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吴国光：共产党之后的中国……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图片来源: 免费图片/大纪元资料室）

著名政治学家吴国光在接受《中国民主季刊》采访时说，中国不一定会按照亨廷顿“交叠替代”（transplacement）四阶段（即专制放松、反对派壮大、专制收紧、政治谈判）来实现社会变革。

吴国光认为，不一定要当局“放”才会“松”，不管“放”不“放”也可能“松”的可能性会一直存在。

“讨论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我听到一种主流的反对声音，就是：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可以讨论，而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人还是想回到江胡时代。我想讲的是：你想回到江胡时代，这是你精英阶层的主观意愿；如果江胡时代真像你们想象的或怀念的那样比习近平时代要宽松一些，那么，对不起，民间的民主力量就要利用这种宽松，不能让中国只按照新的当局所设想的路线去走。

“这就是transplacement（交叠替代）了,你要改，我要革，咱俩就是这么配啊。不一定是主观上配合，但客观上我就要利用你了。能不能抓住这样一个可能松动的机会，这对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重要的关节，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问题在于，能不能形成强大的、有一定组织性的、有明确民主诉求的力量。现在当我们讨论习近平之后的中国或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时，甚至鲜有听到有明确民主诉求的声音，某些据称是民运人士的力量也认为只能有习近平之后而不可能有共产党之后，这是共产党的声音还是民主力量的声音啊？习近平之后的中国走向哪里，民主力量的诉求必须是民主化啊，民主力量必须要入局博弈啊，这是第一点，也是最起码的。你连明确的民主化诉求都没有，哪还有什么革改不革改啊？

“第二就是一定的组织性，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因为共产党的权力垄断，根基之一就是对于组织性的垄断：只能共产党搞组织，其他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决不容许公民的自组织。那么，怎么办呢？我看，中国的民主力量要从列宁主义的组织观念中走出来。不要一搞组织就是列宁主义式的组织；没有这种组织，没有这种严密的集权体系，没有自上而下的等级和约束，好像就不叫组织了。现在这样的互联网时代，应该有新的组织观念。

“第三，怎样才能强大呢？很明显，力量在于民众。现在中国的民怨这么多，你非要说民怨只是针对习近平的，不是针对共产党的，你还讲什么民主？共产党里的人这么讲，那是可以理解的；你搞民主的人也这么讲，那你根本就不想搞民主，你觉着老百姓也不是要民主。什么叫要民主？老百姓要自己的权利，就是要民主。不管要什么权利，这都是要民主。不是说他一定要说我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我明天要选票，我要多党制，这才叫要民主，那是概念的民主。实际的民主就是民众对自己的权利有要求，要保护，这就是民众在要民主。看不到民众要民主的这样一种诉求、这样一种力量，只看到共产党高层那些和习近平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是中国民间民主力量的一个严重缺陷。”

吴国光在这里强调：社会自发形成变革诉求的主动性至关重要。如果民众对自己的权利没有要求，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变革诉求。其次是社会需要革新组织观念，不能一提到组织就想到列宁主义组织。这关系到社会变革模式的自发探索：我们必须跳出中共制造的历史叙述陷阱，中共历史上沿用的社会变革模式（列宁主义政党领导工农武装暴动）不再适应新环境下的社会变革，社会需要找到全新的适合当前环境的变革路径。再次是民主诉求和新的组织观念相结合要在社会形成真实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反对声音。

在变革诉求向变革力量转化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变革模式仍然存在“革命”与“改革”交替叠代的可能性。这对于主动寻求社会变革的群体来说是一个重要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