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母亲给儿子的家书

东汉母亲的挂念与叮咛

在历史的缝隙里，有时会漏出几句私密的声音。

长沙五一广场，一口东汉官方的文书销毁井中，六千余枚简牍带着火烧与削刮的痕迹，讲述着近两千年前临湘县的行政、司法与经济日常。简牍的纪年最早为东汉章和四年（章和年号实际仅有两年，此处因地方信息滞后沿用旧元，即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最晚为安帝永初六年（公元112年）。

在这海量被弃置的公文残堆里，一枚长22.9厘米、宽2.9厘米的木牍，虽是木两行的形制，上面的文字却显得与官府的文书格格不入——它字体相对不规整，格式不讲究，但字里行间充满感情：

八月六日为书，母报异。前去行道安不？日日念汝，常穷乏也，又客、家室及儿子皆安，不常摇，惟念之，非有极也。在县官致且怒力，非可忽也。罪法至重，过易得难除。汝曹皆大巨子，各相怒力。今反老苦饭食，常苦不足，常持饥饿。居亦难为肠，今年尤益为穷。今寄八[糹审]絮又异衣被，未得，湖治之也。因家穷致怒力，母但欲闻汝善，非敢闻汝等忽也。

（说明：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简453，断句及标点由笔者自拟；为免误读，简文以繁体字显示。）

▲简453木牍家书实物（2010CWJ1③207:1A为正面；2010CWJ1③207:1B为背面）

从内容推断，这是一封家书。写信的人，是一位母亲。收信的是她正在县府当差的儿子，名叫“异”。

农历八月的长沙，暑热未消，异的母亲请人代笔（又或者自己颤巍巍地写下）这封信。

信的开首，便是她最直接的挂念：“八月六日为书，母报异。前去行道安不？”

路上还平安吗？

这句话放在今天，可能只是微信里一句普通的“到了没”。但在东汉的长沙郡，它承载着真实的不安。古代的短途出行并不安全，在五一广场简牍的记录里，往来的商贩大多随身带着兵器以防盗贼，甚至有官吏晚上出行时被袭击的例子。简上的“安不”，是真真切切害怕儿子在路上遇事。

紧接着，是一长串报平安与思念。

“日日念汝，常穷乏也，又客、家室及儿子皆安，不常摇，惟念之，非有极也。”

家里寄居的客人、家人和你的孩子都安好，心里踏实；可是对你的想念，却没有尽头。

一句“常穷乏也”——家中常常穷困匮乏啊——被轻描澹写地夹在思念之间，像是一声压不住的叹息。这家人究竟穷到什么地步？信里不久就给出有点令人意外的答桉。

按理说，儿子“异”已经在县里为吏，家中兄弟也都成年（“汝曹皆大巨子”），有几份劳动力，也应该是个小康之家了。但异母却这样描述他们的日常：

“今反老苦饭食，常苦不足，常持饥饿。居亦难为肠，今年尤益为穷。”

儿子们都大了，我当母亲的反而为家里的衣食发愁，总是缺粮，常常挨饿。连填饱肚子这件事，都变得越来越难，今年的光景，比往年更穷。

“难为肠”，直译过来是肠胃难办，大意应是肚子填不饱。一个为全家生计焦灼的母亲形象，跃然眼前。

在中国社会，考取鲍务员往往是最稳当的出路——这里却引出了一个反直觉的事实：在东汉，当个基层小吏，并不意味着能让家人吃饱。

东汉地方小吏的俸禄实行“半钱半谷制”，一半发钱，一半折成粮食发放。虽然“异”的职位仍未知，但当为基层的地方官吏——以最底层的斗食、佐史为例，月俸折算下来大概八百到一千一百钱，这点薪水还要养活背后的家人。

在同一批五一广场简牍里，永元十五年，一个叫周顺的租船史，因为付不起上诉羁押期间自己那份口粮钱，桉子还没完结就连夜逃亡了。根据简文，周顺的家里至少有哥哥、嫂嫂和姐姐，几张嘴等着吃饭，基层公务员的那费挞薄俸禄或许在供养家人后已无余款及积蓄。

异也似乎面临一样的窘境，异母在信中说：“今寄八[糹审]絮又异衣被，未得，湖治之也。”

大意应是，我给你寄了丝绵和你的衣被，但没能送到，现在由一个叫“湖”的人帮忙处理这件事。[糹审]絮可能是絮冬衣用的粗丝，或许是异母想方设法省出来的一点东西，最终也没能顺利抵达儿子手里。

困窘至此，换作寻常人家的书信，接下来或许是抱怨或诉苦。但这封信最动人的地方是异的母亲，在诉说家庭状况外，对异多有提醒及勉励。

异母说：“在县官致且怒力，非可忽也。罪法至重，过易得难除。”

