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伊朗抗争运动 哈梅内伊是什么人？

过去的一个月，伊朗社会出现国民抗争运动。究竟是谁，在决定伊朗人的生死？

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最高权力并不掌握在议会，也不真正属于总统，而是集中在宗教领袖哈米尼手中。面对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他亲口承认，有数千名伊朗人在镇压中意外离世，却将责任指向美国，声称“政变已被镇压”，同时他还发出了战争的威胁。

这一幕，让很多人产生了强烈的历史既视感，它像极了伊朗版的“八九六四”时刻：权力选择开枪，真相被封锁，恐惧被制度化扩散。

而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切并非在孤立状态下发生。在中共持续提供技术、资金与能源输血的背景下，伊朗的镇压机器并未削弱，反而更加高效、更加残酷。

一个曾经孕育出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家，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伊朗，如何找回属于它自己的未来？问题的答案，还得从了解哈米尼（Ali Khamenei，阿里‧哈梅内伊）这个人开始。

一个并不光彩的出身

在伊朗官方叙事中，哈米尼的童年被包装成一种“清贫而虔诚”的宗教起点。但实际上，这段经历更像是一个长期处于经济匮乏与压抑中的少年，对权力、秩序和控制产生强烈执念的过程。

1939年，哈米尼出生在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Mashhad）。这是伊斯兰什叶派的重要宗教城市，却并不繁荣。相反，他成长的家庭环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宗教地位有限、经济条件拮据、社会影响力极弱。

他的父亲是一名长期被边缘化的低阶教士（cleric）。在什叶派教士体系中，这样的身份既无法带来物质保障，也不是真正的宗教权威。BBC的资料明确提到，哈米尼童年时期家庭生活清苦，住在狭小简陋的房屋中，生活来源极不稳定。

哈米尼11岁就穿上教士袍，在街头与儿童玩耍时经常遭到嘲笑。童年经历让他形成了独特的性格。这种环境，塑造了他后来演讲中反复强调的两个关键词：“受压迫者”与“敌对世界”。

这是一种心理结构的起点，他很早就学会把自身的不成功，归因为“不公正的体系”和“外部势力”。这在后来成为他统治逻辑的核心思想。

宗教教育中的挫折

和许多伊朗教士一样，哈米尼从小被送入宗教学校，背诵《古兰经》，学习阿拉伯语、伊斯兰法学（fiqh）。但与霍梅尼或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权威成长经历不同，他在学术体系中并不突出。

多家研究机构都提到一个关键事实：哈米尼从未被广泛承认为高阶伊斯兰法学权威（marja-e taqlid）。

这在什叶派体系中是致命缺陷。换句话说，他并不是靠宗教学术威望进入权力核心的那类人，而是始终站在边缘的位置。年轻时期的他，曾多次尝试在宗教圈内建立声誉，却始终不算成功。这对一个年轻教士来说极其折磨。

未竟的诗人梦

或许是在宗教学校受到了挫折，哈米尼心中萌生了一个诗人梦。这也是他最大的心结，因为他最终未能实现文学梦想。他年轻时积极参加文学社团，渴望得到诗歌界的认可，但伊朗著名诗歌权威菲鲁兹库希曾对哈米尼说：“你在诗歌上浪费时间真是可惜。”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另一位诗歌权威也不承认他的诗歌水平。

直到哈米尼成为最高领袖后，他在诗歌朗诵会上心情是最为放松的。目前公众看到哈米尼微笑的照片，几乎都来自这些诗歌活动。心理学家认为，他现在热衷于在公开场合展示文学修养，是在弥补年轻时未被文学界承认的心理创伤。

并且，哈米尼在演讲中经常引用文学作品，尤其是前苏联小说。但他阅读的主要是斯大林时期的作品，这是俄罗斯民族文学史的最差阶段，类似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文化的荒漠。但哈米尼仍继续引用这些作品，仿佛是必须传达某种信息或服务于某种理念。

对于挫折，他没有选择反思自身能力，而是逐渐形成一种倾向：轻视制度内的学术标准，转而崇拜能够直接攫取现实权力的政治路径。

屡屡受挫后激进化

20世纪60年代的伊朗，社会各类思潮暗流涌动。哈米尼正是在这个时期，接触到霍梅尼的思想潮流。

霍梅尼的理论，对哈米尼来说，有一种极强的吸引力，它绕过了宗教体系的等级考核，直接把宗教意志与政治权力绑定。

对一个在宗教学术道路上屡屡受挫的年轻教士来说，这是一次结构性的机会，转变为一个激进的青年，哈米尼积极参与反对巴列维政权的地下活动，多次被捕、审讯、监禁。他后来不断强调这些经历，把它们塑造成“革命资历”。

