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北京时间2月28日下午，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突发爆炸，美以联合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短短24小时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中东多国关闭领空、大量国际航班取消、无数游客被迫滞留中东……

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突然炸响的战争。几乎所有人都能意识到，“中东火药桶”的彻底引爆不只威胁着全球经济与政治局势的稳定，更牵动着世界各地无数普通家庭的生活与未来。

事实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朗一度是“稳定的亲美国家”，伊以两国也曾是亲密盟友。是什么造成了如今的对峙局面？一切的恩怨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在《冷战的故事》中，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王缉思为我们梳理了这场帮命的始末，并由此牵扯出一段漫长而曲折的伊朗政权演化史。可以说，不了解伊朗的政治变迁，我们便无法真正触及当下这场危机的核心，也就无法深入理解在这场战争背后美伊以三国的复杂目的与心态。



《逃离德黑兰》

作为研究国际政治40余年的学者、冷战的“同龄人”，王缉思教授一方面专注于美国问题、亚太问题的学术研究，拥有广阔的国际政治视野；另一方面，与冷战息息相关的生活经历赋予其切身的生命经验，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视角完成了《冷战的故事》，将历史化为故事，深入浅出，洞悉未来国际局势的走向。

书中，作者不仅剖析了冷战的起源、发展和落幕；更跳出了两大阵营的窠臼，将视角转向第三世界国家，观察它们的发展道路与内外政策如何影响了冷战的走势，这也帮助了我们理解如今中东的复杂局势。事实上，诸多冲突早已在冷战时期埋下了种子。冷战的逻辑深刻塑造了当下的世界格局，也将持续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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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伊朗危机与中东地区的冷战序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伊朗与纳粹德国关系密切。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英国和苏联出兵伊朗，苏联占据了伊朗北方，英国占据了伊朗的中部和南方。同德国亲善的礼萨·汗国王被迫逊位，太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伊朗同苏联有16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成为“二战”期间美国向苏联提供物质援助的重要走廊。1942年1月，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斡旋下，英国、苏联和伊朗订立了同盟条约，规定英苏两国军队应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内撤军。此后，英苏两国在伊朗境内各自鼓动不同的地方势力，企图分裂伊朗。

为了把英国和苏联势力挤出伊朗，巴列维国王加强了与美国的接触，而美国在此之前也一直觊觎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它的战略地位，反对英、苏瓜分伊朗，表示支持伊朗的独立地位。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美伊双方一拍即合。

“二战”后初期，英国和苏联仍然在伊朗有相当大的势力范围。伊朗北部有一个阿塞拜疆省，主体民族是阿塞拜疆人，和苏联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接壤，被苏军占领。1945年11月，在斯大林、贝利亚等苏联领导人的精心策划下，亲苏的阿塞拜疆民主党和伊朗人民党（又译作“群众党”，即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很快宣告成立“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首都是大不里士。同年12月，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宣布在库尔德斯坦成立“马哈巴德共和国”（即“库尔德共和国”）。在苏联占领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出现了要求民族自治的运动，伊朗面临分裂的重大危机。



《伊朗与西方》

于是，伊朗政府向美英求援。美国要求苏联停止支持叛乱运动，恢复伊朗对阿塞拜疆省的统治。苏联以维护当地秩序为由，拒不履行当初的撤军承诺。杜鲁门政府威胁要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在各方压力之下，苏联被迫于1946年5月从伊朗撤军。随后，伊朗军队攻入大不里士和库尔德斯坦，取缔了阿塞拜疆民族自治政府和马哈巴德共和国。伊朗危机以美国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但是这一场危机却为中东地区的冷战拉开了序幕。

1949年，伊朗人民党暗杀巴列维国王未遂，导致人民党被取缔，巴列维的权力扩大。但是，人民党所推动的石油工业国有化运动得到了民众广泛支持，要求政治开放、新闻自由的呼声水涨船高。1951年，伊朗议会通过决议，任命穆罕默德·摩萨台为新首相。摩萨台坚决执行石油生产国有化，排除英国公司对石油的垄断，要求捍卫国家主权、宪法权利和选举自由。巴列维国王被迫出国躲避。英国不甘利益受损，联合美国，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在1953年发动伊朗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将巴列维国王送回伊朗，重新执政。国王的复位，标志着专制统治的回归，给伊朗的民主化试验画上了句号，开始了一个依靠美国支持实行高压统治的稳定时期。但是，1953年英美推翻摩萨台的政变，削弱了巴列维政权的正当性，为后来的伊斯兰革命埋下了伏笔。



