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牵连太多，死了算了

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之后，高岗被撤消了一切党内外职务，管教居住。

高岗（右一）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此期间，他心事重重，焦躁不安，最终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仅仅49岁的生命……

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一百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

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

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行为乖戾。

8月10日左右，出现肠胃功能失调的症状：腹泻、消化不良等，但却拒绝治疗。

在中央决定对高岗实行管教的同时，还决定在楼上设一值班室，与其卧室仅相距四五米，并让我（注：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在楼上值班。

我住在高岗卧室的斜对面，这样，可以随时注意到高岗的每一个微小变化，及时向中央报告，以免发生意外。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高岗多次试图自杀

8月16日，星期天，晴朗无云，热气袭人。

这天没有学习。高岗吃罢早饭，便在楼上四处走动，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这一头到那一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卧室、秘书卧室……似随便走动，又像在察看什么。

上午11点多，高岗的妻子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匆匆上楼，6岁的小女儿告诉妈妈：

“爸爸在房间里弄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还啪啪响。”

李力群马上去卧室，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插座的墙边。

“你在这干什么呀？”

“噢，没什么，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又气又急地说：

“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叫人来把我带走吧！”

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企图，但她怕刺激他，对他不利，所以没有报告此事。

凑巧，这天我轮休，副组长赵光华值班，李力群与他毕竟不如与我熟悉，这也是她没有及时反映这事的一个原因。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让高岗脱离自己的视线。

午睡起来不久，忽然不见了高岗。李力群到处寻找，最后发现他在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

那里是通往楼下大厅的过道，半年来一直封闭着，堆放了许多杂物，布满蜘蛛网和灰尘。高岗去那里，显然很反常。

“你是干什么！”

“我没干啥，随便下来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那你马上去报告，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点。

李力群急得直跺脚：“你呀，你呀！”说着，把他拉了上来。

这以后，高岗拉着几个人打麻将，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没说。

下午6点，我回到高家，高岗拉我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

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我接触，怕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直到17日凌晨1点，高岗勉强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岗却毫无睡意，跟李力群谈了很久很久。

那段时间，高岗经常在深夜与李力群长谈，今夜谈得更多，情绪也很激动。他讲自己的经历，讲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了！”

在被管教的这半年里，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多次讲过“不如死了算了”之类的话，因此，李力群还像往常一样，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反复劝慰他。

高岗一家

2、逮住机会一走了之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半，怀着身孕的李力群实在太困乏了，她对高岗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折叠床上，很快就入睡了。

高岗却毫无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动不动。突然，他坐起来，不知从何处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

但要咽下这么一大把胶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却发现水瓶已经空了。

于是，他穿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他没有觉察到，在黑暗与匆忙之中，有一粒胶囊失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压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星期一，又是一个大晴天。李力群一觉醒来，已是8点多钟。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

孩子连叫带推，高岗毫无反应。她大喊：“妈妈！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惊，急忙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只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我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正在看书的我闻声大惊，慌忙出屋，因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

接着，董秘书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进来，围到床边。只见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均匀，一动不动。

李力群继续一边推，一边呼喊着。

我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我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9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的抢救。

大家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企盼着抢救生效。他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

一位医生将高岗的躯体侧转，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速可眠”。医生说：

“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

他又察看高岗的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症状。”于是停止抢救。此时是上午10点17分。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

他们来到高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时嘱咐我们：“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3、周恩来亲自坐阵

周恩来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一起赶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我首先检讨：“我们工作没做好，没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总理挥一下手，意思是不要听检讨。我便简略报告了事发经过和抢救情况。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先检讨了几句，随后详细汇报了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是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要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然后吩咐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善后事宜：

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总理口述，齐燕铭执笔记录，写出一个名单：

王世泰、刘景范（张鹏图）、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

这个名单，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当时在中央各单位工作；

第七至第十人是原先在东北工作的，当时在计委工作；

第十一到第十七人，是从各大区调到中央各主要部门工作的；

第十八和第十九人，是总理想了一下才提出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当时在最高检察院，张苏原在华北工作，当时在最高法院。

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周总理又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

齐燕铭立即去安排通知，没说会议内容。

那时，总理开会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厅，而且事先都要告诉会议内容，唯独这次例外，晚上8点半开会，这么晚，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地方，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

8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遗体。

8点半时，人都到齐，周总理宣布：

“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

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有几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随同杨尚昆等一起上楼去了。

接着，周总理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的经过情况。

高岗的遗体及冰块已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红木写字台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内的灯全开着，如同白昼。解剖检验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半小时，非常顺利。

杨尚昆、安子文只上楼看了一下，便去楼下大厅听李力群汇报，基本不在场，检验快结束时才回到楼上。

当晚10点多，监督小组和医生们一起下楼。参加会议的人们屏息静待着，只听周总理说：

“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

经过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

高岗在管教期间每晚服用安眠药，尽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能的。

再者，也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准备好保存下来的。1月间，他曾经把20粒速可眠亲自缝在毛裤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

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至于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远的谜。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主席作了汇报。

高岗（中）在东北

4、不成葬礼的葬礼

当东交民巷8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人车纷纷离去，大院又恢复平静。

几个年轻力壮的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进停放在东门门厅的棺柩里。

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里穿白色衬衣衬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崭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们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市场上买来的最好的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板条拼合的。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几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平平实实的。

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上卡车，费了很大的力气。

18日凌晨1时入殓完毕，大卡车当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8号大院。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和故旧亲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等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

高岗的胞兄高崇义于19日从陕北赶到北京为他的弟弟送葬，而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为他父亲安葬。

李力群因过度劳累原本不想去，经劝说，还是去了。

8月21日上午9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移出来，抬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车头没挂黑纱，没挂死者的照片，车上没有鲜花、花圈；送灵的人们也没戴黑纱或白花，有的扶车帮而站立，有的干脆倚靠在棺柩上。

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辆普通的载人货车。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柏木棺材，才能告诉人们，它所盛放的绝非等闲之辈。

卡车驶出西直门以后，便加速飞奔，扬起一片尘土。此时，正是10点多钟。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万安公墓门前，人们一下车，就感到地面热气蒸腾。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

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整个墓区地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低处可见雨水浸漫的痕迹。高岗的墓穴，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向阳，位置很好。

几个青壮年把高岗的灵柩从卡车上移下来，扛到墓穴处，缓缓放入，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成。

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哀乐，也没有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

最后，人们不声不响、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一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

当人们回到卡车上时，已是下午1点半多了。

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块真正的无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