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政变重创与重塑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上）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图片来源: 合成图/今涛拍暗自制图片）

‘政变’，一般意义上是指用非常规方式改变政局，主要是夺取最高领导权。本文所述之‘政变’，可名之为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政变’，就是最高领导人自己发动，改变国家体制或政治路线，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梦想。

可以说，当代中国，由三位领导人主导或亲自发动的‘政变’重创与重塑。为什么毛时代、邓时代与习时代既有共性又有迥然不同？共性是党性或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而差异性，则是领导人的‘个性’或心性决定的。用中共特色的术语概括：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是修正主义者，是用资本主义来拯救社会主义，而习近平，则是通过做强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世界，要重塑世界秩序。

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他们之所以能够发动‘政变’，是因为他们拥有了对军队的实际控制权，依恃军权而拥有政治威权。中共建政时，宣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政后，是枪杆子维持政权，也用枪杆子维系个人威权与政治极权。毛泽东完全掌控军权，所以实现了由集权到极权的升级；邓小平通过修宪，确立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由军权而威权，没有致力于个人终身制，没有形成政治极权；习近平由集权无法达到邓小平那样的威权，却在追求毛泽东式的政治极权。

本篇主要分析毛泽东发动的三次‘政变’，一是终结新民主主义路线；二是变党国为自己的个人‘革命王国’；三是：背弃宗主国苏联，重建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三次政变，不仅引发了灾难性后果，还重塑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甚至影响到国际政治格局。

一、第一个五年‘政变’：‘共和国’变党国

毛泽东两个理想互为前提或条件，一是社会主义理想，二是个人至高威权，如果搞新民主主义，民主选举制，毛泽东无法终身当政，如果不能长期执政，其他人不会像他那样，执着于极端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所有的运动或制造的灾难，都因为这两个理想。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时发动大规模政治运动，也不惜国家和人民付出任何代价，毛泽东策划主导的政治运动，本质上都属于政变，改变国家政治格局。毛泽东的诗篇中说得清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953年六月开始，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本质是一份政治大变局的计划，所以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背后是‘政治大变局计划’，它比文革的影响还深远，还无法纠错，带来的恶果也更为严重。在短短五年中，一系列关键行动迅速展开：1955年后，在“社会主义高潮”的政治推动下迅速转向高级合作社，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转化为集体所有，个体生产单位被整合进集体组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改造。形式上采取赎买，实质上是经营权与资源配置权逐步转入国家计划体系之中，至1956年底，私营经济基本被纳入国家控制框架；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不仅为重工业积累提供了资源基础，更使国家通过粮食与生产资料的垄断配置，获得对城乡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高度控制能力。国家完全控制了工商业劳动人民的劳动资源与资产，这确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是氏族公社之后，人类最大的变局，人民几乎完全失去了私有土地与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因为党内阻力，所以要动用民主党派与社会力量对党提意见，没想到，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政协委员直接反对‘党天下’，要有真正的参政议政权利，加上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政治清算，毛泽东随之发动了反右运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清洗运动，基本消灭了一代中国知识精英，‘政协’组织与政治协商机制也随之被归零，新民主主义被终结，1949年《共同纲领》确立的‘共和国’随之变成了党国。人民公社制度实质上是远古时代的氏族公社制度，当时是部落首领控制一切，变成了党组织控制一切生产与生活资源。

1953-1958年的政治巨变，直接带来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是消灭了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使其断骨丢魂，从此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也没有自由精神，政治协商让位于党控制下的人大体制，数百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并被肉身消灭（维基百科：据解密中央档案，全国实际划出右派分子超317万人，还有143万余人被贴上“中右分子”的标签而遭到批斗和迫害）；二是三年大饥荒制造的人道灾难，数千万人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相比那些推翻政府夺取最高权力的政变，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发动的政变，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制造的灾劫也史无前例。

毛泽东在重创中国同时，也重塑了中国政治与社会，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土地无法私有、知识分子失去参政议政自由权利、党控制全国人大、党章高于宪法等等，皆被毛泽东定格，邓时代均无实质性修正与改变。在我看来，1950-1962年毛泽东主导政变制造的灾难，远远高过所谓的文革十年灾劫，因为它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国政体与经济体制，如果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中国人民的灾难不会过于深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灾难。

二、文革：党国变成毛泽东的个人王国

毛泽东的第一张大字报，是《炮打司令部》（1966年8月提出），因为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而毛泽东要坚持原教旨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个中央的斗争，毛泽东不通过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解决，更不经过全国人大或党代表大会的方式解决，却通过发动红卫兵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倒刘少奇，用非法的暴力方式，改变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格局。

毛泽东通过这场运动，实质性地颠覆了原本具有一定官僚程序性的“中国共产党”，将其重塑为一个以“领袖崇拜”为精神内核、以“革命委员会”为组织形式、以“军队”为暴力后盾的极权主义革命政权。这不仅是对刘少奇个人的政治清除，更是对中国数千年来文明根基与现代政党逻辑的一次毁灭性重构。在这种体制下，不再有党章和法律的约束，只有领袖的“最高指示”。

文化大革命，起于一场夺权政变，使党、国二元政治变成一极政治，毛泽东因此取消了国家主席职位，党政系统被革命委员会接管，所以，文化大革命只是一个名称，它既是一次党内夺权政变，又是一次共产党政权的自我重塑，它又一次重创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以及社会道德与教育。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只有一个胜利者，就是毛泽东，这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是一神造成，数千万人受迫害与致命伤害，如果说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政变改变了国家政体性质，社会主义的党天下，代替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协商、共和体制，那么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将党天下，变成毛泽东集权的个人王国。

三：对苏联‘叛变’，成第三世界领袖

苏联是中共政权的宗主国，也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祖国’，毛泽东五六十年代发动的重大运动，震源都与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有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去斯大林化”，引发东欧异变。毛泽东无法容忍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自己身后也被政治清算，加上苏联提出在中国建长波电台、提议建立中苏联合舰队，而苏联由此会变成新的“大国沙文主义控制者”。中苏因此分裂，导致1960年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撕毁合同。

到1960年代后期，矛盾升级为地缘政治冲突：1969年爆发新疆边境冲突，苏联甚至准备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并告知美国，美国政府遏止了苏联对中共核打击的冲动。

毛泽东对苏联的政变，引发重大后果：1959年之后，依赖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失败，年轻人无法进入工业体系，却成为红卫兵，与当年义和团一样，毛泽东通过上山下乡挽救了这场危机对政权的冲击。美国政府遏止了中苏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由此制定了对中苏的分化国策，毛泽东一方面与美国沟通、示好，另一方面建立第三世界革命阵营，通过当一极世界的领袖，满足其世界共产主义领袖的梦想，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因为输出革命，需要同时输送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粮食匮乏之时，仍然要向第三世界无偿援助，这一模式仍然被习近平变相沿用。

结语：

如果没有毛泽东通过政变终结新民主主义阶段，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不会蒙受二十多年的巨大灾难，所以，中共政权，既有党章决定的特性，也有最高领导人个人意志决定的特殊性。党领导一切，特别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政变成为可能，也使中国不断被掌控最高权力者重塑，每一次政变重塑过程，都会引发国家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