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校长的遗书，藏匿11年重见天日

写完《17岁的长征》后，有朋友建议，写写学校文革的事情。想想也是，60年了，原来记得清楚的事，现在遗忘了，现在记得清楚的事，不一定准确。应该乘大多数同学还健在，大家凑凑情况，真实地还原那段历史。把这段历史放在大环境、大时代、大文化的背景下去观察分析，弄清楚“我从哪里来”。

柳州铁一中校门

01

文革中我是个有观点的逍遥派。现在无意、也无力解说学校文革的全过程。只说说我经历的或信得过的朋友耳闻目睹的事。首先想到的是，我当时就读的柳州铁一中校长雷扶九的自杀和他的遗书，我称之为文革第一遗书。

遗书是一个人诀别生命前留下的肺腑之言，拿来判定高下，似乎不妥。但雷校长遗书里表现出来的风骨以及遗书后来的遭遇，确实令人赞叹，冠之第一不为过。

遗书字迹潦草，现重写如下：

老徐同志：

我把这封信的底稿留在你的抽屉里。

你看了，请你转给刘观（登）岳和杨帆看。

希望你们能了解我自杀的原因和心情。

我反复申明，我决不是“畏罪自杀”，我没有什么罪可畏。我主观上也决不是抗拒运动，我的自杀是经受不住饼分的凌辱和超过我倍受负荷的肉刑。

你们知道，我是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旧知识份子。我有自尊心，“可杀不可辱”的旧思想还支配着我。我愿饮源速死，不愿承凌辱和刑罚熬煎。我是带着安静的心情去死的。

永别了，千言万语，盼望你们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康庄大道，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前进。

雷扶九

9,23

信封上写：本市锌品厂子弟中学

徐基汉老师收

雷校长国学底子深厚，遗书中“可杀不可辱”，前面没有”士“字，是十分精准的。这句话出自儒家经典 《礼记·儒行》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

这是孔子向鲁哀公阐述儒者的刚毅品格：儒者可以亲近，但不可被胁迫；可以接近，但不可被逼迫；可以牺牲生命，但绝不能被侮辱。这确立了古代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高于肉体生命的核心准则，同时也逐渐成为古代志士仕人甚至普通百姓追求的风骨、操守。

这句话经常见于古代戏文、古典小说里。真正临刑前说出或在遗书中留下这句话的并不多，清末反清斗士刘道一算得上一个。大多数情况是践行这种精神从容就义。从龚胜到颜真卿、从文天祥到朱自清，历朝历代，这种可杀不可辱的精神操守，都可在历史繁浩的秩卷中显现。

这种显现到20世纪中期似乎断层。

有位著名评论家说““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邓拓先生……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作家如此，其他各阶层人士也差不多。

文革中自杀的人不在少数，遗书自然也多，从公开披露的名人的遗书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邓拓为代表的、不认罪，但自觉愧对妻子、子女，以死来解脱他们的痛苦。”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二是叶以群为代表的彻底认罪，希望家人与自己划清界限，以求保全。“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犯下的罪行，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思想上几经反复，只好最后走自己处决的路。（希望你们）激起对我的仇恨……与我划清界限……”三是以傅雷为代表的不申辩无怨言，极其冷静地从容赴死。这已是“可杀不可辱”了，但最终未能（或不敢）留下这个文字。

还有人死得惨烈，其言也哀。严凤英被折磨致死前大呼“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翦伯赞自缢的衣服口袋里发现的纸条上写着的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每读到这些史料，往往热泪盈眶。闭卷深思，这些大学者、大作家，大演员的生命为何会以这种方式谢幕？

几百年后，未经历其境的子孙后代对这种情况一定会更惊异，用ＣＴ进行精神扫描，得出的结论是严重的骨质疏松。

缺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在本文论述之中。我只想说说，雷校长遗书在“可杀不可辱”精神传承中的定位与意义。

