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和他的女人们

序

如果民国时期有热搜榜，徐志摩的感情生活大概能霸榜十年。

他娶了张幼仪，追了林徽因，迷了凌叔华，恋了陆小曼。

四个女人，四种命运，被他活成了一部八点档连续剧。有人说他是渣男，有人说他是情种，也有人说他就是个被宠坏的诗人。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这些女人，徐志摩的诗集大概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厚；而如果没有徐志摩，这些女人的故事，大概也不会被这么多人记住。他负责浪漫，她们负责收拾烂摊子。这就是民国顶配的“情感连续剧”。

张幼仪：被抛弃的“传统”在柏林站起来

1915年，浙江硖石，十八岁的徐志摩娶了十五岁的张幼仪。这是一场典型的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弟子，四哥张嘉璈是浙江都督府的秘书。两家都是有钱有势的大家族，婚礼办得风风光光。

可徐志摩对这个新娘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在洞房花烛夜看了一眼，然后转头看书去了。

张幼仪后来在回忆录里说，新婚之夜，“我们俩就坐在那张老式的红木床上，他看他的书，我看我的天花板”。这个画面搁现在看，简直是大型社死现场。一个十五岁的姑娘，穿着大红嫁衣，坐在婚床上，看着自己的新郎在旁边翻书，大概觉得自己嫁了个书呆子。可她不知道，这位新郎不是书呆子，是个眼睛里只有远方、没有身边人的诗人。

婚后，徐志摩外出求学，先是在北京大学读预科，后来去了美国克拉克大学学历史，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政治学。张幼仪在家里生孩子、带孩子、伺候公婆。1920年，张幼仪去欧洲与徐志摩团聚。她坐了整整一个月的船，从上海漂到伦敦。在船上，她学英语、学西方礼仪，想着要给丈夫一个惊喜。

船到马赛港，徐志摩来接她。张幼仪后来回忆说：“我一眼就看到他站在码头上，穿着黑色的大衣，围着白色的围巾。我兴奋极了。可他把我的行李放上车，然后说了一句：‘你真是个土包子。’”

“你真是个土包子。”这句话，张幼仪记了一辈子。

在伦敦的日子，徐志摩早出晚归，有时候几天不回家。张幼仪一个人待在公寓里，做饭、洗衣、等他。有一天，她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是一个梳着学生头、穿蓝布旗袍的中国女孩。张幼仪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孩是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林徽因。那天她来还书。张幼仪给她倒了杯茶，两个人聊了几句。徐志摩回来之后，三个人坐在一起吃了顿晚饭。张幼仪说，她注意到徐志摩看那个女孩的眼神，跟看自己完全不一样。

1921年，张幼仪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她满心欢喜地告诉徐志摩，以为他会高兴。徐志摩的反应是——“打掉。”张幼仪说：“不行，打胎会死人的。”徐志摩冷冷地说：“坐火车还会死人呢，难道就不坐火车了？”

张幼仪拒绝了。

此后不久，徐志摩就消失了，音信全无。一个怀有身孕的女人，独自被困在伦敦的公寓里，举目无亲。她给二哥张君劢写信求救，二哥让她去德国柏林。张幼仪收拾行李，拖着身孕，坐火车、坐轮船，辗转到了柏林。

1922年2月24日，张幼仪在柏林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徐德生。等张幼仪从医院回到家，消失已久的徐志摩忽然出现了——手里拿着的不是什么补品，而是一份离婚协议书。那时候林徽因已经回国，徐志摩急不可耐地要恢复自由身。他在吴经熊、金岳霖等人的见证下，拿出了那份由他单方面草拟的离婚协议。协议写得很公事公办：男女双方已经一致决定终止婚姻，女方将获得5000元赡养费。

张幼仪看着那份协议，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这话说得不卑不亢，没有哭闹，没有哀求。她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桩依据《民法》的“西式文明离婚案”。

这事儿搁现在可能不算什么，可在1922年的中国，这是爆炸性新闻。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有人骂徐志摩“始乱终弃”，有人说张幼仪“可怜”，更多的人在争论“自由恋爱”和“传统礼教”到底哪个对。

