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写争议背后的加拿大国族认同迷思

当代世界是一个由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构成的世界，“国籍”（nationality）已经成为人们身份区隔的基本标志。作为当代世界的主导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建构必然要求在民族国家既定疆域范围内超越不同族裔（ethnic groups）的分殊，建构一个均质的“单数”国族。在多族群构成的民族国家中，语言、拼写等文化符号往往承载着超越工具性的民族身份认同意涵[1]，而少数族裔的认同取向则直接关乎国家有效整合的根基。2025年末，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英式拼写争议与魁北克地区复杂的国家认同态势，共同勾勒出这个“英法双头民族主义”国家在身份建构中的现实困境与微妙平衡——前者折射出英语区对国家独特性的坚守，后者则展现出法语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博弈。

一、拼写争议：语言符号背后的身份锚点

在2025年3月就任加拿大总理后，卡尼（Mark Carney）在官方文件与联邦预算中频繁使用英式拼写（如-ise、-yse），取代加拿大英语惯用的-ize、-yze拼法。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语言选择，却迅速引发了一场必于国家身份的激烈争论。[2]在2025年12月11日，六位语言学专家与编辑联名致信抗议，指责此举偏离了加拿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坚守的拼写规范，并要求卡尼在加拿大政府文件中重新使用加拿大英语。

就语言拼写层面而言，加拿大英语并非简单的英美英语变体，而是融合了原住民词汇（如源自奇努克语的“skookum”）、法语借词（如“toque”指针织冬帽）、地域特色表达（如萨斯喀彻温省将连帽衫称为“bunnyhug”）的独特语言体系。但这场争议的核心，早已超越拼写规则本身。尽管墨尔本大学语言学家詹姆斯·沃克（James Walker）表示，许多英文变体，例如同一个词的不同发音，都是“相当随意”的。他说，看到“ise”而不是“yze”，不太可能妨碍人们理解所传达的信息。然而，他认为，这些差异在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上非常重要。正如这封联名信的签署人之一，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家斯特凡·多林格（Stefan Dollinger）所言：“语言和语言的使用方式体现了我们是谁。”而另一位签署人多伦多大学语言学家杰克·钱伯斯（J.K. Chambers）的表态更直指本质：“我们的拼写系统、发音系统，都源于我们曾是两个强大国家的交汇点，而如今我们已成为拥有独特个性的第三个强大国家。”

在担任加拿大总理之前，卡尼曾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七年，其英式拼写习惯或源于长期海外任职经历，但作为加拿大政府首脑，其语言选择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事实上，就其个人偏好而言，根据加拿大《国家邮报》在2025年5月报道，卡尼在就任之初就已经希望政府文件的英文版本使用英式拼写。[3]在川普政府多次威胁将加拿大并入美国、美加关税战激发加拿大民族主义情绪的背景下[4]，公众对“加拿大身份”的敏感度显著提升，卡尼的拼写争议恰好触碰了这一情绪神经，成为检验加拿大英语区国家认同的试金石。这一争议的发酵，恰恰说明语言符号对加拿大国族认同的重要性。

语言学家与加拿大编辑协会代表对卡尼的联名抗议信。

但是，在加拿大，卡尼拼写争议所折射的语言身份焦虑，在魁北克有着更为极致的呈现。与加拿大其他地区以英裔民族为主体民族的情况不同，魁北克地区以法裔民族为主体民族。这个将法语确立为唯一官方语言、在公共领域刻意疏离英语的省份，始终将语言坚守视为族群存续的核心。尽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省超过一半的人口能够用英语交流，英语在蒙特利尔随处可见[5]，但在魁北克省，法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公共标牌和广告必须使用法语，而2022年经历高票通过修订的《96号法案》（Bill 96）则进一步强化法语保护，限制英语学校入学、要求新移民六个月内用法语沟通，全方位排斥英语在公共领域的渗透。[6]而且，自2025年6月1日起，规则变得更加严格：随附的法语文本必须“显著突出”，占用的空间至少是另一种语言的两倍，或至少要同样易于阅读，并且同样醒目。[7]这种对法语语言符号的极致重视，与卡尼引发的拼写争议形成鲜明呼应，共同凸显了语言在加拿大身份认同中的核心地位。