“可杀不可辱”的对立面是“可辱不可杀”，苟且偷生，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无可厚非。司马迁是这类人的代表，只可惜历史上太少太少。文革中许多老干部抱着绝不自杀的态度熬到了第二春，“可辱不可杀”是他们熟悉的游戏规则与生存技巧。不过，这种“风水轮流转，明日我做庄”，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群才有的特定现象。若非“圣主”，其结果必然是滑向”可杀又可辱“的悲惨境地。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斯大林时期的肃反就是最真实的样板。

中国历史上，“可杀不可辱”、“可辱不可杀”、“可杀又可辱”三种现象一直都存在。当“可杀不可辱”的事件高频次发生时，那必定是个黑暗的时代，比如东汉末年。当”可杀不可辱“可议而不必行时，那一定是昌明的时代，比如盛唐。可如果当“可杀不可辱”没人提、湮于无声的时候，那便是莫名的悲哀了。

要求每个“士”都做到“可杀不可辱”是不人道的，但如果每个“士”都做不到“可杀不可辱”，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雷校长的这份遗书，好就好在，他在中华民族知识份子精神、人格传承的坐标上，用生命之躯，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在二十世纪的中期，人们还能听到发韧于二千年前、久违的“可杀不可辱”的呐喊。

几百年后研究中国知识份子人格史的人会说，二十世纪中期，幸亏还有个雷扶九。尽管是在边陲的南蛮之地，尽管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知识份子。

02

其实，雷校长是个既不可杀也不可辱之人。他传奇的一生，交织了太多的一个知识份子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相伴前进的故事。

雷校长出身于湖南农村，靠勤工俭学读到大学毕业，抗战胜利后，到广西讨生活，在宜山的扶轮中学（柳铁一中的前身）任教。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深得学生爱戴。

当时，学校有４个中共党员学生，他很关照他们。当得知当局要抓捕他们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抛妻别子，毅然与党员学生一道上山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并不是天天打仗，空余时间，他便在宿营地山洞里为战士们上课。他是教理科的，但文科也不错，没有教材，便凭记忆给学生们讲文学、讲社会发展史。学生中有的已是游击队的领导，仍恭恭敬敬的坐在台下，执弟子礼。

这是一幅十分感人的画面。一群置生死于度外的年轻人，怀揣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在战斗之余，听一个老师讲与战争毫无关系的文化课。这种“革命理想高于天”，“军民鱼水情”的场面，如果斯诺漫游至此目睹了，一定会感叹，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

雷校长后来离开了游击队回校继续执教，不幸被捕。他想方设法从监狱里带信给游击队中的学生，请求救助。他相信共产党会救他，能救他。果然，共产党救他出狱，与他一起迎接了新中国的成立。

解放后，雷校长一直在柳铁一中，长期担任学校领导工作。广西的教育水平在全国挂不上号，但柳铁一中在广西的中学中却是响当当的。前几年好几次夺得全区文理、科状元，近几年高考成绩被屏蔽分数的也不在少数。我以为这是改革开放后，学弟、学妹努力的结果，这次为了写此文，查阅资料，才发现，学校在雷校长任职的那几年，更牛。文革前，高考升学率年年稳居前茅，1961、1963年两年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考第一名。这可不是单项冠军，而是整体的登顶。

党和政府也给了雷校长很高的荣誉，他没有入党，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政协委员，铁路局的高级知识份子。

按理说，像雷校长这样家庭出身好，历史清白、解放前参加革命、解放后做出较大贡献、文革中是逍遥派的知识份子，不应该受到很大冲击。可惜，他死于非命。更可惜的是他在不该死去的时候死去。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1966年下半年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受难者一般是文教界和干部队伍中的名人、领导。另一个是1969年下半年到19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受难者包括各行各业，相对来说，学校老师受冲击较小。

雷校长自杀于1968年9月，在不该死去的时间点死去，这具有鲜明的广西特色。

《柳铁一中建校60周年纪念丛书》中，有文章描述他受的刑罚；剃光头、挂牌子、打着赤脚站在滚烫的铁板上。拳打脚踢。一个黑帮份子该享受的“待遇”，他都领略了。

学长Ｇ兄生前告诉我，他目睹了雷校长殉难前一天晚上被批斗的情况。在一个教室，参加的人不多，两个工宣队员，两个学生，几个老师，还有两个跑来看热闹的军宣队员（或附近驻军战士）。之所以不是大会批斗，是因为没掌握雷校长罪行的确凿证据，要小范围的审讯，取得突破后，再“端出来”大会批斗。这是典型的“疑罪从有”。