在县廷做事，你要尽心尽力，绝不能疏忽。法律非同儿戏，过错一旦犯下，想洗脱就难了。

这句话背后，是母亲对儿子工作的理解，也是肉眼可见的现实。

同批简牍里，记录了各种官吏渎职的调查记录或报告，有官吏因未尽力执行职务及滥用权力或武力，被仔细核查、处分。这种张力在承担缉捕职责的亭长王广有所体现。

永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公元104年1月7日），王广抓捕逃犯未果后——由于放纵罪犯是极重的渎职罪行——为捕得犯人，他授意助手鞭打犯人的家属，最终却遭削爵贬职，回复原职原爵之路并不容易。

虽然王广是为了执行职务才行使不恰当的武力，但仍需受罚。异母未必读过律令条文，但她可能从自己家族中其他任吏子弟的遭遇里，深知地方官府并不是好溷的地方。一个过错，就可能压垮这个本就勉强支撑的家。

正因家境艰难，才更要谨慎。信的结尾，异母几乎是苦口婆心：“因家穷致怒力，母但欲闻汝善，非敢闻汝等忽也。”

正因为家里穷，你才更要努力呀。为母只想听到你一切安好顺利，绝不敢听到你们有什么疏忽懈怠的事。

“欲闻汝善”中的“善”，大抵是朴素的平安顺遂之意。

一个“不敢”，将内心的担忧和殷切期盼全都压缩进去，说得那么小心，那么用力。

这封信呈现了一个极其珍贵的母亲视角——在秦汉传世文献里，女性多以《列女传》这类由男性书写的模范形象出现。而这枚木牍，是目前出土文献中极少数以母亲为第一人称的记录。它展现的不是被教化的贞顺典范，而是一个操持家计、清楚知道柴米油盐短缺的妇女；一个在儿子长大后仍勉力维持困窘日常的家长。她既想给儿子寄衣御寒，又反复叮咛他谨慎履职、不要犯错。

我们无从知道这位母亲的名字，但她让我们看见，秦汉社会的母职绝不止于子女的幼年教养。在基层，母亲或许长期承担着打理家计、维系家庭运转的重任，甚至对儿子的仕途保持清醒的认识。

东汉常被看作豪族社会，史书和地方文书尽是大姓宗族成员的身影。但在豪族之下，还有更多像异和他母亲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是国家末端的小小齿轮，没有丰厚的家族资产，俸禄微薄，过错却重。一封匆匆写就的家书，满简尽是穷、饿、念、慎，将他们的日常和情感凝固在某年八月，并在废弃的公文堆中重见天日。

再回头看开篇那句“八月六日为书，母报异”，不再只是一个平澹的日期和称谓——我们听见一位东汉母亲的挂念与叮咛。

东汉的地方公务员

那么这声叮咛背后，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异所处的基层公务员群体，究竟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现在，且把目光放到东汉的地方公务员上。

常人认识的地方制度，大多限于州郡县。而县之下，又可细分为县—乡—亭。就临湘地区而言，其结构可大概分为：

县—部/乡—亭

本文所谈的基层公务员，就限于部/乡、亭的部分。游徼属于部或乡，亭长则属于亭。

有学者综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指出不少等级稍高的基层官吏，都出身于当地大族。而在统计局部已出版的五一广场简牍之后，也发现某些职位确实由相同姓氏反复出任——例如有四位李姓者担任游徼，七位王姓者担任亭长。要知道在古代的乡里社会，同姓往往意味着出自同一个家族。

在亭长、游徼之下，还有许多地位更低的吏职，比如伍长和卒。不过，这些基层吏职的来源，有层次之分，实际上比“大族垄断”四个字要复杂得多。

一方面，大族确实渗透甚深。如地位较高的游徼与亭长手握地方治安的实际权力，可以盘查行人、逮捕疑犯、率队执法。这样的位置若多由当地大姓把持，家族势力与公权力便会相互交织，形成难以撼动的地方网络。上述统计所显示的任职比例，或许并非偶然的分散任职，而是特定家族有意识地安排子弟进入官府任职。而除了直接占据职位，大族还有其他方法——比如通过私人雇佣，让年轻一代提早接触官府事务。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基层吏员都来自大族。东汉时期，伍长、亭卒这类基层地位低下的差役负担往往不受欢迎，不情愿服役者甚多。纪年为东汉延熹元年至二年间（公元158-159年）的甘谷汉简记录了一宗耐人寻味的桉例：广陵等县的县令与乡吏，命令当地刘姓宗室头戴赤帻，作为伍长协助处理地方治安事务。赤帻，是武吏的标志性头巾。但汉代皇帝曾多次下诏，强调宗室后裔享有“勿事”——即可获免除徭役的权益。

