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孙耀宁案 揭示中共跨国打压七重点

曾以“美国华人大型晚会总导演”自居的孙耀宁，于2月9日在洛杉矶被判刑48个月。他在去年10月已认罪，承认在2022年担任当地一名市议员候选人的竞选彼问期间，充当中共政府的未注册代理人。

孙耀宁出生于南京，1996年赴美，长期以音乐与影视作品塑造中共的正面形象，例如在疫情高发时期执导《春暖花开‧全球同梦》于15国在线播出；在中共建政70周年时宣传“铸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他和另一名中共代理人陈军合谋，试图渗透美国地方政治、影响台湾议题与反法轮功。

这起案件不仅涉及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还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司法视角，揭示中共如何透过地方选举、华人社群、文化活动与新闻操作，在美国政治与公共舆论中施加隐秘影响。

案件背景与关键时间线

2024年12月中旬，警方在加州逮捕孙耀宁，指控其参与多项被视为“恶意外国影响”的活动，并影响地方选举。虽然法庭文件未公开涉案市议员姓名，但洛杉矶县亚凯迪亚市（Arcadia）选举纪录显示，孙曾担任市议员候选人王爱琳（Eileen Wang）的竞选财务主管。王于2022年11月成功当选市议员，现任市长。

上个月底，检方在量刑备忘录中指出，孙耀宁多年来“明知且持续地”以中共隐秘代理人身份运作，透过撰写报告、资金申请、组织动员与舆论操作，将其在美国地方政治、华人社群中的影响力系统性回传给中共部门。

检方强调，孙耀宁“向中共高层官员提交书面报告，详述其代为执行的任务，包括监视访美台湾领导人动向；扩大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对台湾社区的打压，协助理念相近者在南加州当选鲍职；并通过一个虚假的‘新闻’网站向华裔社群散播亲共宣传。所有行动均在中领馆官员指使下进行。”

刑事指控书由此呈现出一条自下而上运作的影响运作链。以下根据起诉书所列证据整理了七大重点。

1. 地方选举作为影响切入点

该案最具代表性的特点，是检方描绘的“隐秘代理人”模式。孙耀宁并未以公开、正式的外国代理人身份活动，而是以文化活动策划者、华人社团组织者、媒体运营者与地方选举幕僚等多重角色作为掩护，提供政治影响的隐蔽通道。

案件的核心之一是孙与王爱琳的关系。孙担任王爱琳的竞选经理，并在向中共官员的报告中吹嘘：“最令我自豪的是，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我精心策划并组织团队，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赢得选举。”

起诉书未显示王知悉孙的中共特务背景。事实上，在某个时刻，孙耀宁与其上级陈军曾讨论不向王透露与中共的联系，并将扶持王视为“新政治明星”。两人将选情、人脉与媒体接触情况回报给中共官员。

这种扶持延伸至王当选后的“政治养成”。案件文件显示，孙与陈向中共方面汇报王爱琳与美国主流政治人物、军方、国会议员与政府官员的接触名单，将这些关系视为可被运用的政治“资产”，借此提升其在中国体系内的价值。

孙多次前往中国与中共官员会面，并带着“新政治明星”王爱琳前往，称要“会见那里的领导人”。王于2023年1月宣誓就职，3月孙与陈讨论带王访中；8月，孙带王造访北京、上海等地，再一同返美。

2. 关键中间人：陈军的角色

起诉书中多次提及陈军（John Chen）的角色。陈是前天津官员，长期在洛杉矶担任多个中共统战相关职务。

检方指出，陈军曾是“中共情报机构的高级成员，经常出席中共高层活动，包括阅兵仪式”。他曾受到中共党魁习近平召见，并吹嘘自己“一步步爬到这个位置”，“习大大在十年内接见我三次”。

2019年一段YouTube影片显示，陈在洛杉矶一场支持台湾的活动中，手持扩音器威胁对方：“如果你有中国护照，我现在拍你的照片，你回中国会被逮捕；如果你是美国护照，你将拿不到中国签证。”

检方表示，孙在美国担任陈军的“得力助手”已有数十年。2024年11月，陈军因策划贿赂未遂案在纽约被定罪，涉及试图利用美国国税局的举报人机制，撤销由法轮功学员创立的非营利组织“神韵艺术团”的免税资格。神韵长期被视为中共跨国打压的目标。

3. 法轮功议题与跨国打压

检方指出，孙耀宁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反法轮功。在一份由孙与陈共同撰写的绩效汇报中，孙向中共官员呈报自己的履历，包括曾在中共军队服役，并强调自1996年起便在美国活动，以“坚决抵制一切破坏中美友谊的敌对势力和中国分裂势力”。

报告中所指的“敌对势力”即中共视为对其统治构成最大威胁的五大团体——法轮功、西藏、新疆、民运和台独，而在洛杉矶亚凯迪亚市，主要目标则是法轮功学员与台湾社区活动人士。孙并提出具体的“反制”计划，包括在美国大型游行与文化活动中安排亲共团体，和法轮功或台湾团体形成对比，借此降低他们的曝光度。