参加批斗会的一位老师，文革前深得雷校长器重，文革中也曾遭受过批斗，若要他诉起苦来，也一定是“字字血、声声泪 ”但那天晚上却几乎是丧心病狂，歇斯底里地扇雷校长的耳光，将跪在地上的雷校长踢倒，然后又拖到讲台继续批斗。这真应了萨特那句名言：“他人即地狱”。

Ｇ兄看不下去，悄悄离开。第二天早晨便传来噩耗，雷校长在学校旁边清澈见底的竹鹅溪“饮源速死”。

那个晚上的批斗会，成了压死雷校长的最后一根稻草。

柳州铁一中校园

03

传奇的雷校长写了一份传世的遗书，遗书的遭遇也十分传奇。

雷校长写完遗书，没有放在身上，也没有放在住所显眼的地方。那时他被关押在学校单身宿舍，同住一寝室的是徐基汉，一位文革前夕大学毕业分配到学校的老师，徐老师是侨眷，当时回广东探亲了。雷校长将遗书装入信封，信封上收信人的地址是徐老师未婚妻工作的市锌品厂，然后放到徐老师抽屉中其它信件一起。这样做，显然是不愿意遗书首先被当局发现，也许他怕他们会因为遗书说了自尽的真相，而隐瞒、甚至毁灭遗书。

遗书中所提到的“你看了，请你转给刘登岳和杨帆看”，刘登岳是雷校长的湖南老乡，学校教音乐、美术的老师，一位正直的老师，杨帆则是雷的夫人，时任柳铁五小的校长。遗书先给同事看，再给亲人看，可见雷校长是想让群众知道事情的真像。

徐老师从广东探亲回来发现遗书后，并没匆匆转给刘登岳和杨帆看，而是悄悄喊来高三学生Ｇ兄商量怎么办？徐找Ｇ兄，自然有他的考量，一，Ｇ兄是深受雷校长喜欢的高才生；二Ｇ兄机灵有担当；三，Ｇ兄是个有观点的逍遥派，与两方的关系都好。两个年青人商量一阵，最后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一，不转给刘登岳和杨帆看，原因是，他们看了，由于善良和天真，一定会交给当局，当局很可能抓住遗书中的“可杀不可辱”大做文章，罪加一等。二，遗书一定要在最有利于雷校长的时候公之于众，三，遗书要俩人都同意才能公布。

Ｇ兄将遗书拍照做为备份，徐老师保存遗书。

以后，徐老师离开铁一中，调到锌品厂工作。Ｇ兄下乡插队、招工进厂。俩人像赵氏托孤一样，怀揣一份滚烫的遗书，随时可以燃烧；又像怀揣一颗炸弹，随时可以引爆，他们能做的，就是默默的等待，等待着不知何年何月会出现的“最好时机”。

赵氏托孤用了十五年，雷校长遗书的藏匿了十一年。1979年，广西对开始了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雷校长的平反遇到阻力，说没有证据证明他是被迫害致死，只能算是非正常死亡等等。

Ｇ兄知道此事后，与徐老师商量，这是公开雷校长遗书最好的时候。于是当着学校工作组的面，将遗书交给雷的夫人杨帆，再由杨帆交给工作组。

面对这封迟到十一年夫君的遗书，杨帆不知是要埋怨还是感谢徐、Ｇ二人。

有了遗书上的“我反复申明，我决不是“畏罪自杀”，我没有什么罪可畏。我主观上也绝不是抗拒运动，我的自杀是经受不住饼分的凌辱和超过我承受负荷的肉刑。”“我愿饮源速死，不愿承凌辱和刑罚熬煎。”，一切平反的阻力都土崩瓦解。

遗书在雷校长平反的工作上起到重要的推手作用。

1979年，柳州铁一中为雷校长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遗书完成了它的现实使命，也将伴随着“可杀不可辱”的精神在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