吊诡的是，在加拿大多元化的语言与政治图景中，魁北克的语言政策与独立趋势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背离现象。尽管魁北克明确拒绝在以英语为主体的加拿大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但近期独立趋势却呈现弱化态势，同时加拿大国族认同得到进一步强化。根据权威民调机构勒热（Léger）在2025年9月末的一项最新调查，绝大多数魁北克人反对魁北克主权，支持魁北克主权的人（35%）和不支持魁北克主权的人（65%）之间存在30个百分点的差距。SOM最新民调显示，仅有3%的魁北克人认为争取魁北克主权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EKOS之前的一项研究发现，“魁北克人基本上已经放弃了离开加拿大的愿望”。绝大多数魁北克人（86%）表示，他们为自己是加拿大人而感到自豪。[8]

加拿大权威民调机构勒热（Léger）在2025年9月26日至28日聚焦魁北克独立议题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图片来源：Le Journal de Montréal

然而，与整体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CROP在2025年7月和8月开展的一项调查凸显了代际差异：年轻一代（18至34岁）中有56%的人支持魁北克主权，而55岁及以上人群则只有37%，这一发现与勒热2024年6月的调查结果相互呼应，均揭示了年轻一代对魁北克主权的热情。[9]这种基于语言、年龄与政治倾向的复杂交织，折射出魁北克地区国家认同构建的多维性与复杂性，成为当下探讨魁北克政治与社会走向的关键议题。本文旨在梳理魁北克独立议题的历史脉络，试图呈现这一“不独立之共识”背后的政治逻辑与社会心态，从而为理解魁北克复杂的身份政治与国家认同提供一种解释路径。

二、语言坚守：魁北克族群存续的文化根基

法裔民族的加拿大国族认同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总体而言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段加以梳理。第一个时段是新法兰西时代。就历史而言，法裔民族最先造就了“加拿大人”（Canadien）。[10]17世纪初，法国建立了欧洲人在加拿大土地上的第一块永久居住地，即魁北克居留地（新法兰西）。新法兰西不仅移植了欧洲本土法国国家的要素（法语母语、法国法制体系、天主教信仰），也包含着法兰西人在新的领土上独特创建的要素。法裔民族把这两种要素结合为“加拿大人”。然而，这一历史起源也埋下了法裔群体在加拿大联邦框架内追求二元建国民族地位的种子。数百年间，法裔居民围绕语言权利、文化保护、政治自主等议题持续开展政治实践与社会运动，试图在以英裔主导的联邦体系中确立法裔的平等地位，其历史脉络与当代诉求成为理解加拿大多元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维度。

第二阶段为英帝国殖民时代。因在七年战争中失败，法国在1763年被迫割让加拿大殖民地给英国，这一阶段法裔民族失去了对“世居领土”（新法兰西）的控制，从加拿大的缔造民族沦为一个被控制和“占领”的从属少数族裔。虽然在1774年，英国确立了《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确保魁北克人的法语母语、法国文化、罗马天主教信仰以及既有的法国法律不受威胁，但战后“英属加拿大”的所有重要行业皆掌握在英国人手中，英裔居民扮演着商人、律师、政治家等精英阶级的角色，而魁北克地区的法裔居民则以农民居多，面临社会边缘化的风险。由此，英帝国治理上的“绥靖政策”和精英身份的“英国垄断”，给族裔矛盾带来了两个相反方向的牵引力，加剧了魁北克的族裔撕裂。[11]

