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中国抗战之开启

在很多年以前，大陆学界对蒋介石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和之后的抗日态度，往往颇多批评指责，甚至怀疑蒋介石并无抗日意图。改革开放之后，对这一问题大陆学界的看法已经很少歧异，而且除少数学者对蒋领导发动抗日的效果评价或有不同外，几乎所有学者对蒋介石要否抗日的问题，已众口一词，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但是，要具体了解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前后，特别是在决心实施全面抵抗时的思想动态及其决策过程中的心态变化，还是不容易做到的，这自然也是因为史料上还有相当的局限。但随着蒋介石日记原稿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收藏并对外开放（2006年开始开放，2007年继续开放1932—1945年部分——编者注），这样的条件明显地成熟起来。

不论蒋介石经历这一过程走向抗战给他和整个国家带来了怎样的结果，作为一国统帅，在当时条件下绞尽脑汁、担惊受怕，以至焦头烂额的决策经历，也许比他最终选择了什么，还更值得研究历史的人给予同情和关注。

如意算盘：以进为退，局部解决

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1935年夏秋，日本人进一步发动华北事变，意图造成华北几省事实上的独立。当时事件频发，蒋介石一度心惊肉跳，疲于应付，甚至不得不亲自出面找到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再三要求苏联政府同意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虽然最终虚惊一场，但此种经历，显然让蒋介石的神经经受了许多磨炼。这种情况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蒋介石的心态，不能不产生某种影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蒋介石是次日得到的。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蒋介石决定和战的关键之点。而由于刚刚经历了1935年那场使他心惊肉跳的华北事变，蒋介石显然已经对平津地区发生这种大大小小的军事冲突有了相当的思想准备，变得见怪不怪了。故一时间，蒋介石并未感到特别紧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甚至推测称：“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在蒋介石看来，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基于1936年蒋介石自己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最后关头”一说所做的解释，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

因此，无论日本人计划如何，蒋介石都必须要有所准备。问题是，蒋还并不能充分把握此一时机如何，故有“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的疑问。注意到蒋在日记中信心满满地估计：日方此时“无与我开战之利也”，可推知蒋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

因此，他当日的决策仅仅电令原西北军系统的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等部“动员”外，再无提出进一步的军事计划。

日本这时驻屯华北的军队，仅为混成第四旅6000人。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这正是蒋介石估计日本当不致有计划借机对华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因为长期以来对导致中央军势力退出河北平津地区的“何梅协定”感到不满，蒋介石也正想利用这一机会使中央军重回河北地区。

因此，9日晨蒋介石起床之后，想到的不仅不是如何抵抗，而是如何乘此冲突之机，迫使日本“撤退其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

7月10、11两日，蒋介石接连得到消息称，日本关东军态度强硬，并已增兵关内；日本天皇亦从外地赶回东京，日本内阁也有增兵华北计划。对此，蒋介石仍未给予足够重视。

他相信，日本此次挑衅的目的在华北，而不在整个中国，增兵仅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因此，蒋介石依旧坚持强硬态度，非进兵河北不可。

依照蒋历来的思维和行事习惯，他自信：日军之意在非夺取卢沟桥不可，只要我积极准备，及时北运兵力增援，显示备战决心，且确保卢沟桥不失守，自能迫使日军知难而退。他甚至估计：“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

为宣示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蒋介石在事变后不久即要求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书。然而，和蒋介石估计的不同，外交部乃至军政各部的态度却相当谨慎。他们研究甚久，均觉难以着笔。他们报告给蒋介石的理由是：“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联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

蒋介石此时考虑问题的重点，仍不在和战，而在乘此机会能使中国重新立于更主动的地位。

因此，他对宋哲元过于保守、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为不满。

但对于实际上处于割据地位，又有日本人参与其间的这种地方实力派人物，蒋介石除反复去电劝阻其不要妥协外，也别无他法。

因此，他只能以中央政府的姿态表明立场，同时将北上军队停止在沧州与保定一线，仍将卢沟桥和北平交给宋哲元部坚守。他判断：日军“最大限度为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因国际关系和各国权利所在，日军必不敢轻易占领平津。

