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在讨论农民养老金的时候谈“贡献”，一是用词不当，遮蔽了真实的历史；二是没必要，一个月几百块的兜底养老金，哪需要谈“贡献”？

但架不住总有人谈，似乎农民的贡献连一个月几百块也不值。那就谈吧，不过我谈的结果恐怕不太好看，但这是你们逼我的。

既然要谈，就不能只谈农民，得一起谈：农民拿几百块就要问“贡献”，拿几千上万的反而不用问，没这个道理。

本文略论一下农民、工人和体制内六十年来的“贡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一部分：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到户

农民vs干部

概念：“正贡献”与“负贡献”

人民公社期间农民的贡献确实不多，这点要承认，没必要硬拗。我爸就跟我说过，那时候大家都“磨洋工”，到了地里，下巴往锄头把上一搁，就开始“摆龙门阵”。亩产稻谷也就三四百斤，人均一亩左右，就算交一半上去，也就200斤，确实没多少。

所以有的人就说，就算农民一年交500斤谷子，30年也就15000斤，折合3万块钱，现在一个月发200块也不少了。这种算法颇有《九品芝麻官》中尚书大人“当年你爹只不过给我一个烂饼，我还你一百倍”之风范。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对用“贡献”这个词的原因：虽然交得不多，但是交完之后全家老小就要饿肚子，这笔账怎么算？

所以账不是这么算的，当年劳动效率不高，不是因为农民懒惰、偷奸耍滑，而是体制使然——不管是谁，只要吃“大锅饭”，效率都不高。“人民公社”不是农民自己选的，而是被强加的，不能怪到农民身上。谁该负责？当然是当时的决策者和执行者。

所以那时候农民虽然贡献不多，但好歹是正的，而干部的贡献，完全是负数，是“负贡献”。《我爱我家》那句“你爷爷一失误，我爷爷就要饭”就是“负贡献”的经典表述。

概念解释：秦晖老师创造了“负福利”一词，提醒我们福利不总是正的，还有负的，“贡献”也是如此，不仅有正的，也有负的。大家以后可以多使用这个词，如果能提一下我对这个词的“贡献”就更好了。

那“负贡献”怎么算呢？可以拿人民公社与分田到户比较。以我老家的四川丘陵地区为例，公社总人口约1万人，耕地约1万亩，干部约100人，1965年亩产谷子400斤左右，到了1985年亩产800斤左右，也就是说，亩产增加400斤，一万亩就增产400万斤，平摊到一百名干部头上，人均“负贡献”4万斤/年。当然，这不仅是公社干部的责任，还有上头的责任，再加100名，人均“负贡献”摊薄到2万斤/年。

注意，这是极其保守的算法。

1、当时全乡吃商品粮的干部并没有100人，也就20人左右，即便算上大队半脱产干部顶多100人，加上上头的，10000:200的干群比例远高于实际情况，但没关系，我们算多一点，摊薄一点。

2、只算到分田到户并不够，如果算到2000年前后农民外出务工，按50%计算（5000人），人均月收入2000元，一年务工收入1.2亿元，折合稻谷6000万斤，摊到200名干部头上，人均“负贡献”一下子跳到30万斤/年。分田到户和外出务工都是最最基本的权利，算进去一点不过分。

总结一下，用最保守的算法，当年的“贡献”就是：农民+200vs干部-20000。这个惊人的数据其实是提醒我们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是多么可怕，以及，作为一个正常人，要分清楚谁是制度的受害者，谁应该为之负责。

那么，按这样一个结果，现在体制内七八十岁的退休人员正是应该为当年负责的那个群体，现在大家不计较当年他们的“负贡献”，反而有人倒过来追究农民的“贡献”，真是岂有此理。

第二部分：进工厂还是种土地

农民vs工人

概念：“若选择不自由，则比较无意义”

还有一种说法是用单个人的生产力来衡量，比如一个工人开大卡车，一次运10吨，一个农民靠肩挑背扛，一次也就一两百斤，所以一个工人的贡献是农民的一两百倍。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这里有两个问题：1、当时农民想去开车可以去开吗？2、还是说农民太笨学不会开车？