第三阶段为加拿大建国至今。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然而，这种由帝国主义政治逻辑建构疆域的国家并未自然形成“想象的国族共同体”[12]，加拿大国内各族群或将联邦视为“获得利益的政治手段”，或寻求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与既得利益，加拿大国家联邦初期即呈现出一种分裂的态势。有鉴于此，加拿大第一运动（Canada First Movement）兴起。这场运动强调加拿大人作为一个“新”民族的独特性，由此开始了加拿大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然而，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以何种文明作为主流文明来塑造崭新的“国族”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英裔民族因其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多个领域所展现出的主导地位与适应性优势，逐渐成为加拿大的主导民族。一些英裔人士如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r）宣称，为了构建一种同质的爱国精神，加拿大的少数族裔必须牺牲个体利益。[13]而魁北克地区作为法裔文明的承载地，其独特的语言与文化传统使其在英裔主导的国家建构框架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甚至被英裔主流社会成员贴上“惰性”与“滞后”的标签。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放弃了以同化论与熔炉论为价值指引的同化政策，开始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放弃追求主流文化与核心认同，而是将以自由、平等等普遍价值为标志的“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作为认同对象，承认各族裔的特殊性，以整合国内少数族裔，避免族群冲突扩大。[14]例如，詹姆斯·凯尔利斯提出了“有限认同论”，认为加拿大具有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的“例外”特征，加拿大的每一种认同都是有限的，而无论是魁北克的民族主义、还是强调构建均质的国族主义，都会对加拿大造成致命威胁。[15]然而，这一政策不仅彻底固化了英裔民族的主导地位，意味着法裔民族在联邦内谋求二元建国民族地位的梦想破灭，还导致了强调尊重少数族裔特殊性的身份政治运动在加拿大的兴起，使得多元文化主义不但未能整合差异，反而促进了族群差异的维持与再生产。[16]与此同时，魁北克“寂静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爆发，魁北克社会的飞速进步增强了魁北克法裔民族的本土民族意识，使其从泛法裔民族主义转向“魁北克人”（the Quebecois）认同，形成了具有实质意义的魁北克分离活动。[17]1960年代，恐怖主义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策划了200多起爆炸案和数十起抢劫案，甚至绑架英裔贸易专员克罗斯（遭关押数周，因谈判后获释）及魁北克劳动厅厅长拉波特（绑架数天后遭枪杀），以至于时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不得不部署武装部队，并援引《战争措施法》（War Measures Act ）来稳定局势——这是加拿大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和平时期动用该法。[18]1976年，以魁北克独立为主要主张的魁人党赢得魁北克省大选，并在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具有独立色彩的举措，如1977年推动通过《101法案》（Bill 101），废除英语在魁北克的官方地位，确立法语为魁北克的唯一官方语言。1980年与1995年，魁北克分别进行了两次独立公投。在1995年10月的第二次公投中，“支持独立”阵营以极为微小的差距落败，得票率为49.42%，而“反对独立”阵营的得票率为50.58%，反对票仅超出约5.4万张。此次公投的投票率高达93.52%，反映出魁北克法裔民族强烈的分裂意愿。[19]

1970年10月16日，一名报童举着报纸，报纸头条报道了《战争措施法》的实施，这是加拿大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和平时期动用该法案。图片来源：The Canadian Press

此后，魁北克的独立运动逐渐平息，2017年，魁北克重新发表具有“国族魁北克”特点的民族主义政策声明，但这一声明不仅遭到了自由党政府的严格否定，而且在魁北克地区也并未获得大量民意支持，从而引发新一轮的魁北克分离运动。[20]然而，魁北克并未放弃对其民族特性的维护，通过立法程序进一步巩固法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以此强化法裔文化的主体地位与传承。自2022年5月24日起，魁北克省议会以78票对29票高票通过了《96号法案》，确立法语为省内唯一官方与共同语言，并对教育、司法、公共服务、商业等领域提出更严格的法语要求。该法案包括限制英语在法院和公共服务中的使用、限制英语学校的入学名额、要求新移民在抵达魁北克后六个月内具备用法语与省级官员沟通的能力等措施。这一立法得到了执政党及部分反对党的支持，但也引发了来自英语和少数语言社区的批评和法律挑战。魁北克省省长、“魁北克未来联盟”（Coalition Avenir Quebec）领导人弗朗索瓦·勒高（Fran?ois Legault）认为，第96号法案是“温和适度的”。勒高指出，该法案旨在加强对魁北克唯一官方语言法语的保护，他相信大多数魁北克人都会赞成这一法案。[21]