孙耀宁被指在洛杉矶搜集法轮功据点与活动资讯，并以“对付”这些团体为由申请经费。这类行为不仅涉及外国代理人登记问题，也触及美国社会高度重视的言论与宗教自由。

4. 游行与文化活动的政治化

自由之家在2021年的报告中指出，中共正在进行“世界上最复杂、最全球化、最全面的跨国镇压运动”。孙耀宁案为这一评估提供了地方层面的具体案例。

起诉书提到，因为法轮功学员在当地游行中展示功法、台湾社区人士挥舞中华民国国旗，这些画面引起中共注意，并试图加以压制。对此，陈军与孙耀宁计划以北京资助的队伍“反制”，拟在美国国庆日于华盛顿特区组织花车，以及100人的鼓乐队参与游行，藉由“大量中国元素”淡化并挤压异议团体的能见度，将文化活动转化为政治对抗的舞台。

孙在向中共官员的报告中直言，海外“反华势力”长期活跃于各种主流领域，每年参加美国独立日游行、玫瑰花游行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游行活动”，因此他们必须前往华盛顿特区培训当地华人，透过组织花车、鼓乐队与“中国红”的统一表演制服，以便“制造声势”，并明确指出“若资金不足，我们无法引起轰动”。

5. 资金流向与经费申请

起诉书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是中共官员为孙与陈的行动提供资金。仅上述“对付法轮功和台湾国旗”的游行计划，两人便索要约8万美元，同时也提及用于与地方政客、社团领袖等拉拢对象餐叙的经费。

另一项重要的揭露则是，陈军于2024年被捕后，曾在布碌崙的大都会拘留中心（MDC）向狱友声称自己受雇于中共的“610办公室”（中共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的、专职协调各机关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每月领取斑达5.2万美元的报酬，并形容该机构为“比FBI强大100倍的‘特务机构’”，拥有大量资源。

如果属实，并且假设陈军只是众多受雇于中共国安的特务之一，那就意味着中共政府每年仅在海外影响、监视与施压行动上的投入规模可能达到数千万美元，凸显其跨国影响战略的资源密集度。

6. 假新闻平台与中领馆的互动

检方称，孙耀宁与王共同运营一个名为N&N Media Group的“美国新闻中心”，向当地华裔社群发布亲共宣传。

2023年至2024年间，孙耀宁多次与洛杉矶中领馆官员联系南加州的涉台活动。2023年台湾总统蔡英文访美时，孙耀宁对其行程进行密切监控，并即时向洛杉矶中领馆官员回报，甚至在未经对方批准前，不敢发布相关报道，同时他拍摄支持与反对者照片传给中领馆。

孙耀宁与陈军的通讯内容也显示，两人与洛杉矶中领馆保持直接联系。以2023年4月为例，陈军指示孙联络中领馆安排会面，并特别交代“最好能与总领事见面”，称自己手上有“重大项目”要汇报，其中包括一篇针对法轮功的文章，被形妊酞“国家级层级，实际操作严格保密。”

在这样的合作关系下，陈军也多次指示孙整理王爱琳的选举进展与人脉动向，相关内容随后被转交至中共统战系统，最终送到他口中的“大老板”手中。

起诉书并未说明“大老板”的身份，只指出陈军向天津市政府某办公室负责人汇报工作，对方表示“北京这条线的领导对你的能力和影响力给予肯定，并同意将你这条线纳入正式工作纪录、给予资金支持”。

案件资料显示，孙耀宁的部分行动是在中领馆官员的鼓励或指导下进行。无论是安排会面、提交简历和报告，或是规划所谓的“重大项目”，都与中领馆保持密切互动。由于外交机构本身享有一定的豁免权，而孙耀宁作为“未注册外国代理人”并不具备这种保护，这种合作关系让司法与外交之间的界线变得更微妙，也使案件在政治与法律层面都更为复杂。

7. FARA与法律意义

该案核心在于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立法初衷，旨在确保公众能辨识政治活动或宣传背后，是否有外国政府的资金或指示。检方指控孙耀宁长期未登记，却实质为中共官员工作，使本案成为近年FARA执法的重要案例。

在量刑层面，检方特别强调此类案件的威慑必要性。美国情报界在2025年《年度威胁评估》中，已将中国列为从事“强制性与颠覆性恶意影响活动”的主要国家行为者，目标在于削弱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国际地位。

检方表示，要发现、阻止、甚至起诉由外国政府主导的影响行动或跨国打压，其实非常不容易，尤其对方有钱、有情报、又有组织资源时更是如此。更麻烦的是，这类行动往往牵涉到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因素，传统的威吓手段根本不太管用。

因此检方认为，唯有透过实质的刑期，才能反映事态的严重性，也才能吓阻其他可能在美国替外国政府做事却不登记的人。量刑文件亦指出，孙耀宁并不存在可减轻责任的背景因素：他并非在胁迫下行事，成长过程稳定，受过良好教育，曾就读南京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与中国开放大学（前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22岁加入中国军队，并在美国过着中产阶级生活，却仍选择主动、长期配合中共进行秘密影响行动。

孙耀宁的案件再次凸显，美国华人政治的复杂性、微妙之处和潜在陷阱：涉案政治人物未必知情，但影响早已发生。案件同时也提醒，美籍华人是一个多元群体，政治立场镑不相同，不能把所有华裔候选人一概视为中共的代理人。也正因如此，如何在不污名化社群的前提下，仍有效防范中共渗透，成为重要课题。尽管FARA并非完美，但在遏止外国恶意影响方面仍是关键工具，也对可能的招募对象与协作者形成一定吓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