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里看起来就像一座鬼城，没有生命，没有人。所有人都生活在街头。”

以色列持续空袭后，哈桑·哈利勒（Hassan Khalil）和许多黎巴嫩居民一样，首先要做的，是为家人寻找安全的地方。

“我们寻找安全的地方，并把他们安置在那里。”居住在贝鲁特达希耶地区（位于贝鲁特南郊，距以色列边境直线距离约为20多公里）的哈利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那里有妇女和孩子，我们必须保护他们。”

在安顿家人的同时，他和邻居们也在设法应对持续的袭击。

据新华社报道，自美以再度大规模袭击伊朗以来，以军已空袭黎巴嫩1100余次。以色列向黎巴嫩超过53个村庄及人口稠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许多家庭在几分钟内匆忙逃离。

据新华社报道，3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决定向伊朗、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四国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黎巴嫩公共卫生部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687人死亡、1774人受伤。截至目前，此轮冲突已造成超81万人流离失所，仅一天之内新增登记人数超10万，并仍在持续上升。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5日，黎巴嫩贝鲁特，贝鲁特南部郊区及贝鲁特海滨地区，因以色列空袭而流离失所的民众所住的帐篷区遭遇大雨。图/视觉中国

无家可归

“感谢真主，我们现在像大多数人一样，身处安全之地。”哈桑·哈利勒说，但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这种生活毕竟不正常。”

现在，哈利勒和家人借住在朋友家里。

哈桑·哈利勒今年58岁，家里还有小孩和一位年迈的母亲。谈到目前的生活，他反复提到，“多亏了我的朋友，他为我、为我的家人提供了一切所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战争，让最基本的生活变得困难。“你得去超市或杂货店采购物资，可这绝非易事。一路上，你始终担惊受怕，生怕遭到袭击。”

对哈利勒而言，这样的局势，并非第一次出现。

“过去也曾经历过类似局势。”他说，“2006年，我们曾遭到以色列的袭击；1996年也是；1982年同样如此。”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往往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理由，但他并不认同。“黎巴嫩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我们不是恐怖分子。”

战争期间，不同宗教社区之间往往会接纳逃离家园的人。“大多数穆斯林会逃往基督教区、德鲁兹派地区或其他地方寻求庇护，当地居民都会热情接纳这些难民并给予支持。”他说，“这才是真正的黎巴嫩。”

哈利勒现在借住的地方，位于黎巴嫩北部，属于基督教徒聚居区，距离他的家很远。

战争，改变了他原本的生活节奏。“我们现在无法工作。只能待在家里，一切全都变了，身心俱疲。”

离开家时，他几乎没时间收拾行李。

“我只带了几样必需品。每人一条裤子、一件T恤，仅此而已。”“因为你不知道袭击和屠杀何时会降临。”

爱米旅游创始人、中阿文化商贸交流促进会会长赵颖在黎巴嫩生活了25年。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黎巴嫩目前登记在册的流离失所者已达75万人，加上未登记者数量更多。大量流民涌入后，租房网站上贝鲁特许多房源一夜之间全部下架。”

此轮撤离人群中，约一半来自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接壤）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聚居区。“从南部往北纵深二三十公里的居民，都已离开自己的家。”赵颖说。



当地时间2027年3月17日，黎巴嫩贝鲁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区域，现场升起浓烟。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发动新一轮袭击，并再次下令黎巴嫩南部大片区域居民撤离。图/视觉中国

“第五次战争”

3月1日，原本打算回家的萨勒曼·德把眺（Salman Dbaissy），却因突如其来的战争被迫改变行程。

萨勒曼是一名电子工程师，在中国工作，春节期间回国探望家人。

“我正在贝鲁特朋友家聚会。就在大家准备回房休息时，我们听到了枪声。到了凌晨2点或2点半左右，更猛烈的袭击声把我们惊醒——那是对达希耶地区的一次猛烈轰炸。”