三、现实抉择：魁北克独立诉求衰落的原因分析

由上分析，对魁北克而言，法语从来不是单纯的交流工具，而是族群身份的终极载体，凝聚着“我们是谁”的集体认知。失去法语的独特性，魁北克就会沦为加拿大英语文化的“附属品”，族群存在的意义也将随之消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极致的语言坚守并未完全转化为对魁北克主权的诉求，形成了“疏离英语却仍归属加拿大”的独特悖论。这种矛盾现象的背后，是国内政治、国际政治、政治思潮的多重逻辑支撑。

首先，从加拿大国内政策角度看，魁北克独立如今并非完全理性的抉择。就法裔民族的核心诉求而言，目前加拿大联邦政府实行的平庸民族主义政策和英法双语制度为魁北克法语文化的保存和社会认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使其无需通过分离独立来争取基本权利。与此同时，在经济层面，魁北克与联邦的深度绑定尤为明显。正如加拿大的独立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 （IRPP,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在2024年的一个分析报告中所指出的，魁北克省对加拿大联邦的要求集中于更多政府拨款，而非政治主权。[22]魁北克省是加拿大联邦财政“均衡化拨款”（equalization payments）的最大受益省份之一，仅在2023—2024财政年度就从联邦获得了约140亿加元的均衡化转移支付，总联邦拨款接近286亿加元，这些资金支持了卫生、教育和社会服务等关键领域。[23]若魁北克脱离联邦，这一财政支持将不复存在。因此，魁北克在联邦框架内确实享有实质性政治经济优势，独立所带来的高昂代价使得独立方案缺乏理性上的广泛支持。

而就国际政治而言，国际冲突与威胁的存在也削弱了魁北克独立的迫切性。对于民族国家而言，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冲突长期存在有利于产生“聚旗效应”（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24]，既强化了民族国家的“自我”与其他国家的“他者”区隔，也使个人与民族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为民族国家的进一步族群整合，形成崭新的国族共同体提供了契机。对于加拿大国家整合而言，一个特殊的历史契机在于川普的再次上台。川普反复声称要将加拿大并入美国，使其成为美国的“第51州”，甚至在2025年加拿大选举日仍如此宣称。[25]而且，美加关税战的兴起，使加拿大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激发了加拿大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强了加拿大各族群对国家身份的认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在2025年加拿大大选结果中得到了反映。主张对美强硬的自由党领袖卡尼成功扭转了持续数年的民调不利局面，带领自由党取得选举胜利。而保守党领袖博励治（Pierre Marcel Poilievre）则因意识形态与川普相近而受到大量负面批评。[26]在分离倾向最强的魁北克地区，选民对川普言论的反感也促使他们更团结地支持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政党。加拿大自由党（LPC）赢得了魁北克省的绝大多数议席（44/78），而长期主导魁北克在加拿大国会议席的魁人政团（Bloc Québécois）则惨遭失利，这显然与当前国际形势下其长期推动的魁北克独立议题显得不合时宜有关。[27]

2023—2025年加拿大各政党支持率的变化走向。

而就政治思潮而言，魁北克人内部形成了一种“魁北克人+加拿大人” 的双重认同结构：一方面，他们以“魁北克人”身份坚守法语、历史记忆与族群独特性；另一方面，又以“加拿大人”身份认同联邦国家所代表的民主价值、宪政秩序与共同历史经验。在后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这种认同共存并非偶然，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逻辑的一种体现。[28]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自由民族主义理论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重要启示：他指出，自由主义市民社会与民族主义并非天然冲突，二者同为工业化社会的产物，成熟的民族主义不应追求完全同质化的国民群体，而应通过“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塑造“模件化的国族”，使个体能够在保有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共享公共文化。在这一框架下，国民身份认同与族群身份认同完全可以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内实现并存。[29]具体到魁北克问题，其现实路径并不在于通过独立重塑国家与民族边界，而在于推动魁北克与加拿大之间由潜在对立走向基于共识的认同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平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为加拿大的国家整合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它不依赖激进的国族动员或宏大的象征仪式，而是通过日常制度、公共符号与政策实践，逐步培育对国家的认同感。[30]对加拿大联邦而言，只要魁北克不试图追求政治或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建构”，其关于“建国民族”“魁北克独特社会”等族群认同诉求完全可以在联邦框架内被吸纳与承认。正因如此，魁北克得以在“疏离英语”的同时维持对加拿大的国家归属感，从而使独立在现实政治中不再构成一种必要选项。