《逃离德黑兰》

02

致力于现代化的“白色革命”

巴列维国王的统治逐渐稳固后，伴随着大量石油美元的流入，出现了伊朗经济一片繁荣的景象，德黑兰等大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时，通货膨胀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尤其是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土地的分配不均使农民深受剥削，生活贫困。采取陈旧的生产和管理方式的地主不愿意推动农村教育，拒绝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1954年以后，伊朗政府发现石油收入无法承担七年工业计划和不断攀升的军费开支，于是凭借赤字财政和高额外债来维持。赤字财政加上1959—1960年的农业歉收导致民众生活费用激增，高额的外债耗尽了国家的外汇储备。因此，伊朗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寻求帮助。此时，伊朗各地罢工频发，政权稳定受到威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地区发生过风起云涌的反美浪潮。伊朗作为稳定发展的亲美国家，对美国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价值更加突出。美国一方面极力扶植反共的巴列维国王；另一方面也督促他尽快进行国内改革，缓和国内矛盾，防止激进革命的发生。1961年上台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要求巴列维王朝削减军事开支，惩办贪官污吏，任用温和派官员，放松政治压制，进行土地改革，甚至以停止援助和让伊朗领导人“换马”相威胁。巴列维国王对美国的要求自然不敢怠慢，1960年的土耳其军事政变等事件也给巴列维国王敲响了警钟，迫使他考虑通过一些改革措施来缓解国内矛盾。



《一次别离》

从1963年到1978年，巴列维国王推行的一整套社会经济改革计划，被称为致力于现代化的所谓“白色革命”（即不流血的革命）。

“白色革命”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土地改革。政府从地主手中收购土地，低价卖给佃农，使150万个佃农家庭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惠及的人口占伊朗人口的40%。第二，推广现代农牧业技术，兴建水利设施，保护水力资源，大大提高了伊朗的农业产值。第三，森林与牧场的国有化。在干旱的伊朗国土上推行植树计划，创建了环抱城市和主要高速路的“绿色地带”。第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将企业按股份出售给地主，并给私有企业员工分红。第五，给予妇女选举权。这项维护妇女权益的措施在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受到伊斯兰教职人员的严厉批评，但却作为“白色革命”为数不多的遗产，至今被保留了下来。第六，开展扫盲运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第七，推进国民卫生健康运动。第八，建立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险制度，为所有伊朗公民提供社会保障，实行退休制度全民覆盖。正像中国政治学者房宁和吴冰冰所指出的，从内容来看，伊朗的“白色革命”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但是，巴列维倡导的改革超越了国情，一些措施不切实际或过于激进，使伊朗走上了一条畸形的发展道路。在政治上，巴列维拒绝民主化，强化君主专制。他镇压政治反对派，设立秘密的警察机构。一些宗教领袖因反对国王的专权和世俗化政策，被监禁或者驱逐出境。在经济上，巴列维盲目地实施超前的工业化战略，逐渐导致通货膨胀，农民破产，城市失业严重，上层奢侈腐败。在精神生活上，民族传统文化和伊斯兰信仰遭受猛烈冲击，社会风尚败坏。在对外关系上，过度亲美的政策极大地伤害了伊朗的民族自尊心。比如，在伊朗的美国军人可以享受治外法权，犯罪不受伊朗法庭的审判，而是交给美方处理。这样一来，巴列维政权最终把自己推到了伊朗各阶层民众的对立面。



《何以为家》

03

基于伊斯兰教法的“黑色革命”

在“白色革命”过程中，巴列维国王严重低估了宗教集团的力量。土地改革不受什叶派教士的欢迎，因为许多什叶派教士本身是地主，土地改革侵害了他们的宗教遗产。而给予妇女选举权等政策，则触犯了宗教阶层的价值观。在这个背景下，什叶派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在伊朗的政治舞台上开始大放异彩。

霍梅尼于1902年出生在一个拥有土地的教士家庭，自小熟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学问，后来转到圣城库姆深造，接受了伊斯兰教法教育。他将思想斗争的矛头指向巴列维王朝推行的世俗主义，将它描绘为神职人员堕落、新闻媒体腐化的罪魁祸首。他反对1963年1月进行的“白色革命”公投。霍梅尼的支持者发动示威，演变为德黑兰和部分地方城市的流血骚乱。霍梅尼因此在6个月后被逮捕并驱逐出境，开始了15年的流亡生涯，曾辗转到过土耳其、伊拉克和法国。在这期间，他保持写作和教学，他的追随者遍布伊朗各地并组成了政治网络，在伊朗国内广泛传播霍梅尼的宗教思想。