前面举我爸为例，下面以我为例，我在工厂也干过很多年。

1994年，我托关系进了附近的东风电机厂。这个厂是三线厂，三线厂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里面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在当地是个独立王国，福利待遇与周围的农民堪称“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那时候国营厂可以“世袭”，本厂子弟上本厂的技校，略等于直接进厂，子承父业顶岗上班非常普遍。

90年代军转民，搞厂办“大集体”，又叫“劳动服务公司”，“第三产业”，于是像我这样的农民，我才有机会进去，此为其一。

我在模具车间开铣床，算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工种，我师父说我是她最出色的徒弟。后来我去东莞打工，在工程部我是领班，下属有不少来自国企的工人。所以，根本不是农民不能胜任，只是没有机会。

所以，拿工人与农民的单位产出比较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当年工人能开大卡车，是被安排的，农民只能种地，也是被安排的。

概念解释：有一句话叫“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套用这个句式，可以说“如果选择不自由，则比较无意义”。既然当年剥夺了农民开卡车的权利，今天就没资格说农民只会挑担，如果一定要比较，那就是耍流氓。

说句后话。实际上，这样的国企一旦失去国家政策的保护，大多数在市场竞争中一败涂地，如今的东风电机厂经历几轮改制，大幅裁员缩编，大几千人的厂还剩三四百人。

如果“开大卡车”可以被视为“贡献大”，那么这个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大幅流失贬值是否每一个工人也要承担相应的损失？这当然是很荒谬的说法，就好像前面把开车与肩扛对比一样荒谬。

实际上，东风厂的工人经历了非常惨烈的下岗，很多人的社保存在断缴漏缴等问题，一直到2015年前后才彻底解决——这里面包括待我如亲妈一样的师父，我感同身受。

我为什么反感现在很多工人反对提高农民养老金？因为他们也经历过那种“被抛弃”的滋味啊，怎么对一直被损害的农民毫无同理心呢？国家最后还是承担了他们的养老责任，这是他们应得的，但凭什么就认为农民不应该得到迟来的补偿呢？活了几十岁，经历这么多，怎么还想不明白呢？

第三部分：从改革开放到现在

体制外vs体制内

概念：“不限制就是最大的贡献”

1996年，和很多四川农民一样，我南下广东打工。如果要算“贡献”，这是中国农民贡献最大的时候。虽然收入比在农村有了很大提升，其贡献提升得更多，因为农民到手的那点收入实际上被严重压低了。

请注意，这里面真正主动的角色是谁？我当初南下打工，是政府劝导的结果吗？不是，是我自己去的，去了还要被查暂住证，有可能被送到樟木头收容站。“傻子瓜子”是政府鼓励的结果吗？不是，是年广久冒着坐牢的风险自己干的。

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少管。1986年，中央去温州考察，问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 “温州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董的回答是：“是放弃了领导。”

这一点到今天也没变，举最近爆火的张雪为例。重庆市政府对张雪的支持“一个子儿都没有”，这没什么不对，政府不能随便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一家企业；浙江国投投了张雪，也不值得骄傲，这次运气好，下次运气差怎么办？实际上，作为国家/政府来说，真正该做的，仍然是取消限制，比如取消禁限摩和13年强制报废，这才是张雪这样的企业家最需要的——如果张雪可以选，我相信他一定会选后者。

概念解释：“不限制就是最大的贡献”，这对于体制内来说，意味着终于从“负贡献”开始转向“正贡献”了。核心不在于积极地做了什么，而在于不限制什么，也就是说，不帮倒忙就是最大的帮忙。

所以，若要论功，这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归功于吃苦耐劳的农民工和敢于冒险的民营企业家，体制内对此可以用“亦有贡献”；若要行赏，农民工所得甚微，企业家得失大体相当，体制内所得远大于贡献。

关于六十年来中国农民、工人和体制内的“贡献”，我就大体说到这里。当年“负贡献”的体制内，现在拿着最高的退休金；大起大落的工人，其中大部分拿到了适当的补偿；而一直被损害剥夺的农民，至今在拖欠。

如今要求把农民的养老金提高到几百一千，居然还有人追究农民的“贡献”，这种人怎么不去照照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