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中共跨国镇压 原军工干部赵杰：抗争是出路

2023年底，曾任职洛阳欧祺技术部副主任、在军工外协体系工作长达13年的赵杰，带着妻小出逃前往美国，以为从此可摆脱那种“悬在头顶上的无形之刀”的恐惧。然而，中共的“长臂管辖”与跨国镇压如影随形，不仅在洛杉矶的街头对他进行监控，更将恐吓的触手伸向了他远在洛阳的老家。

“我也慢慢明白，中共不会因为你退却了，或者示弱就放过你。”赵杰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语气坚定，“你只有去勇敢一点，真的是去勇敢一点。只有你强大了，它才会害怕或者会退缩。”“抗争是唯一出路。”

这是一段关于赵杰政治觉醒、家庭破碎与跨国对抗的真实记录。透过他的亲身经历，外界得以窥见中共如何利用监控技术、金钱收买与人性弱点，对海外异议人士进行无孔不入的心理与生存胁迫。

觉醒之路：从军工骨干到“头顶有刀”的恐惧

赵杰曾是体制内的一员，甚至在2015年以前，他描述自己是个标准的“小粉红”。2013年钓鱼岛事件时，他曾愤怒地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并在网络上与批评政府的言论“激战”。转折点出现在智能手机的普及与网络翻墙技术的提升。

透过突破封锁的信息，赵杰接触到了“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等被隐瞒的历史真相。“我被骗了！”他回忆起当时震惊与愤怒的心情，“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教你做一个正直、勇敢、善良的人，但有一天发现它说的和做的完全相反。”但当时还没想过要反抗。

真正让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现实中的重击。家中的强拆遭遇、维权时遭受的打压，以及目睹中共在疫情期间对人权的肆意侵犯，让赵杰彻底看清了体制的黑暗。在国内，他曾被当地派出所多次拘押、殴打，并在威逼下签署了承诺“不再对抗政府”的保证书。

“我们生活在中共统治下，每个人头顶都悬有一把无形的刀，你不知道哪天它会落下。”赵杰说，“我不希望它落在我的身上，不希望落在我孩子身上，那么首先要自己先逃离这种恐惧。”为了给孩子一个有基本人权的未来，他选择了逃离。

国外受访影片首播 老家父母随即被骚扰警告

2024年5月，已抵达美国的赵杰，曾在赴美途中接受新加坡电视台采访录制纪录片。当时他虽未发表激进政治观点，且片子针对眼部进行马赛克处理，但中共的反应速度令人心惊。

2024年5月18日纪录片首播，仅仅九天后的5月27日，洛阳当地派出所警察就上门找到他父母家，要他们向赵杰转达三项禁令：不要接受境外采访、不要加入任何组织、不要提供任何“抹黑中国政府”的资料。

赵杰分析，尽管眼部打了马赛克，中共仍能透过多种手段锁定，包括手机实名制的定位、出入境海关记录，甚至是语音识别与脸部轮廓分析技术。

“中共的技术确实是挺那个（先进）”，他感叹道，“哪怕是一些温和的采访都是不允许的。”这次骚扰，拉开了跨国镇压的序幕。

跨国监控照片：从洛杉矶中领馆到洛阳派出所

来到美国后，赵杰并未选择噤声。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并多次策划、主持抗议中共的活动。然而，他在自由土地上的一举一动，都被中共的眼线记录在案。

2025年，跨国镇压升级。5月间，洛阳市洛龙区丰李镇派出所的警察先是电话传唤他父母。遭到拒绝后，于第二天直接登门，因他父亲外出，就将母亲带往派出所讯问。

警察出示一叠照片让母亲辨认。照片记录的是赵杰在洛杉矶的各种公开活动，包括2025年2月在中领馆门前主持的声援香港媒体人黎智英的集会。

在讯问中，警方还拿出赵杰当年在中国被迫签署的“保证书”，内容承诺“不再对抗政府”。

警方借此恐吓母亲：称赵杰加入“反华组织”，并担任重要职务，属于“对抗国家”。

赵杰澄清：当年被控“勾结境外势力”完全是扣帽子，那时他并未与海外组织接触。

他进一步强调：“我加入的是‘反共组织’，不是‘反华组织’。我爱中国，才会提出批评。我反对的是共产党，不是中国，不是华人。”