张幼仪离婚之后，没有哭天抢地，没有回娘家诉苦。她去了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中国女人，用德语读完了三年课程。1925年，她的次子彼得夭折，年仅三岁。她一个人在柏林处理了孩子的后事，然后收拾行李，回到了上海。

回国后的张幼仪，简直是开了挂。她先在东吴大学教德语，后来被聘为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这家银行当时经营不善，濒临倒闭。张幼仪去了之后，整顿业务、拉拢客户、规范管理，硬是把银行救活了。与此同时，她还接手了“云裳服装公司”。她引入西方时装理念，设计了一系列中西合璧的旗袍，在上海滩风靡一时。当年的上海名媛，以拥有一件“云裳”的旗袍为荣。

徐志摩后来对朋友说：“张幼仪是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这话听着像是在夸人，可从一个抛弃了人家的人嘴里说出来，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之后，葬礼是张幼仪操办的。徐家不承认陆小曼，不让陆小曼参加葬礼。张幼仪以“前妻”的身份，料理了后事。她还负担了徐志摩父母的养老，一直到他们去世。晚年，有人问她：“你恨徐志摩吗？”她说：“不恨。我还要感谢他，如果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找不到自己。”

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可你细品，就品出了一种“感谢当年不娶之恩”的潇洒。

林徽因：康桥的雾，伦敦的雨

1920年秋天，十六岁的林徽因跟着父亲林长民来到伦敦。林长民当时是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的驻欧代表，带着女儿在欧洲考察。父女俩住在伦敦的一所公寓里，林徽因一边读书，一边帮父亲处理些外文信件。

就在那一年，二十四岁的徐志摩也来到了伦敦。他本来在美国留学，读着读着觉得没意思，就跑到英国来了。他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后来经人介绍，进了剑桥大学当旁听生。就是在伦敦，他认识了林长民。林长民是个老派文人，热情好客，喜欢结交青年才俊。他把徐志摩引为忘年交，时常请他到家里做客。

徐志摩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大概是在1920年11月。那天林长民设宴招待几个中国留学生，林徽因穿着学生装，梳着短发，坐在父亲旁边。徐志摩后来在诗里写过那种感觉——“你是我生命的唯一泉源，是我灵魂里唯一的亮光。”这话写得肉麻，可那时候的他，大概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接下来的日子，徐志摩成了林家的常客。他跟林长民聊政治、聊文学、聊人生，跟林徽因聊诗歌、聊艺术、聊梦想。那时候的剑桥，雾气弥漫，康河两岸的柳树在风中摇曳。徐志摩拉着林徽因在康河边散步，给她读雪莱的诗，给她讲济慈的故事。林徽因后来回忆说：“他在康桥的河边给我读诗，我那时候还不懂什么是诗，可是我觉得很美。”

这一年，林徽因十六岁，徐志摩二十四岁。一个已婚的诗人，爱上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这个剧情搁在今天，大概会被骂上热搜。可在1920年代初的欧洲，在那种“雾里看花”的浪漫氛围里，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张幼仪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一件很扎心的事。她说，有一次徐志摩让她陪他去邮局寄信。张幼仪照办了。到了邮局，徐志摩拿起笔写信，张幼仪站在旁边等着。她瞥了一眼信纸，看到抬头写着“徽因”两个字。那一刻，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心里有了别人。她没有哭，没有闹，只是默默把目光移开了。

1921年秋天，林长民任期结束，带着林徽因回国了。徐志摩没有跟着回去。他留在剑桥，继续他的学业。临别时发生了什么？史料没有详细记载。有人说林徽因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委婉地拒绝了这段感情。有人说林徽因走的时候，徐志摩站在码头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有人说，他们只是在康桥的河边道了别，然后各自转身，谁也没有回头。

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消息传到中国，徐志摩写了一首《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有人说这是写给林徽因的。可谁知道呢？诗人嘛，写完一首诗，可以送给任何人，也可以谁都不送。

有意思的是，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后来回忆说，母亲从不在家里提起徐志摩，也不许家里人提起。有一回，有人送来一本徐志摩的诗集，林徽因看了一眼，说：“拿走，以后别往家里带。”梁从诫问母亲为什么不看，林徽因说：“已经看过了。”看过了，就是看过了。不需要再看第二遍。