宋哲元

12日晚，蒋介石得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华北事变，日本关东军已抵达天津。他的估计自然发生了变化，推测：此次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考虑一晚后，他在13日决定：抽高射炮部队，并立即运送弹药去华北，同时发表对倭宣言，公开中央军进驻保定消息。故当有传言说宋哲元意欲妥协时，蒋介石当即电告宋哲元称：“卢案（即卢沟桥事变）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国）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7月16日，蒋介石对形势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他当日开始在庐山召集专门会议，邀集社会名流，共商抵敌之策。他亲自起草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宣言稿，他依旧估计：倭寇一贯使用不战而屈之伎俩，观卢案发动已10日彼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可知其无意激战。且即使倭寇准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倭王，或可转危为安，是较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故他断定：我决心抵抗之宣言发表，“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

换言之，蒋介石的这篇谈话稿，实际上并不是对自己人讲的，倒是主要说给世人，尤其是说给日本人听的。要让日本人明白，真打起来，中国人是会拼命的，对日本不会有任何好处，希望日本人会知难而退。

据此，蒋介石17日在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谈话稿。声称：基于东北四省的经验和塘沽协定后的教训，我们已退无可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此举，仍在避战。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发表）时间”，此“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决不致引起战争也。故“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

庐山谈话稿拟定后，各方意见纷纭。国民党内以及国内各民众团体态度激昂，纷纷主战。军政部与外交部会商结果，则一致表示慎重，强调绝交宣战于中国不利。驻日武官则数电表示，日本近卫首相决“谋和平”，并派有密使来华，请求切勿使事件扩大，演成大战。

孔祥熙

正在英国争取借款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也径直电告蒋介石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相当把握，似宜从长考虑。以国际情形论，难望任何国家切实助我，在美与儒堂（王正廷，时任驻美大使）兄费尽唇舌，仅得美国口惠；英国态度则仍欲于不可能中求得调解人；俄则似不愿单独冒险出发，可知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也。”

军事中枢之众多将领更反复申言战争准备不及，称：“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度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指宋哲元）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驻华大使及武官也先后发出警告，要求中方撤回增援部队。

为此，就连蒋最为倚重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也力主“应谋和平”，并怂恿各部长从旁向蒋进言。

军令部长徐永昌在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当日即面告蒋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德国以强以战而遭列强之压迫，以忍以不战而得今日之复兴，是皆在吾人之努力如何耳。”

对于方方面面的意见，蒋介石自然不能不予以考虑。但这时平津日军虽然时有动作，却因增援未到，尚未展开大规模进攻。日军始终不敢大举侵略，蒋介石更信日本准备未足，非及时显示强硬态度，以影响日本当局和战心理不可。故蒋介石仍旧力排众议，决定以“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为题，公开发表庐山谈话稿。其抛出谈话稿的头天晚上还信心满满地在日记里写道：“人人以为危，阻不欲发，而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

由于蒋介石这时只想局部解决卢沟桥事件，不想引发大战，因此，他深知言论行动的拿捏分寸非常关键。而他对发布此一强硬谈话的后果实无把握，内心里不免惴惴不安。其头天日记中还在给自己打气，称：“应战宣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但谈话见报当天，蒋介石即在日记中颇为紧张地猜测：“余宣布应战谈话后，彼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拉丁文“ultimatum”的音译——编者注）？或进一步强逼？当视今明两日之态度如何。”次日早晨，因无异常消息，蒋介石心情即稍舒缓，又在日记中半猜测半自得地写道：“倭寇之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以精神战胜者，可得十之八”。

7月20日，蒋介石庐山谈话公开发表，立即引起国人一片抗日的欢呼雀跃。而日方却照样增兵不已，毫无妥协迹象。几天下来，蒋介石反而沉不住气了。

秦德纯

22日晚，南京方面了解到，宋哲元、秦德纯在11日即已与日方达成过一个停战协定，即规定第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处分责任者；中方撤退卢沟桥周围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中方并保证取缔蓝衣社及一切抗日团体。23日一早，蒋介石就专门召集会议，出示宋哲元昨日发来之停战协定三条，请与会者讨论。会议最后决定通知宋哲元：“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蒋介石亦同意，只要日军同时撤兵，中央军亦可撤兵。