去年2月声援黎智英活动是由赵杰担任策划与主持人。前一晚，召集人、中国民主党创党元老朱虞夫接到中共国保电话，要求取消或不要参加活动。

朱虞夫在活动现场转述通话内容：他提出“如果要取消，就得释放黎智英”，国保回答做不到，朱虞夫回应“那就没得谈了”。活动照常举行。

也正因如此，活动照片后来成为国内警方所出示的“证据”。

此外，由于赵杰在民主党内分担部分财务项目，警察试图诱使他提供境外资金如何流入国内、如何资助政治犯及异议人士的具体去向，并承诺若能提供情报，可“从轻考虑”或“免予处罚”。

赵杰拒绝配合。

亲情撕裂：家人遭邻里孤立与“断绝关系”的哀伤

跨国镇压最残忍之处，在于对个人社会关系与家庭纽带的摧残。

2025年6月初，赵杰参与了洛杉矶“六四纪念馆”开馆仪式及相关纪念活动。6月8日派出所警察第三次上门胁迫、警告。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父亲的情绪终于爆发。“他说，我们周围许多人去了美国，从没听说警察上门威胁家人的。为什么偏偏我们家？”赵杰转述。

他回忆，父亲并不是认为他做错，而是觉得“我们这么弱小，怎么去对抗那么强大的体制和政权？”

更让老人家感到绝望的，是来自周围环境的冷暴力。在村子里，警察的频繁造访与居委会的施压，让邻里感到恐惧，人们开始孤立赵杰的父母，有的不敢说话，有的则冷嘲热讽。

父亲最终说：“那我们就真正地断绝关系，不要再联系了。”赵杰回想那一刻非常难过。此后，他主要与母亲偶尔联系。

但赵杰立场依然坚定：“我只是说了真话，难道我就没有这些权利吗？如果我们只是因为害怕而一味退让，这个国家的未来该怎么办？人权不是别人施舍的，是需要自己去争取、去抗争的。”

敌暗我明：海外街头的隐形监视与渗透

中共的监控并不仅限于国内家人。赵杰受访时描述，在洛杉矶的集会现场，经常会出现不明身份的人员，或从中领馆走出的官员，手持手机对抗议者近距离拍摄。甚至在活动现场周边，常有不明车辆停靠，车窗摇下，车内人的镜头对准每一张脸。

赵杰对此并不在意，“我们做的事情本来就是公开的，就希望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他坦言，组织内部也存在被中共渗透或收买的可能。“我相信内部不只有我一个人收到了中共那种‘只要提供海外资料就给予优待’的邀请。”

赵杰直指，中共不允许任何不受其控制的组织存在，无论是民运组织还是宗教团体如法轮功。他特别提到中共对神韵艺术团及相关媒体的抹黑与打压，本质在于其无法容忍任何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影响力。

坚定信念：沉默就是主谋 抗争才是唯一出路

面对持续的压力，赵杰的应对方式是“全面曝光”。2025年12月中旬与母亲联系时，得知当月8日警察第四次上门威胁时，赵杰决定不再退让。他先前要父母在家中安装摄像头录像存证，准备将中共的恶行公开给国际社会。

他用“校园霸凌”来形容中共恶行：霸凌者往往挑选怯弱退让的孩子，越是不还手，欺凌就越发变本加厉。“你只有去反抗，去曝光它，它才会妥协，甚至做出改变。”赵杰说。

赵杰坦言，他的恐惧从未完全消失。每回活动内心总有两个声音斗争：“一个叫我退缩，不要对抗这么强大的政权；另一个告诉我，这是对的，是作为一个人的底线。”

他提到2024年第一次参加海外“六四”活动的情景：他准备好一张写有纪念“六四”字样的纸，但到场后因害怕没有拿出来。

赵杰多次引用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一名受访学生的话——“It’s my duty”（这是我的责任）。对他而言，揭露真相、争取人权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子孙后代。他反思，中国人权现状之所以恶劣，不仅是政权的问题，更源自于每个人的沉默。

“沉默就等于主谋。”赵杰访谈中沉重地表示，“我们看到的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不仅仅是中共政权的问题，更是选择沉默的人的问题。”

赵杰也坦承自己力量微小，也曾怀疑所做的是否有意义，但最终确立信念：不追求快速改变结果，只管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这本身就够了，“如果有更多人这样做，改变就会慢慢累积”。

这场发生在洛杉矶与洛阳之间的“跨国角力”，仍在持续。赵杰虽心怀恐惧，却选择与那把“无形的刀”对视。他的经历提醒着世界：自由从非免费，而跨国镇压的阴影，需要每一束真相的光芒来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