凌叔华：比朋友多一点，比恋人少一点

1924年春天，北京。徐志摩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凌叔华。凌叔华是京城名媛，父亲凌福彭是顺天府尹，家中藏书万卷。她从小受传统教育，又在新式学堂读书，能诗会画，写得一手好字。凌叔华与冰心、林徽因并称“文坛三才女”，是个既有才又有貌的人物。

徐志摩跟凌叔华的交往，始于文学，终于友情——或者比友情多一点，比爱情少一点。

在短短半年里，徐志摩给凌叔华写了七八十封信。平均两天一封。这个频率比当年追林徽因的时候还密集。信里写了什么呢？有文学评论，有生活琐事，也有情感倾诉。徐志摩把凌叔华当成“红颜知己”，什么都跟她说。他在信里写过一句挺有意思的话：“女友里，叔华是我的一个同志。”这个“同志”，不是说革命，是说精神上的契合。

凌叔华对徐志摩的感情，可能比徐志摩对她的要深。1925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凌叔华参加新月社的聚餐，回家的路上，有人跟她说起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情。凌叔华当场就急了，说：“这都是谣言！他们绝不会有那种事！”可她不知道，那时候的徐志摩，已经跟陆小曼打得火热了。

更有意思的是，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来北京的时候，徐志摩想拿一封信给父亲看。他手里有两封信，一封是凌叔华写的，一封是陆小曼写的。他犹豫了一下，最后把凌叔华的信放在枕边，把陆小曼的信递给了父亲。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他把凌叔华的信当作“私密”的东西，藏起来了；把陆小曼的信当作“公开”的东西，拿出来了。他心里对两个人的定位，一目了然。

1925年，徐志摩去欧洲旅行之前，把自己的“八宝箱”交给了凌叔华。箱子里有他的日记、手稿、书信，包括他跟林徽因在英国的“康桥日记”。他对凌叔华说：“这个箱子交给你保管，等我回来再还给我。”徐志摩后来还开玩笑地写过一首诗：“叔华，你要我这只箱子，你要我的魂！”这句话把“箱子”和“魂”划了等号，让人听了心里一颤——他的魂，到底放在了谁那里？

1931年徐志摩去世后，这个“八宝箱”成了文坛的一场风波。胡适、林徽因都想拿到这个箱子，尤其是里面的“康桥日记”。凌叔华没有交出箱子，只是把一部分资料给了胡适。后来这个箱子里的东西散落各处，至今下落不明。

凌叔华后来嫁给了陈西滢。晚年她接受采访时，提到徐志摩，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他是个很好的人。”这句话，把她和徐志摩之间那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画上了一个句号。

陆小曼：燃烧的罂粟花

陆小曼的故事，得从王赓说起。

王赓是谁？清华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和西点军校毕业，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后来当过警察局局长。论学历、论前途，都是一等一的好。1922年，十九岁的陆小曼奉父母之命嫁给了王赓。王赓是个老实人，老实到什么程度呢？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读书和工作上，几乎没有社交生活。娶了如花似玉的太太回来，却不知道怎么哄她开心。他忙于公务，常常把陆小曼一个人扔在家里。为了让妻子不寂寞，他请朋友来陪她。其中就有徐志摩。

王赓可能没想过，自己的这个决定，会让他成为民国史上最著名的“助攻”。

1924年，徐志摩在石虎胡同七号住着。据画家刘海粟晚年回忆，当时胡适对他说：“我带你去看一位王太太，你到北平来，只有见到这位王太太才不枉此行。”胡适口中的“王太太”，就是陆小曼。刘海粟去了之后，徐志摩也跟着去了。

陆小曼那时候二十出头，会英法双语，能书会画，风姿绰约。徐志摩一见到她，就像被点了穴一样。两个人在王赓的客厅里聊了一下午，从诗歌聊到绘画，从绘画聊到戏剧。等徐志摩走的时候，陆小曼亲自送到门口。刘海粟在回忆录里写道：“我看见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从那以后，徐志摩就成了王家的常客。王赓被调到哈尔滨当警察局局长，临走时对徐志摩说：“我走了，小曼一个人在北京，你多陪陪她。”王赓的本意是让徐志摩当“护花使者”，可没想到这位“护花使者”直接把花摘了。