就在几天前，蒋介石还反复去电宋哲元，严令宋不得擅自妥协，强调“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两三天前他还不顾军事将领的种种质疑，公开发表强硬声明。这时却突然赞同示弱，这更加显示蒋的强硬实在只是一种吓唬日本人的手段。

显而易见，蒋介石这时正处于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之中。

基于前车之鉴，蒋介石相信，妥协必定会带来比几年前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更大的屈辱和困扰。但强硬，中国又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蒋介石所以冒险硬一下，其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与其妥协退让更不得安宁，不如干脆硬一下，看看能否逼得同样准备不足的日方做出让步。

让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日本虽无全面开战的计划和准备，却还是很快集中起10个陆军师团大举增兵中国华北，大有强行夺取华北数省之势。

注意到大战危险临近，蒋介石到底还是不能不向后退缩了

。他虽然明知宋哲元这个过了十几天的妥协条件没有什么用处，却还是幻想这根稻草能将平津危局缓和下来。蒋介石甚至还为自己的这一后退设想了一番堂而皇之的道理，即：“民国廿四年七月，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人皆忧惶，一若第二伪满即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无可免者。谁知今日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之一日，此相隔两年时间耳，若再加我两年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朝鲜亦必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收回台湾，扶助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

蒋介石之转向妥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23日以来平津“倭寇求战更急，形势险恶甚矣”的观察。因据驻日总领事报告，日本除留本土5个师团和留朝鲜一个师团外，其他本土7个师团和在满洲的3个师团均向华北出动。一旦如此庞大的兵力齐集河北平津，战争势难避免。再加上在平津的日军此时行动规模明显扩大，故24日午后蒋介石紧急约见徐永昌，告以“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吾人准备务于一星期内完成云云”。蒋“并手令若干条”，令徐当即办理。

此一情况说明，蒋介石这时对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前途已基本绝望。因此，他电告孔祥熙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中央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余地矣”。故“如英法借款一时不易成，就请兄即飞回国”。

果然，26日以后，平津形势急剧恶化。情报显示：得到大量增援的日军自25日晚起一直在向廊房卅八师攻击，26日晨日军并开始进攻广安门。蒋介石已判断战祸再难避免，因而劝告自己“勿再作避战之想矣”。27日，他开始做北平沦陷后的政策应对，郑重考虑“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以及不战不和，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

佟麟阁

一连几天，坏消息接踵而至，南苑失守，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及一二三师师长赵登禹等阵亡，部队溃散，宋哲元撤离北平，日军先后占据北平和天津。蒋介石闻之忧心如焚。29日，得知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后，蒋介石不禁哀叹：倭寇随手而得平津，“可悲孰甚！”

他至此痛下决心，重定战斗序列，准备声明武装自卫，同时亦开始改变对共产党苏联的高度戒备心理，紧急部署联俄外交。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这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这一着真能够对日本有所牵制，也就达成目的了。

突发奇想：借力消力，以战促和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蒋介石迅速决定了大本营组织人选，并分别约见各地重要将领，如阎锡山、韩复榘、白崇禧等商谈抗战事宜。蒋介石明言：“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我之弱点固多，如组织不健全，准备未完全等，以此而作战，危险实大。“然而，为我民族之人格计，苟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转危为安，因祸而得福也。”

8月7日，蒋介石召集了全国将领国防会议。他在会上公开鼓动称：“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

但是，“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

胡适

“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战。……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

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同意“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一旦战争打响，“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

蒋介石这时所称的许多学者反对战争，指的就是胡适与陶希圣密呈条陈一事。据杨天石先生考证，8月5日，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曾专函蒋之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提出政府绝不应“轻启大战”，而应不惜一切“做最后之外交努力”，为此应下决心“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所谓“力所不及之失地”，指的就是东北三省。

陶希圣

他们建议：一定条件下，如热河全省遍还中国，东三省自治独立，人民得以自由选择国籍等条件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以此为交换，日本应承诺完全撤退其驻屯在中国其他地区，包括冀、察、平、津、济南、青岛、上海、汉口、福建等处的军队及特务机关，并自动放弃其驻兵权、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双方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显然，深知日本野心的蒋介石，对胡适等人的意见很不以为然。对蒋介石这种心高气傲的个性，熟悉其心理的中方代表于国防联席会议次日，即直率地告诉过日本驻华大使川越，称：蒋公并非无意妥协，但如果日本不能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那么，依“蒋公性格……是不屈的”。要知道，“蒋向以东洋武人典型自命，成败在所不计也。”

