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趁乱严控，朝鲜处决暴增2.5倍

韩国人权团体TJWG发布报告，指朝鲜自新冠疫情封锁边境后，处决人数较封锁前增加逾两倍。报告显示处决理由正从刑事犯罪转向外部文化与政治管控。专家分析金正恩政权正利用极端防疫政策强化内部监控，处决不仅是刑罚，更成为恐吓民众的思想教育工具，反映出朝鲜人权状况在疫情后的急剧恶化。

韩国人权团体“转型正义工作组”（Transitional Justice Working Group，TJWG）：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1年底掌权以来，至少144起处决或死刑判决案例，共358人遭处决。 图像来源: KCNA via KNS/AFP

韩国人权团体“转型正义工作组”（Transitional Justice Working Group，TJWG）本月28日发布报告指出，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2011年底掌权以来，该组织共确认至少144起处决或死刑判决案例，共358人遭处决。报告显示，这些案例中有65起、共153人遭处决，发生在2020年1月朝鲜因应新冠疫情封锁边境之后。

封锁后处决人数大幅增加

报告称，若以相同时间长度比较，2015年至2019年期间，朝鲜共发生30起处决或死刑判决案例，涉及44人；而边境封锁后，同类案例较封锁前增加116.7%，被判死刑或遭处决的人数则增加247.7%。TJWG强调，相关数字并不代表朝鲜实际处决总数，而是目前根据脱北者证词、卫星影像及拥有朝鲜消息来源的媒体报道所能确认的“最低限度”纪录。

报告显示，朝鲜的处决理由在疫情前后出现明显变化。2015年至2019年期间，杀人等刑事犯罪较常被列为死刑理由；但在2020年封锁边境后，涉及政治性言论、外部文化、宗教、“迷信”、韩国影视音乐、淫秽内容、性交易及性行为的案件比例上升。

报告特别指出，有43人因观看成人内容相关而被处决；另有6人因在平壤和朝鲜其他地方及中国经营卖淫活动而被处决；此外，更有4人因为与数十名女性发生性关系而被处决。

强化社会秩序与资讯管控

TJWG分析称，朝鲜在疫情期间不仅以防疫为由限制人员流动，也强化对资讯、思想与社会秩序的控制。报告指出，涉及外国文化、宗教和“迷信”的案件从封锁前4起增至封锁后14起，相关被处决或被判死刑人数从7人增至38人。政治性犯罪，包括违反金正恩指示、批评党或中国国家保卫省等，也在封锁后明显增加。

处决方式方面，报告称，在144起处决案件中，有111起已确认处决方式，其中107起使用枪械，2起是绞刑，另有2起则以钝器执行。处决形式则包括公开处决、针对特定群体的限制性公开处决、非公开处决及未经正式审判的即决处决。TJWG并标示出46处处决地点，其中40处有座标，包括平壤金日成政治大学、两江道惠山市机场、咸镜北道清津市江边空地等。公开处决地点多为机场、河岸、矿区或农地等可容纳人群的空间，自因新冠疫情实施边境封锁以来，处决地点已扩展至全国各地，并显示处决不仅具有刑罚功能，也被用作恐吓与“思想教育”工具。

极端防疫下的内部控制

美媒自由亚洲电台（RFA）在相关报道中分析，朝鲜处决增加的背景与疫情期间的内部控制强化有关。朝鲜在2020年初迅速封锁国境，切断人员与物流流动，并加强对市场、边境、通讯和流言的管控。这种高压防疫政策使国家安全机构获得更大裁量权，也让外界更难监测朝鲜内部人权状况。

韩国前国家情报院副院长韩基范对此向德国之声表示，朝鲜在疫情爆发后最担心的是外部传染病进入境内并扩散，因此边境封锁、移动管制和资讯控制都被大幅强化。韩指出，在朝鲜，粮食危机不只是粮食总量不足的问题；若配给系统瘫痪，居民就可能陷入饥饿。因此，政权尤其警惕有关粮荒、防疫失败或外部资讯的流言扩散。

他认为，2020年9月发生的“韩国公务员延坪岛海域遭枪杀事件”— 当时一名韩国海洋水产部公务员在延坪岛海域漂流至朝鲜水域后遭朝鲜军人射杀，遗体被焚毁 — 这反映朝鲜在疫情初期试图阻断一切“外部流入因素”的极端防疫思维。

TJWG报告也提及此案，并将其归入朝鲜处决案例中的“危害公共安全及国家安全之行为”类别。报告指出，2020年8月底，朝鲜社会安全省曾发布公告，宣称任何接近边境封锁线的人员都将遭到无条件射击。不到一个月后，这起枪杀事件便告发生，该案显示朝鲜当局的相关命令可能被不分国籍与原因地严厉执行。

数据解读仍需谨慎

不过，前韩国统一部发言人、现任统一部辖下统一教育院教授郑俊熙提醒，虽然“疫情封锁导致朝鲜加强对居民控制，进而造成处决增加”的说法具有相当合理性，但仍须谨慎解读。他表示，新冠疫情后，朝鲜推动“敌对两国论”，并将朝韩關系的断绝制度化，这确实可能成为处决增加的政治背景之一。然而，由于疫情期间脱北案例几乎中断，外界能取得的一手证词大幅减少，相关数据基础仍有局限，因此不宜将这一趋势过度一般化。

1979年举枪投诚韩国的前朝鲜军人安灿一、现任韩国政府统一部注册社团法人世界朝鲜研究中心董事长，向德国之声解释道，“金正恩时期、特别是疫情后死刑增加的迹象早已存在，但‘300多人遭处决’的说法仍需确认资料来源。该报告中提及‘以钝器殴打致死’的案例，仍需要进一步事实查核。朝鲜政权通常不会主动制造可能激起民众反感的处刑方式；在朝鲜，死刑不只是司法执行，更是服务于政权控制的‘思想教育’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