1925年，陆小曼与王赓离婚。据说王赓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合得来是夫妻，合不来就分手，我自愿退让来成全你们。”他还给徐志摩和陆小曼送了贺礼，在一幅字上写了七个字：“苦尽笆来方知味。”

王赓后来终身未娶。

1926年10月3日，农历七月初七，中国传统的“七夕节”。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海公园董事会厅堂举行了婚礼。这场婚礼办得跟当年的第一场完全不一样——第一场是风光无限的“豪门联姻”，这一场是自筹经费，仪式草草。可徐志摩不在乎。他终于娶到了自己想娶的人。

不过，证婚人梁启超不这么想。

梁启超是徐志摩的老师，也是他父亲的好友。他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很不满意，可在几个朋友的劝说下，还是来当了证婚人。梁启超站在台上，掏出一张纸，念了一段被后人称为“史上最毒证婚词”的话：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全场鸦雀无声。陆小曼的脸涨得通红，徐志摩低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婚礼之后，徐家老爷子开出三个条件：结婚费用自理；婚礼由梁启超证婚；婚后必须回老家安分守己过日子。徐志摩一一答应。可陆小曼在上海住边了，不肯回硖石乡下。她喜欢上海的夜生活，喜欢跳舞，喜欢打牌，喜欢抽鸦片。徐志摩只好在北大、女师大、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四处兼课，月薪加起来近八百大洋。八百大洋什么概念？当时北京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不过十块左右。可这笔钱，他一分都没留下——全寄回了上海，供陆小曼开销。他自己在北京，夏天只有一件白褂子，裤子磨破了洞也没人给补，连房租都蹭胡适家的。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从南京搭乘一架运送邮件的小飞机北上。济南附近遇到大雾，飞机触山坠毁。他死了，才三十五岁。

消息传到上海，陆小曼当场晕了过去。她醒来之后的第一句话是：“摩，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穿了一身白色的孝服，再也没有穿过艳丽的衣服。她戒了鸦片，戒了麻将，把自己关在家里，开始整理徐志摩的遗稿。她编辑出版了《爱眉小札》《志摩日记》《徐志摩全集》等书，把徐志摩的文字留在了这个世界上。

1965年，陆小曼在上海去世。她最后的愿望，是跟徐志摩合葬。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徐家始终不承认她。

尾声

徐志摩这辈子，写尽了浪漫，活成了段子，最后把命搭在了一场雨雾里。

他的四个女人，各有各的结局：张幼仪活成了商业传奇，林徽因活成了建筑史上的丰碑，凌叔华活成了文坛的长青树，陆小曼活成了徐志摩的“未亡人”。

这四个女人，因为徐志摩而被联系在一起。可她们自己的人生，其实跟徐志摩关系不大。张幼仪的“开挂人生”不是因为离婚，而是因为她自己本来就是个厉害的人。林徽因的建筑成就不是因为徐志摩的诗，而是因为她自己就是个天才。凌叔华的文学地位不是因为徐志摩的信，而是因为她自己就是个作家。陆小曼的悲情人生，也不全是因为徐志摩——她本来就是个活得很用力的人。

徐志摩被记住，是因为他写了诗。这些女人被记住，不只是因为她们出现在徐志摩的诗里，更是因为她们自己的人生，本来就很精彩。

这就是民国文人的“情感连续剧”——台上演的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台下演的是女性在时代变革中的觉醒与挣扎。爱情是主线，可真正的看点，是这些女人如何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活出了自己的样子。

你问徐志摩到底爱谁？这个问题，大概他自己也回答不了。他爱过张幼仪吗？大概没有。他爱过林徽因吗？大概爱过，可那更像是一个诗人对“美”的朝圣。他爱过凌叔华吗？大概没有，那更像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信任。他爱过陆小曼吗？爱过，爱得轰轰烈烈，爱得倾家荡产，爱得最后连命都搭上了。

可说到底，徐志摩最爱的，大概还是他自己，还是他那颗永远躁动不安的诗人灵魂。他需要爱情，需要激情，需要那种“燃烧自己”的感觉。而这些女人，就是他燃烧自己的燃料。

燃料烧完了，火也就灭了。

可那火光，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