萨勒曼回忆，爆炸声震耳欲聋，仿佛战火近在咫尺。他推测，袭击可能来自海上，由以色列驱逐舰发起攻击。

萨勒曼试图第二天回到家，但未能成功。大量来自南部战区的人群涌来贝鲁特，“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许多人滞留在公路上。有些车子因为燃油耗尽而抛锚——他们是在凌晨三点突然接到撤离命令，被迫立刻离家，甚至来不及加满油。”

不少人只好弃车步行。而那些有车的人，则像搬运家具或货物一样，把人群塞进卡车或皮卡的车厢里。

“任何人看到这一幕都不可能不流泪，因为这些人我都认识。他们原本安居乐业，生活在自己的家中。”

更令人唏嘘的是，正值斋月。“许多人本应在斋月的第二或第三天，与家人一起祈祷、开斋，却被迫流落街头，仓皇逃命。”

从贝鲁特到哈勒德镇（Khaldeh）的那段路只有五公里左右，却挤满了车辆。整条高速公路就像一个巨大的停车场，车辆只能缓慢蠕动。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人在步行。

萨勒曼说，人们几乎来不及收拾行李，只能随手抓起能带走的东西。有的人在地上铺开一条毯子，把仅有的物品堆在上面带走。

“我们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目睹这样的悲剧不断重演。”说罢，视频那头，萨勒曼忍不住掉下眼泪。

萨勒曼曾是红十字会志愿者，他太熟悉流离失所者的处境——许多人来到临时安置点时，身上只有穿着的衣服。

“我们目睹了空袭。飞机对达希耶地区进行了猛烈轰炸。随后，当我返回山区的家中时，我在路上看到多处遭受袭击的痕迹。”

他的家位于阿什拉菲耶区，从阳台上可以直视达希耶。

“这虽然不是我第一次经历战争，但那种感官冲击依然强烈：你先看到火光闪烁，随后才听到震耳欲聋的巨响。我们就这样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火花四溅，然后听到爆炸声传来。”

“3月5日，当整个拉希耶地区的人被勒令撤离时，轰炸变得异常猛烈。”他说，“11日和12日以来，轰炸规模变得前所未有。”人们躺在床上，只能听着像暴雨一样密集的轰鸣声，听着战机俯冲的声音。

这是萨勒曼人生中的第五次战争。

他出生在黎巴嫩内战时期，在战火中成长。此后，他又亲历了1993年的战争、1996年的“葡萄行动”（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2006年的战争，以及2023年到2024年的冲突。

这次，萨勒曼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恐惧：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国家未来还会面临什么。“这次我真的要离开黎巴嫩了。”

他的母亲一直在计算空袭的时间：警报会不会在他抵达机场时响起？空袭会不会就在那一刻降临？

对于萨勒曼而言，“不知道2026年7月我再回来时，黎巴嫩是否还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今天，以色列人正在要求人们撤离，就像他们在加沙所做的那样——强制撤离。”

他的两个兄弟都在贝鲁特工作，每天需要往返城市。他的父母仍住在老家。“父母七十多岁，如果突然发布撤离警告，而他们又不太使用社交媒体或手机，那该怎么办？”

他的嫂嫂们，就住在靠近轰炸区的地方。“我曾劝她们把家里的老妇人和孩子转移撤离，但她们拒绝了。”她们担心一旦离开，会有人趁虚而入霸占房子。因为她们是那栋房子里唯一的住户，而整个区域已空无一人。如果她们离开，会被洗劫一空。

萨勒曼还有很多朋友失去了家园。

2024年冲突爆发时，萨勒曼的朋友卡里姆（Karim）曾带着家人临时撤离到贝鲁特附近，原以为只需躲避一晚便能返回，却在持续的轰炸中被迫辗转寄居亲友家。

今年，新的撤离命令再次到来，他起初仍选择留下，试图像往常一样“等空袭过去再回家”。然而，那一夜的轰炸远超以往，波及整片居住着约30万人的区域，卡里姆最终被迫撤离。第二天，他通过地图确认，导弹击中了自家所在的街区。等他返回时，整栋建筑已面目全非——墙体坍塌，室内尽毁，硝烟埋葬了熟悉的气味。“失去的不只是房子，”卡里姆说，“还有童年，父母一生的心血。”