1976年，石油收入的下降和预算短缺，使伊朗政府过于激进的发展计划难以为继，多年来对不同意见的镇压行动，削弱了中产阶层甚至精英阶层对巴列维的支持。从1977年5月到1978年1月，伊朗接连发生反对巴列维国王和君主政体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为了应对危机，巴列维国王做出妥协。1978年8月，他任命一位具有宗教背景的官员出任首相，采取了一些放宽管制的措施，承诺伊朗很快会变成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然而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无济于事。罢工及示威活动扩大，整个国家瘫痪。1978年9月8日，大批群众聚集在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广场，与军警发生冲突，当天造成89位示威者丧生，被称为“黑色星期五”。10月，政府雇员和一些官员加入由德黑兰炼油厂工人发起的罢工行动，罢工蔓延到各行各业和政府部门。权贵阶层纷纷开始向海外转移资产。此时，霍梅尼在流亡途中飞抵巴黎，大力鼓吹用革命手段推翻巴列维王朝。由于霍梅尼在巴黎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媒体和反对派，他的号召迅速传遍伊朗，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伊朗与西方》

到了1979年1月，尽管巴列维国王做出让步，同意在保留王权的前提下放弃一切主张和特权，但他的王朝大势已去。巴列维国王在1月16日离开伊朗前往开罗，而霍梅尼于2月1日回到首都德黑兰，受到两三百万伊朗民众的热烈欢迎。支持霍梅尼的武装人员击败了忠于国王的部队，巴列维政权很快土崩瓦解。由霍梅尼任命的临时总理巴扎尔甘进入首相府，正式接管权力，迅速建立新的内阁。至此，巴列维王朝彻底覆灭。巴列维被迫逃亡到美国，于1980年病死在埃及。

在霍梅尼领导下，伊朗民众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黑色革命”（“黑色”指穆斯林的黑色罩袍）。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伊朗经过全民公投，在1979年4月将国名改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过了新宪法。宪法规定，伊斯兰教是共和国的基础，绝对主权属于真主。霍梅尼在1979年12月成为国家的最高领袖。整个国家以伊斯兰教法为法律，女性被要求重新戴上面纱。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控在伊斯兰教士的手中，教士阶层成为新的权贵。



《逃离德黑兰》

04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

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最高领袖霍梅尼喊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口号：“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斯兰政体是一种独特、完整的全新政治体制。它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政体，也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政体。同时，这个伊斯兰政体既采纳了东方社会主义的某些制度规则，也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政体中的某些制度形式。

伊朗的正式国名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教义是衡量和判断一切社会事务的准则。房宁和吴冰冰指出：“在现实中，伊斯兰是由伊斯兰教士直至大阿亚图拉及最高领袖为载体和代表的。”什叶派教士是分级别的。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等各级教士，是伊斯兰教、《古兰经》的研习者、传授者、解释者、阐发者，是人格化的伊斯兰教。这就是说，伊朗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来源，是全民信仰的什叶派伊斯兰教。

伊朗政权合法性的另一个来源，是人民选举和共和制。1979年制定的、宣称真主拥有绝对主权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经全民公投通过的。经全民选举产生的伊斯兰教法学家，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在高教阶的教法学家中，选举产生最高领袖。伊朗总统和议会都是经过竞争性的直接选举产生的。



《伊朗与西方》

显然，我们不能把西方观念中的民主和独裁的两分法，套在伊朗的政体上。伊朗政体的两个合法性来源，是伊斯兰教义和人民选举。伊朗的最高权力属于宗教权威，当然与民主无关。但伊朗的总统和立法机关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又是典型的民主形式。甚至连最高领袖的产生，也要经由选举程序。由此伊朗政体形成了宗教、世俗两套体系，具有双重权力结构，也就是伊斯兰教法学家和世俗政治家。

许多著述把伊朗政体说成是“政教合一”，我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政教合一政体，是指政治领袖同时兼为宗教领袖，政权和教权合二为一。伊朗政体的政权和教权是分离的，最高领袖的权威很大，但不是国家元首。总统及其政府需要服从最高领袖，但并非事事听命于领袖，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