8月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全体官兵打气，要求全军“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两天后，军事委员会进一步批准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组织大纲》。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置“国防最高会议”，规定以该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以蒋介石为主席。不难看出，蒋介石已经着手在做应对华北战争全面爆发的准备了。

何应钦

根据7日召开的国防会议中何应钦部长及刘光副主任所报告的军事部署可知，这时国民政府仍旧把军事重心放在华北方向。经蒋介石核准，全国第一线约一百个师、预备军八十个师，“使用于河北者共约五十个师，正源源向沧州、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弹药储备亦在黄河以北囤积三分之二，而在江南仅囤积三分之一。其已划分的四个战区之兵力分别为：“一、冀鲁等地——六十个师。二、晋绥察——十五个师至廿个师。三、上海、杭州、乍浦——十个师。四、福建、广东等地——十五个师。”

然而，蒋介石的战争准备却是建立在对日军进攻动向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

自8月7日起，蒋介石即注意到日军舰从汉口沿长江撤出的情况，却判断日方军力上已出现困难，调兵以图补救，并非集中兵力再行进攻。因此，他确信对日作战正当其时，“胜算已操于我矣。”故9日下午，在上海虹桥机场发生的个别日本军人和中国机场保安队之间的冲突，这件看起来并不很大的事件，却意外地促使双方在上海的全面开打。

张治中

由于华北战火已经燃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数度声言抗战，故原本就驻有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上海地区，早已充满了火药味。就在两名日本军人被打死在虹桥机场敖近的当晚，负责京沪防务的第九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就呈报蒋介石称，日本海军武官已急电要求东京向上海增兵一个陆军师团及一个舰队。在此之前，张治中已再三提议：一旦敌方决派航空母舰及陆军师团来沪，“可断定敌必发动无疑时”，我应“首先发动”，以主力军向上海输送，以立于主动地位。

鉴于此时上海只有日本海军陆战队5000人，各舰上可随时登陆的水兵3000人，蒋介石亦深知如果要在上海动手，就必须抢在日本陆军大队增援到来之前先发制人，以夺得先机。因此，得知日本将要向上海增兵的消息之后，蒋介石很是费了一番斟酌，但最后蒋介石还是于11日以电话方式密告张治中：“中央决心围攻上海”，命张治中率所部八十七、八十八师立即进占吴淞及大场、江湾、真茹、闸北一带，构成对沪日军的围攻线，同时令驻蚌埠的五十六师和嘉兴炮二旅开一团分别赶往苏州，并调九十八、三十六师增援，统归张治中指挥。

12日黄昏时分，张治中所率各部基本到位。为保持进攻的突然性，蒋介石下令“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同时密调驻汉口之八十九师和驻嘉兴的五十七师一旅，并驻宜兴之炮兵一营，分别续向上海集中，归张治中指挥。根据新的部署方案，张治中担任上海右翼（沪西）防务，第八集团军司令张发奎所部担任上海左翼（沪东）防务。

由相关电报可知，史称所谓“八·一三”事变当日，中日双方多次发生交火事件，但尚未发生激烈冲突。仅下午六时有日海军陆战队一度进攻市中心未逞的消息传来。当晚，蒋介石命令空军出动轰炸日军阵地和崇明岛附近之敌舰艇，并命令海军协助封锁江阴。

这一天午后，张治中亦根据与蒋介石、何应钦商定的作战计划，正式通报说：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虽然当日中国空军轰炸时有两弹误落于英法租界内，各国“责难备至，对沪战有干涉之势”，但蒋介石对此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还在日记中不无兴奋地写道：“惟望神圣保佑中华，使沪战能急胜也。”

淞沪抗战刚一打响，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名义于14日当晚正式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方决心要在上海方向实施作战，并称：“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破坏无余。……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