最让他难以释怀的，是战争中赤裸裸的强迫。“仅仅以色列的一声令下，就能迫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深夜背井离乡。”

战争也重塑了这个家庭彼此守望的方式。2024年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他还在中国。那段时间，他每天都要打电话回家，时刻盯着新闻和WhatsApp上的消息。晚上因为过度担忧而根本无法入睡。

萨勒曼现在离开了黎巴嫩。他母亲说：“这是我第一次庆幸你离开了家，至少你是安全的。”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5日，黎巴嫩贝鲁特，因以色列军队要求撤离而逃离贝鲁特南部达希耶地区的黎巴嫩家庭，在恶劣天气条件下于首都沿海地区的街道、公园及临时帐篷中避难。图/视觉中国

凌晨三点的坏消息

凌晨三点，一条简短的信息从黎巴嫩南部发来。

“我的邻居今天在战斗中牺牲了。”

发来消息的人是玛拉克（Malak），一名住在提尔（Tyre）附近的高中生。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位邻居在靠近黎以边境的宾特杰贝勒（Bint Jbeil，距离以色列只有几公里）战斗中身亡。“我周二才见过他，年龄不到30岁。”

战争，似乎总是在深夜传来消息。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公开发布的疏散令，南方周末统计发现，提尔区是收到撤离警告次数最多的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方；紧随其后的，是同样位于黎以边境的宾特杰贝勒区。

玛拉克对这种消息并不陌生。

“去年夏天也发生过类似的冲突。”她说，但这一次，她隐约感觉局势不同。“哈梅内伊去世后，我总觉得会有大事发生。”

冲突真正逼近的那一刻，发生在一个普通的斋月清晨。

那天是周日。因为正值斋月，玛拉克在黎明前醒来准备吃封斋饭（Suhoor）。她拿起手机，看到一条突发新闻：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6枚火箭弹。

“那一刻我就意识到，黎巴嫩又要陷入战争了。”

她坐在餐桌旁，继续翻看新闻更新。几小时之内，以色列开始对黎巴嫩南部以及贝鲁特郊区发动空袭。战火迅速蔓延。

玛拉克一家住在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地区，这里暂时被视为相对安全的区域。“谢天谢地，我们还没有撤离。”她说。

但安全只是相对的。即使在家中，她依然能听到远处空袭的爆炸声，附近的一些地区已经遭到打击。

战争的阴影也悄然改变着日常生活。

玛拉克的远房亲戚打来电话，询问是否有空房子可以出租——许多来自南部的人正四处寻找落脚之处。

与此同时，家里的储藏室也在慢慢被填满。

“我妈妈囤了很多食物，以防情况恶化。”玛拉克说，周围很多家庭都在做同样的准备。

这种未雨绸缪，早已成为黎巴嫩人的生活经验。自2019年金融危机和抗议运动以来，食品价格频繁波动，人们习惯在局势不稳时储备粮食。

战争也很快影响到了学校。

在冲突爆发的周一凌晨三点，她的学校紧急宣布停课。

即使一周后复课，也有学生缺席。“很多家长害怕送孩子去学校。”

3月12日清晨，玛拉克再次发来一条消息：“学校通知今天放假。”

那天凌晨，她给记者发来一段视频。画面一片漆黑，只有战斗机低空飞过时巨大的轰鸣声。

“我们其实已经习惯这种声音了。”她说。

那一晚，战机飞得格外低。“他们这样飞了好几次。”玛拉克说，就在两小时前，以色列在贝鲁特发动了一次袭击。“当时很多人正在睡觉。”

