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死刑再调查，保证没有冤假错案

案件的卷宗连同屈打成招的供词被呈送给了道宗，但是到这一步，道宗反而有点犹豫了。

愤怒过去了，狂怒没有了，道宗冷静下来了，想一下，道宗毕竟和萧观音做了二十多年的夫妻，他对妻子的为人也并非全无了解，于是，道宗看着《十香词》后边的那首《怀古》诗，说了这么一句话：

《周松霭遗书》：此是皇后骂飞燕也如何更作十词？

这明明是皇后在批判赵飞燕祸国殃民，既然如此，皇后又怎么会写《十香词》呢？

道宗有此问，这是萧观音最后的一线生机，如果道宗此时此刻能冷静下来，仔细的想一想，如果他愿意去查证一下单登的背景，耶律乙辛的动机，以及酷刑之下供词的可信度，那整个案件就有翻转的余地。

但是很可惜，耶律乙辛集团没有给萧观音这个机会，因为接下来张孝杰出场了。

这位以儒学入仕，满腹经纶的宰辅大臣，对道宗说了一句话：

这首《怀古》，正是皇后写给赵惟一的。

道宗说你有什么证据？

张孝杰指着这首《怀古》，他是一字一顿的念出来，说您看这个诗：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

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这四句诗，正好包含了赵惟一三个字。

朋友们，这是什么？这是文字狱啊。

什么叫文字狱？就是从一个人的文字作品中抠出字句，断章取义，曲解原意，然后拿这个来罗织罪名，我们熟悉的文字狱时代是明清两代，朱元璋看到则字就想到贼，乾隆因为“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就认为作者是反清复明，但其实，早在辽代，张孝杰就把这套东西给玩的是炉火纯青了。

（契丹文）

这个事情也就张孝杰能做出来了，因为他有文化，他可以把一首咏史的诗拆解成字谜，把偶然的巧合解释成合理的藏名。

赵家妆指的是赵飞燕的妆容，惟有知情一片月，这明显是在化用李白“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的典故，结果这些用典在张孝杰的口中全部消失，只剩下被刻意圈出来的三个字：

赵惟一。

读史到此，不禁感叹啊，这需要什么样的绞尽脑汁才能想到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又是何其的荒诞无聊，能相信这个说法的人，又是何其蠢笨呐。

道宗就相信了，但道宗并不是一个蠢笨的人，他更不是一个没有文学素养的人，他很喜欢写诗，对诗词不说登峰造极，至少不是一窍不通，但当时的语境是什么？是萧观音已经被道宗疏远和厌恶了，一个失去了宠爱的皇后，她的才华，她的诗词将不再是引以为傲的长处，而成了可疑的越轨行为，很容易就被解读为道德上的不检点，这种解读当然是不公平的，但在专制的时代下，它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

才华也是一种危险，这在古代女性文学史上反复上演，宋代的李清照，惊才绝艳，词作无数，但理学家却批评她是闾巷荒淫之语，朱淑真更因为诗词中流露出的一些特殊情感被揪住小辫子，被指责是失德，死后诗稿被父母焚烧。

男性文人的才华可以成为他们晋升的阶梯，而女性文人的才华却往往成为她们被污名化的证据。

萧观音是辽代文坛上成就最高的人，没有之一，至少从现在的史料体现上看，有辽一代无出其右者，同时她也是一个几乎全面发展的艺术家，但这些才华和成就并没有在她活着的时候给她带来安全和尊严，反而成为了杀死她的凶器之一。

这里说一些和案件进程无关的内容，在萧观音死后多年，这桩冤案的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但真相的浮现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今天能详细的了解到十香词案的具体细节，完全依赖案发同时期官员王鼎的一本在正史中并无记载的杂史，也就是《焚椒录》。

王鼎为什么对此案如此了解？他曾在《焚椒录》的序中做过交代：

他的妻子的乳母的女儿蒙哥，这个蒙哥是耶律乙辛府上的婢女，婢女“知其奸构最详”，她了解整个案件的内幕，而萧惟信则曾亲口向王鼎讲述过案件的始末，这两个信源构成了《焚椒录》的可信凭证。

（《焚椒录》）

但是，有一个问题，王鼎写作《焚椒录》的时间是大安五年，即公元1089年，此时距离萧观音被害已过去十四年，这十四年里，耶律乙辛已经倒台，被清算杀死，张孝杰也已获罪，穷困潦倒的死在家中，包括后续太子耶律濬的悬案也已昭雪，换句话说，王鼎其实是在可以把这桩案件书写成冤案的时候才开始书写的。