但从现实角度看，这些经历更像是一种政治投机的实习：在压迫中塑造自我，把暴力合理化为“斗争”，将不同意见的人视为“敌人”。

这一套逻辑，在几十年后，用在了伊朗自己的人民身上。

从边缘人到“接班人”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时，哈米尼更像是站在舞台边缘的一名参与者，而非主角。无论在宗教学术地位，还是在革命初期的号召力上，他都无法与核心人物相比。

革命后的权力重组，对他而言既是机会，也是暴露短板的时刻。按照什叶派传统，最高领袖应具备极高的宗教威望，但哈米尼在这一点上明显不足。即便在革命阵营内部，他也并非被广泛信任的人选。

1981年他当选总统，并非因为脱颖而出，而是如同独裁体制的中共一样，源于派系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妥协。在当时的权力格局中，强势人物彼此防范，而哈米尼恰恰被视为“安全”，不够强大，也不构成威胁。这是一种典型的妥协产物，而非个人威望的胜利。他的总统任期缺乏鲜明政绩，却异常重视忠诚、安全与意识形态一致性，这更像是一种自保策略：在宗教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用政治立场弥补权威缺口。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89年霍梅尼去世前夕。哈米尼已架空霍梅尼，为使其上位合法化，差遣人员修改宪法，降低了最高领袖的宗教门槛。这一细节，恰恰揭示了其权力来源的制度性脆弱，也解释了他此后统治中对异议的高度警惕与系统性压制。

政教合一 辉煌古国沦陷

伊朗并非天生封闭的国度。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到萨珊帝国，这片土地曾建立横跨欧亚的帝国，重视法律、行政与多元信仰共存。

在1979年革命之前，伊朗是中东重要的能源与工业国家。石油出口带来充沛外汇，城市中产阶层迅速壮大，德黑兰一度是区域性的金融、教育与文化中心。国家与国际市场保持连接，资本、技术与人才能够自由流动，经济增长虽不均衡，但整体处于上升通道，社会对未来仍抱有预期。

转折点，正是政教合一体制的确立。霍梅尼留下的是一套理念化的政教合一结构，而哈米尼掌控的，是一套可以长期运转的控制体系。

在最高领袖制度之下，国家不再以公民为主体，而以意识形态为最高准则。国家资源逐步向中央与革命卫队集中，经济决策服从意识形态与权力需要。长期对外对抗引发国际制裁，进一步放大内部结构性问题：投资枯竭、货币贬值、青年失业高企。财富不再创造，而被消耗与分配，社会由流动走向封闭，民怨不断积累。

恐惧政治并不总是通过公开屠杀完成，而是通过制度性扩散。人们不知道哪句话会触红线，哪次上街会被捕，哪条社交媒体发言会让人“消失”。近年来的国民抗争中，伊朗民众意外离世、被秘密关押，正是这种机制的爆发。

哈米尼的统治并未试图解决伊朗的经济崩塌、青年失业等社会问题，而是选择了一条更熟悉的路：把危机外部化，把不满定性为“敌对势力渗透”。恐惧，成了治理工具；沉默，被塑造成“美德”。

一个曾以文明自豪的古国，如今却靠压制自身人民来维持稳定。这不是伊朗社会的失败，而是最高领袖体制对国家未来的系统性消耗。在不远的东方，这些也在中国上演着。

国际媒体已经揭示，中共的技术，是如何帮助伊朗政权维持控制，大举追捕抗议民众的。

北京牵手德黑兰

伊朗政权与中共之间形成了一种低调却稳固的互赖关系，以能源为起点，延伸至技术、安全与统治模式。

首先是石油。尽管美国与欧盟长期制裁伊朗能源出口，但多家国际能源追踪机构与媒体披露，中共已成为伊朗原油的最大实际买家之一。伊朗石油持续流入中国炼油厂，为德黑兰提供关键外汇，也为中共换取低价能源。这不是偶然交易，而是一种默契运作。

其次是技术。伊朗在国内抗议浪潮中展现出的监控与封锁能力，并非完全本土研发。从网络审查、通讯干扰到人脸识别与数据整合，伊朗安全体系的升级路径，与中共过去十余年的社会控制技术高度相似。不禁令人质疑，双方存在系统性技术转移。

更深层的，是统治经验的相互确认。面对青年失业、通胀失控与社会不满，伊朗与中共都选择了同一条路径：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而是通过转移矛盾、描述外部威胁与高强度镇压维持秩序。这种模式的共同点在于，它并不解决问题，但是以血腥结果收场。

在核问题上，伊朗追求战略威慑的动机从未消失。中共在技术、资金与外交掩护层面扮演何种角色？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共并未成为制衡者，而更像是一个协助者。

从哈米尼个人的权力路径，到伊朗社会的系统性压抑，再到与中共形成的同盟，这一切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条清晰的逻辑链。一个曾以文明自豪的古国，被拖入宗教与恐惧的循环；而另一套早已成熟的威权模板，则在背后提供能源消化、技术与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