上海战事最初因中国军队兵力上的占据优势，一度进展顺利，蒋介石对张治中不能迅速围歼登陆日军，颇感不满。但16日得知英国政府有将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出上海的建议，他还是马上命令张治中暂停进攻。他乐观地估计：“倭军陆海军意见纷歧，政府内部不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也。”故英国提议调解，可运用之，“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以今日战况或有可能也”。

然而，8月21日晚，蒋介石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已经拒绝英国调停。这一消息传来，又让蒋介石极为沮丧，“忧心倍增”。他不得不马上找到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对方中方决定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立即签约，以换取苏联立即提供军事援助物资来华。

很显然，蒋介石仍不希望扩大战争，甚至也不希望让苏联在中日战争中起太过重要的作用。

可惜形势发展已容不得他再存有任何幻想了，他已经不能不暗中求诸于上帝了。其在日记中自解道：“存亡盛衰之理，冥冥中上帝自有主宰，吾何忧何惧？”几天后，得知英国大使被日机射成重伤，蒋又马上生出些许希望来，暗中欢喜，称：“此事必于我无损，于倭不利或于全部战局有关。”可是，以英国多年来在亚洲地位之下降和日本对英态度之不以为然，蒋到底不敢寄太多希望，因“未知英国取何种态度耳”。

他唯一能够坚信者仅仅是：“上帝必不负真诚之人也。”蒋介石是信教之人，祈祷上帝自是情理中事。但祈祷归祈祷，当蒋发现日军增援部队大批抵达，猛攻罗店、张华浜，淞沪防线发生动摇之际，他到底还是要直截了当求助于各国政府了。8月30日，蒋介石虽百般不愿意，还是不得不批准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因为顾虑此一条约可能在英美政府面前造成负面影响，蒋介石又主动约见了英国记者，解释此一条约不含任何政治意味。同时呼吁各国干涉，称：“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干涉之必要。”再不干涉，不仅对中国不利，而且对国际都有损害。故“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整个之安全”。

性格使然：“与其坐而待亡，不如死中求生”时间进入到1937年9月初，日本增援部队陆续抵沪，致使吴淞口失陷，上海门户大开，战场形势迅速逆转。检阅战报时，蒋介石一方面坚信“沪战当可持久，敌虽再增三个师团亦无能为力也”，一方面则常常怒火中烧，对负责第三战区的陈诚和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颇多斥责和痛骂。其忽而痛斥“张治中指挥无能”，忽而指责何应钦用人不当，忽而大骂空军主将“愚劣怯懦”，且常常发起脾气来“责骂（下属）不留余地”。

随着淞沪抗战渐入危局，国民党内主和的声音再度高涨起来，但蒋倔强依然，丝毫不为所动。向以军人为自傲的蒋介石，深知此时断非议和之时。

故他再三提醒自己“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并强调“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

张发奎

妥协既不可能，军事上又无胜算，蒋介石这时已在考虑下一步之外交工作了。

他除派胡适赴美，派蒋百里赴德、意以外，还设想派宋美龄赴苏，希望用这种方法能够推动各国政府改变态度。只是，人尚未如期派出，日军已占领山西大同和上海多处防线被日军突破的消息弄得蒋一日数惊。他虽一再为自己打气，称“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但他已经不能不开始考虑张发奎等将领的提议了。此前，张发奎主张，沪战应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而蒋介石则力主：“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两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

这时，蒋介石也开始暗自思忖：“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以为长期抵抗乎？”

9月23日，上海罗店守军在日军的反复进攻下溃退了，蒋介石终于决心部署撤退。虽然他注意到部队仍有一定战斗力，相信“沪战尚可相持”，但他已经考虑“乘敌被我击退之时设法后移，加强后方兵力”，故次日即下令上海守军由前线后撤，“以达逐步抵抗之目的”。

淞沪会战

27日，蒋介石开始研究如何转换战略方向的问题：是“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呢？还是集中主力“击其一点”好呢？还是利用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督促山西方面主动出击，使敌被迫分兵好呢？抑或现在就采取“持久战略”好呢？思来想去，蒋介石并未能提出十分明确的军事战略。

当然，蒋介石始终不能忘怀他发动淞沪抗战的初衷，即以夷制夷。他因此反复考虑是否应将战场从华北转向黄河以南地区，即：我“外交重点在英俄，如何运用之？引敌深入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远东战争，可乎？”