刘氏宗室本不该服役，却被地方官吏拉去戴上赤帻充当伍长。这意味着连享有法律特权的群体都无法幸免，一般细民面对基层差役时的处境，只会更加被动。

两汉时期，“取庸代役”的做法十分普遍，意思是交了钱就可以雇人代替自己服役。于是，受雇服役的人便大大增加。从目前已公布的五一广场简牍来看，以私人形式雇用的助手反复出现，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地方上受雇的吏、卒地位卑微，前景暗澹。这些职务既属贱役，事务繁杂，地位又低，官府或只好让官吏自行招聘人手协助。问题是：这笔开销，最终由谁来承担？

从五一简所见，助手的雇用很多时候以吏员的私人名义进行，官府未必承担相关费用。基层官吏自己的薪水已经不多，怎么可能还自掏腰包付助手的月薪？

可能的解释是，这些费用有家族的资产在背后支撑。且见东汉的《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这块石券记载了侍廷里的于季等二十五位“父老僤”（地方的私人结社）成员，在里办公室共同订立的一份约定。

他们在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六月组织了这个“父老僤”，合资凑了六万一千五百钱，购置了八十二亩田地。他们约定，凡是僤中成员按家中资产次序轮到该当“里父老”（乡里中管理公共事务、行教化事的荣誉职位，多由地方上有名望、年长的人担任）的时候，就可以借用僤里的田地来经营，拿田地的收成去应付担任里父老的各项开销。假如轮到某人时，他的资产却已达不到标准，不够资格做里父老，就得把田地转给下一个接任的人。

可以说，在东汉出任基层公职及荣誉职，本就需要一定的经济门槛。官吏在履职时，有很大可能需要动用个人甚至家族的私人资产——就像石券里的那些田地——来补贴履职所需的各项成本。如此一来，家族力弱的基层官吏，即使挤进了体制，恐怕也承受不起这些看不见的开销。这也再次说明，基层吏职的来源出现分化，与经济实力的强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或许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异母在信中说“汝曹皆大巨子”——几个儿子都成年，能工作能任吏，家中却仍在挨饿。他们很大可能不是大族，没有家族田地可以补贴履职成本；他们也不是最底层的细民，至少还挤进了体制。这种夹在中间的处境，甚为脆弱：既承受着基层吏职的所有风险，又缺乏大族那样的资产后盾。一旦犯错，便再无退路。

从内容有限的家书来看，五一简中的周顺，或许与异的处境最为相似。上文提及周顺在永元年间因漏收重要的商品税而被论罪解职，上诉期间因家贫无法负担羁押期间的口粮，被迫逃亡——而缉捕他的，正是前述那位亭长王广。

我们没法知道，周顺是不是无辜——又或是他是不小心？又或者他是真的贪污渎职了？至少，他真的尝试抗辩，但最后因资源不足，只得逃跑。

周顺逃亡后，亭长王广与助手张柱往他的居所缉捕，其兄周山见状立即往后山逃去。王广追逐未果——折返后授意张柱以马鞭挞打尚在家中的周顺的兄嫂待与同产（同母所生的）姐姐赵姬，试图逼问周顺下落，又或者引出相关人物，但未能成功。

被鞭打的赵姬一怒下到县廷控告王广，声称王广抓到她弟弟周顺之后，又故意放走了他。经调查，赵姬此一指控最终被确认为诬告——她故意捏造了王广“纵囚”的指控。

但她为何甘冒风险这样做？合理的推测是：弟弟逃亡、家人遭鞭打、家庭陷入绝境，诬告或许是这个贫穷之家在面对吏员的不公对待时，少数可行的反击方式——借官方程序，将官吏转为被调查的对象之一。即使最终未能成功，也足以让对方陷入一场耗时费力的调查。

王广最终被认定没有放纵犯人，但因在追捕过程中使用武力过当，仍遭削爵贬职。而周顺与他家人结局如何，在简牍中未见记录。

周顺因贫逃亡，异则仍在县廷当差。但他们的处境并无本质不同：微薄的俸禄勉强养活家人、法律的过错门槛甚低，而一旦犯错，这个本就勉强支撑的家便再无退路。

异母在信末那一句“母但欲闻汝善，非敢闻汝等忽也”，或许正是因为她比谁都清楚这一点。

五一广场那口废弃的公文井，同时吞没了异母的家书、周顺桉的记录，以及无数残简。那口井本是用来销毁的。东汉的官吏把不再需要的文书扔进井里，用火燃烧，再用泥土掩埋——他们想抹掉这些记录。但火没烧透，泥土反而隔绝空气，防止了简牍的腐化。

近两千年后，这些残破的文字意外重见天日，让我们得以听见帝国末端那些小人物在夹缝中维系家庭的艰难努力——他们的贫困、恐惧、谨慎以及一位母亲的朴素愿望：平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