这不是吹毛求疵，在我们的古代，几乎所有记载冤案的史料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在冤案已经被官方平反之后才敢于被创作出来的，这意味着我们读到的永远是一种事后叙事，作者站在已知结局的时间节点上，带着明确的道德判断，这种判断往往也很简单，就是奸臣残害忠良，然后在这种判断下重新组织事件的因果关系，这种叙事模式的优点是什么？

是立场鲜明。

那缺点是什么呢？

是立场太过鲜明了，往往就会把复杂的案情简化为道德话剧。

作者读《焚椒录》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在书中，耶律乙辛等人是面目可憎的绝对的恶，而萧观音是完美的善和无辜，道宗的暴行则被认为是他个人受到了蒙蔽，整起冤案被纳入了“自古国家之祸未尝不起于纤纤”的道德感叹之中。

那我们又要提到一个很新颖的观点，那就是在本案中，道宗其实自始至终就知道萧观音是冤枉的，而绝不是道宗被蒙蔽了。

这个观点好像是国外一些汉学家说的，具体哪位我记不清了，有知道的读者可以帮我补录在评论中。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啥一个丈夫要让自己的妻子承受莫大的屈辱和折磨而死，尽管他知道她是清白的？

答案当然要从政治层面去寻找，因为十香词案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宫廷桃色事件，它是辽朝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的一环，要理解道宗为什么必须放弃（杀死）萧观音，必须从更加宽大的视角来看。

耶律乙辛为什么陷害萧观音，是因为只有扳倒萧观音，才能继续扳倒太子耶律浚，为什么耶律乙辛要扳倒太子？因为太子“始预朝政，法度修明”，一旦太子登基，耶律乙辛必身首异处。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太子的始预朝政，法度修明到底威胁到了谁？

表面上看是威胁到了耶律乙辛，但仔细想一下，如果道宗本人坚决支持和保护太子，耶律乙辛权力再大，也不可能扳倒太子，耶律乙辛之所以开始计划扳倒太子，是因为他已经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那就是，道宗对太子也是心有忌惮的。

皇帝和太子，这是历史经典矛盾，太子太弱，没本事，皇帝担心这完了，这江山后继无人了，太子太强，太有本事，皇帝又会担心自己被架空，甚至是被提前取代，汉武帝曾杀刘据，唐太宗也废过李承乾，而耶律浚恰好是一个很有本事，很优秀的太子，耶律浚“法度修明”，这四个字信息量非常大，这意味着太子有自己的政治班底，有自己的施政理念，还有自己的民意基础，而对于在位二十多年，日益昏聩的道宗来说，太子的存在，是在给他上压力。

加上辽朝吧，情况比较复杂，权力斗争十分血腥，辽太祖阿保机，辽太宗德光，辽世宗阮，辽穆宗璟，辽景宗贤，直到道宗的父亲辽兴宗，皇位继承的每一代都伴随着政变，谋杀，清洗，《辽史》卷六十二更说：

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矣。

辽二百余年，骨肉屡相残灭。

那么对于道宗来说，十香词案发，就正好可以趁机打压一下太子集团，顺便敲打一下萧氏后族，其代价不过是杀死一个已经被他疏远，即他已经不再喜欢，没有感情的妻子的性命。

这个推论很有阴谋论的感觉，也太残酷了，但是可以解释道宗在本案中那些所有令人费解的行为，为什么本案疑点如此之多，他却从来不去追问？因为压根他就不想知道真相，为什么他要亲自动手，把萧观音打个半死？因为他不能给萧观音自我辩解的机会，为什么他要把案件交给耶律乙辛来审理，因为他知道耶律乙辛一定会审理出他想要的结果。

我们再看这段记载：

《辽史》卷四：道宗知太子之贤，而不能辩乙辛之诈，竟绝父子之亲，为万世惜。

这里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琢磨，那就是道宗到底是不能辨耶律乙辛的奸诈欺骗，还是不愿辨？一字之差，意思可是天差地别，前者是判断力的问题，后者是选择问题。

您听我这么说，可能感觉，哦，原来这个道宗这么坏呢，他是顺水推舟，顺坡下驴故意把萧观音害死的。

但我要跟您说的是，这种看法，纯粹是为了给道宗的智商辩护，何必把封建皇帝想象的那么智力充沛，深有城府？

没有必要给皇帝上滤镜，搞的好像皇帝做什么一定就有动机，一定就有目的，一定就有合理的理由。

皇帝为什么不能单纯就是笨呢？

我们完全可以承认，道宗就是愚蠢，非常愚蠢，极其愚蠢，仅此而已。

至于他为什么愚蠢，那将会是下一篇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