除了贝鲁特，黎巴嫩山的多个地区也传来了爆炸声。

黑暗中，只有战机的轰鸣在夜空回荡。

没有终点的战争

“伊朗的战争是看得见的战争，黎巴嫩的战争是看不见的战争；伊朗的问题是有结束时间的问题，黎巴嫩的问题是没有结束时间的问题。”赵颖如此总结。

赵颖解释，黎巴嫩社会的特殊结构，使得长期紧张状态几乎成为一种常态。这个国家由多种宗教群体共同构成，不同宗教群体往往以社区为单位聚居，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网络。

日常生活中，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经济往来并不频繁，除非是规模较大的商业合作。

“在黎巴嫩，你只要说出自己住在哪个区、姓什么，很多人就能大致判断出你的家族背景、经济状况、社会关系，甚至政治倾向。”赵颖说，这种以宗教与家族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构成了黎巴嫩极为独特的社会生态。

尽管冲突频发，赵颖却很少看到黎巴嫩人表现出强烈的恐慌情绪。“这里的人已经习惯了战争。”她说，黎巴嫩城市里甚至没有常见的防空警报系统，也缺乏系统性的预警机制。

这一点，也得到萨勒曼的印证。“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警报’，反而是从敌方的媒体报道中得知的。”

在不同社区，对流民接纳程度并不相同。赵颖所在街区属于基督教社区，如有陌生流民进入社区，居民往往会第一时间通知市政部门。 “一些基督教社区对接纳什叶派穆斯林流民比较谨慎，因为担心真主党成员可能混在其中。”

赵颖提到，2024年曾发生过类似事件：一户居民将自己闲置的大房子借给一个流离失所的大家庭居住，不久后，以色列无人机追踪到该处目标，整栋房屋被空袭摧毁。

赵颖说，在一些街区，甚至出现了对流离失所者的排斥和驱赶现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这些流离失所者大多来自什叶派社区，其中不少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群体。因此救济与援助方面，往往也更多依赖什叶派社区网络或真主党相关机构。”

秦天指出，黎巴嫩以宗教教派分权的政治体系，使权力与资源沿教派分布，而近年随着以色列持续打击真主党，什叶派与基督教派系的既有联盟松动，政坛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现在黎巴嫩政坛的格局正变得更加碎片化。”秦天认为这种碎片化趋势，也可能进一步加剧不同族群与利益集团之间的隔阂。

“政府经常处于财政困难甚至濒临破产的状态，但不少普通民众的经济状况并不差。”在赵颖看来，黎巴嫩长期呈现出一种“国穷民富”的特殊状态。

赵颖进一步解释：黎巴嫩本土人口约六百多万。但海外侨民多达1500万，分布在巴西、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等地。其中，仅澳大利亚就有约30万黎巴嫩侨民。

“侨汇实际上是黎巴嫩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赵颖说，“很多人每个月都会从海外亲戚那里收到几百美元汇款，就能维持基本生活。”

与此同时，“很多人都像‘狡兔三窟’一样。”赵颖的家庭在贝鲁特有一套房子，在北部地区（较黎巴嫩南部更稳定）还有一栋三层半的住宅。“如果战事升级，我们就搬到北方住几天，等局势稍微缓和，再回到贝鲁特。”

黎巴嫩财政部公开文件显示，2006年黎以冲突结束后，欧美国家以及伊朗曾向黎巴嫩提供大量援助资金，用于重建基础设施和民居。

但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下，类似规模的援助很难再现。

“国际社会这几天一直在为黎巴嫩问题开会，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国家自身也面临经济压力。”赵颖说。

这意味着黎巴嫩未来可能难以获得大规模国际资金支持。“大家或许都有心帮助，但在当下，很难有哪个国家或机构能够拿出足够的资金，去帮助黎巴嫩普通民众重建家园。”

这种无力感在当地并不陌生。“有时候，这种处境就像外界对待加沙问题一样——国际社会不断讨论，却很难真正改变现实。”赵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