任关系。

不同的出身，在面对大厂的这套体系时，在不同的层面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比如怎么面对权威。我是从乡村到城市的做题家女性，江小渔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相当于小镇青年，家庭条件比我稍微好一点。我们在面对更上级的领导时是不同的态度。一段时间内，他是更信任权威的，更信任上级的话语指导。我从小成长在一个没有太多人管教我的地方，我父母不怎么管教我，是非常野生派地长大。所以我对权威没有太多的意识，不觉得一个人位置比我高，我就一定要听从他、顺从他。

还有对不确定性的耐受程度。大厂极其不确定，江小渔非常能快速地接受这种不确定性，但我不行。所以大厂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引起了我极大的情绪波动。这个跟成长背景有关系，我在初中、高中阶段有点像留守儿童，安全感没有那么足，所以我需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工作也是一样，我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里，才能创造一些东西，或者说这个东西在一段时间内是我可以把控的。

还有就是怎么看待合作与竞争、怎么对失败进行归因、怎么看待大厂里关于薪资的奖赏制度，这些都很影响工作表现，总的来说，像江小渔这样成长背景的人更善于迎接变化、更明白竞争的重要性，他能很快地、潜意识地意识到这个系统在奖赏什么能力，然后往那个能力靠拢。比如书中的许冲，他的父母也是教师，他和江小渔很像。总体而言，这样的人大部分还是成长于比较精英的家庭或城市家庭，小时候就在接受城市化的人，他们会更适应。

青年志：我感觉这种挑选好像不仅发生在大厂里，在社会层面也是这样。越思维灵活、越善于迎接挑战、越懂得抓住痛点的人，越容易被这个规则制度奖赏。

张小满：这些是很现代文明的特质。在城市中产家庭长大的人，一出生就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所以他知道这个社会规则是这样运行的，能很快识别到大厂那一套规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们要识别那个规则就要花很长时间，最后能适应下来的，都是经过了一番摸爬滚打、碰得头破血流，才适应下来的。

所以有缓冲地带是很重要的。缓冲地带的意义是让那些没有这些现代文明能力的人也能活得有尊严。文学、艺术、电影这些精神层面的行业，都是在创造缓冲地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现在高校好像也不怎么重视了。大学也是很重要的缓冲地带，但现在大学也没有这种公共空间了。

我们现在经常没有缓冲地带，整个平滑地滑过去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没有中间地带。这导致大家可能处在一个糟糕的临界点上，还没有爆发。但我还是相信，个体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深圳这座城市本来也是一个超级大厂??张小满



停下来，也没关系

青年志：感觉你写这本书更像是提供一个视角。对于现在还在类似处境中的人，你觉得他们可以做哪些事情，让他们找到一些更适宜让自己生长的空间？

张小满：我唯一的建议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的生命力能够得到一些活力的事情。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写作。我当时在大厂被压榨得非常厉害、觉得没有出口的时候，我写了《我的母亲做保洁》。

这件事情要"持续且有效"，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运动、绘画。但它本质上一定跟你"要创造一些什么"有关，你想去创造一些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什么。

其实我很难给出什么建议，因为我是在大厂体系里非常不适应、被抛出来的人。他们还留在里面，其实是更勇敢的，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去跟这个体系相嵌合、去适应它、跟它一起往前走。我觉得他们其实比我更需要勇气、更需要花费自己的力量。

但我想说的是：你离开那个地方没有那么恐惧。如果你特别累，或者感觉精神已经被摧残、身体已经很难受，那不妨就停下来离开它。没有关系的。

青年志：你在书里写到，离开大厂之后，你想去租一个工位，是不是大厂给你的经验还在以某种形式影响着你？

张小满：我当时还是想赶紧把《大厂小民》写完。当时我脑子里想的是：我得像上班一样，9 点钟得到，然后每天写一整天。可见大厂的"做项目管理"的思维对我影响有多深，我还想着，我得找个地方把我管起来，才能写完。

后来是我朋友和饼干（丈夫）点醒我的。他说"你真的能忍受？"，因为那工位的白炽灯特别白，惨白地照在下面，周围有很多工位都是别人租的，比如外地上班的人，公司给他在那里租一个工位。我感觉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你真的可以专心在那里写作吗？

（大厂的思维习惯）肯定还是留着的。比如说，我很本能地说话比较快，面对采访我会很本能地提前做一些准备，要很职业地对待别人、要用心地去准备别人的问题，不能敷衍。它很好地训练了我的职业化。包括做时间管理的能力，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而且我在大厂还学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同理心、同情心。我做任何一项工作的时候，会考虑到别人也处在那样的工作处境中，他的工作也很难干，所以我都会尽量去配合。以前做媒体的时候对打工人没有那么好的同理心。

但是近一两年内我大概率不会回归职场。我还有新的作品要写，小孩还很小，才七八个月，他还处在要吃母乳的阶段，有点离不开母亲，我还是要把他带到他能走路、能戒掉母乳、可以松手一点的状态。

接下来的写作还是跟我当下的生命经验有关，本质上还是"如何找回自我"，而不是被这个系统完全吞噬。在水晶宫殿一样的大厂里上班的时候，很容易有一种"时间的断裂感"，不知今夕是何年。对春夏秋冬、对窗外大自然的一切感知都消失了。



小满家其中一个窗口 母亲种出的南瓜 ??饼干

青年志：对大自然的感知消失，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张小满：我们往往小看了闲暇带来的东西。有一本书叫《论闲暇》，就是说“闲暇”能带来生命中的愉悦。坐在河边，轻松地去欣赏一朵花、一棵树、一朵云的流散，听雨声、听风声——这是一种很高级的精神享受，我们在忙碌里把它忽略了。

我现在养孩子会发现，小孩是打开全部五官在享受这个世界的。我们成年人在成长、被社会规训的过程中，逐渐把对世界的感官收缩了、压没了。人之所以为人，还是要把那个灵性的一面展现出来。我们往往过多重视"大脑在想什么"，忘了身体其实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家里养了很多花，脑子转不动、很累的时候，我会去挖土、修剪、做家务、洗衣服。干体力活的时候脑子什么都不想，写不下去的时候尤其管用。还有一种感受——回到老家农村，会觉得一天特别长。今天上山了、去地里干了活、搞回来才10点。那种对时间的体验，跟在写字楼里完全不一样。我的一些在农村长大的朋友跟我有类似的感受。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作为人的灵性找回来。作为写作者，我想不断地去呼唤这个东西，让大家意识到它。不然真的太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