10月1日，眼看自“七·七”事变以来种种战略策略均告失败的蒋介石，暗自反省了对日关系及战略问题。其检讨确信，对日战略策略之无效，根本上不在于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于日本侵华野心之不可遏制。

蒋介石写道：“倭寇一得国际动摇机会，必先向我进攻，此为无可挽回之事。如我与日本妥协，无论至何种程度，彼少壮派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而不止矣。故此次抗战，无论结果如何，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国乱形势绝非想象所能及也。

因此，与其坐而待亡，不如死中求生，保全我国格，以留待后人会继起而复兴！

且本月战事虽危急，但并不出于意外。一方面上海仍能勉强支持，另一方面本来国防计划亦仅限陇海路以北之线，冀察得失不关胜负。”“惟山西失利实出意外，……收复华北失其依据”矣。

上海硝烟

经过数十万将士浴血苦战之后，上海抗战到底还是未取得成功。随着日军施放毒气，前线守军的抵抗更显被动。10月26日，战略要点大场镇被日军攻占，中央作战部队的侧背暴露于日军攻击之下，导致中方全线动摇，不得不全线后撤。

但蒋介石依旧保持着不言败的心理，其信心满满地写道：“有我在世，中国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实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余何自惧乎？”

时至于此，整个上海抗战已告失利。蒋介石再无办法推动各国干涉和阻止日本进攻了。面对本不欲发生却已无法回避的长期抗战前景，蒋亦不能不忧心忡忡。

他显然看到，对日战争一旦持久并全局化，势必会造成一系列的严重局面：“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厌战，民心背弃；戊、政客反动，伪政权纷起；已、各国与倭妥协，瓜分中国；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槁，社会纷乱。”如果上述情形一旦数种并现，都势必会导致整个战争形势更加恶化，且根本动摇蒋介石在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就有心对日妥协屈服。

上海撤兵，南京动摇，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之后，一时间国民党内求和之声蜂起，蒋介石却态度依旧，毫不动摇。除军事上全力部署持久作战外，他同时愤然怒斥求和者曰：“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且“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

随后紧接着发生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一事，最能表现此点。

11月5日德国大使陶德曼面见蒋，受日方之托向蒋介石提媾和条件，蒋当即“严词拒绝”。但随着日军登陆金山卫和长江各口，19日苏州、嘉兴失守，24日无锡和吴兴又陷，首都南京岌岌可危，不得发布迁都令，在此种情势下，“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蒋介石已无法根本拒绝议和。

12月2日，蒋介石约见了陶德曼，表示愿意接受德国调停。然后，他召集军事长官表示：一、德国调停不应拒绝；二、但华北政权必须保存。然而，日本政府对此断然拒绝，反而于21日通过陶德曼转达了四项谈判条件，即：“一、中国政府应抛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合作，实行防共政策。二、在必要地区划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缔结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四、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据蒋介石日记称，日本方面还“另附二件：甲、谈判进行时不停战。乙、须由我派员到其指定地点直接交涉云。”

26日蒋介石从孔祥熙那里得到日方此等条件后，反而再无幻想，“为之大慰”了。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

于右任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态度，国民党内高层却颇多人不以为然。12月27日，当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说明了日方条件之后，不少与会者力主应继续接触谈判。蒋介石表示不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右任等乃嘲笑蒋多优柔而少明断。蒋介石当即声言：“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在蒋介石看来，“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28日，蒋介石再召集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要人开会，决定谈判与否。蒋当场说明：“以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条件。”“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我国民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也。”

29日，蒋介石再度与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谈话，告之：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

而“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且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故“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

经过反复申说，国民党高层终于决定坚持中方原则立场，不在日方所提条件上讨价还价。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被迫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正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和战问题上的抉择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由上所述不难了解，在“七·七”事变后围绕着和战问题，蒋介石基于特定形势、环境与其性格特点，有过摇摆与矛盾的心理和表现。

但如果我们把蒋介石置于当时的国民党领导层内来看，我们还是得承认他在政治外交上的强硬态度，仍胜过国民党其他军政领导人。这也是此后汪精卫等中途降日，而蒋介石却能硬撑到底，终于看到了日本投降之日的原因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