至于上文所提到的代际结构差异而言，18—34岁年轻群体中独立支持率的上升，并不意味着魁北克社会正在经历真正的分离主义回潮，而更应被理解为一种代际结构性反应。对年轻人而言，时代红利明显消退的长期结构性困境压缩了向上流动空间，在缺乏能够直接撬动既有分配结构的可控政治工具时，独立议题被重新激活为一种“抗议性选项”，其核心诉求并非真正追求独立，而是对既有结构的情绪性拒绝，属于象征性主权（symbolic sovereignty）。因此，在民调中表达支持，并不等同于在现实政治中愿意承担独立所需的高昂成本。更具悖论意味的是，魁北克语言政策的制度化成功反而释放了这种激进姿态。正因为法语地位已通过立法得到高度保障，年轻人即便在独立问题上表达更激进立场，也无需承担“输光一切”的风险，这构成了一种低责任的激进化（low-stakes radicalism）。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恰恰亲身历经20世纪末两次独立公投的老年群体，其政治认知更倾向于聚焦风险规避，因此对独立的支持度显著偏低。

四、差异中的共生：多族群国家整合的魁北克启示

在现代语境下，民族的概念与族群的种族、文化意涵存在显著差异。现代民族是以国家形态存在的政治共同体，其存在与发展紧密依托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形式，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31]而正是这一政治属性，决定了现代民族的形成并非遵循原生逻辑，而是遵循建构逻辑，现代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就历史发展而言，民族国家的形成往往遵循先确立国家实体，再渐次推进民族国家构建的路径。民族国家的固定疆域构成了民族“想象”自我与他者的边界。“我们是谁”绝不是一个文化议题，更是决定了民族国家存立合法性的政治问题。[32]而在民族国家的具体构建进程中，必然会面临以何种文明作为主流文明来建构崭新“国族”的问题。在塑造国族的过程中，主流族裔往往试图将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及历史叙事塑造为国家的“正统”，这会使得少数族裔的文化被“挤压”，甚至被同化。因此，当多族裔的国家将“人民主权”与单一民族结合，推进现代国家建设时，种族或民族矛盾可能激化，导致种族冲突，甚至种族清洗的惨剧。[33]加拿大魁北克地区便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例证。

回到文章开头的卡尼语言争议，这一看似细微的拼写选择，恰恰揭示了加拿大国族认同最深层的张力所在：在这个国家，语言并非中性的交流工具，而是高度政治化的身份符号。英语区围绕英式与加拿大式拼写的争论，本质上是在确认“我们不是英国，也不是美国”；而魁北克对法语近乎苛刻的制度化保护，则是在反复确认“我们不是英语加拿大”。而吊诡之处正在于此：魁北克越是坚决地拒斥英语，越不急于通过独立来完成政治分离；而越是在语言与文化层面获得安全感，独立反而被去实质化为一种姿态性的表达。这种“语言高度主权化、政治主权被延宕”的状态，使魁北克成为加拿大国族建构中最稳定、也最不安的组成部分。卡尼的拼写风波与魁北克的语言立法，共同说明了一个事实：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并非建立在单一民族神话之上，而是在不断调试差异、管理象征、延缓冲突中维系其合法性。“我们是谁”在加拿大始终不是一个已经回答的问题，而是一种被制度化悬置的平庸状态，而魁北克正是平庸民族主义在加拿大最集中的体现。

目前，加拿大国家整合仍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历史性议题，仍需面对如何将国内复数的“族群”变为“单一”的人民的问题。直到现在，魁北克人对法语的守护仍然十分坚决，其法裔民族特性，成为其不可动摇的底线。魁北克省“拒英语却不独立”，是历史、利益与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族群独特性”与“国家统一性”的动态平衡。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2026年加拿大省级选举将成为观察魁北克国族认同进程的关键节点，其结果将揭示魁北克民族认同是继续停留在文化层面的强化，还是重新向政治主权层面外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