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出租车司机的演员，当了导演

当李默匆忙跑进教室，《明天会更好》的旋律已经响起，同学们列队而站，歌声齐整。他加入了人群，直至唱到“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时才回了回头，看见安德烈独自坐在窗口，冲着自己露出一张憨顽的笑脸。

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的最后，镜头拉回了昔日的少年时光。按照本来的设计，这一幕并不是出现在剧终的位置，但后来它被改成了结尾，作为一种抚慰或者祝愿。“我觉得当下需要这么一场戏，我希望能给大家某些力量。”董子健说。

这是董子健的导演首作，从筹备到上映，横跨了七年之久。对他而言，这七年像是悠长又短暂的一场梦，连接了青春的回忆与想象，也贯穿了从20岁迈向30岁的成长。他曾沉浸在那个梦境的世界里，迷恋着与其中的美好和悲伤相遇，如今梦醒了，他想睁开眼来，往前看。

“终于要跟它告别了，也该好好告个别了。我也需要相信明天会更好，然后重新思考未来的日子。”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董子健 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重逢

梦的开启，始于25岁。那一年，董子健作为主演加入了《刺杀小说家》剧组，电影改编自作家双雪涛的同名原著，出品方同时手握着《我的朋友安德烈》 的版权，于是问了问董子健是否有意自己执导。

在此之前，他就读过这篇小说了，那是一则有关童年的故事，温情而凛冽。他喜欢，却也没到爱不释手的程度。“可能是没有到那个年纪吧，20岁的时候，你不会去回望，甚至你还在你的很多记忆里。而且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些不愿想起、不想面对的事情，我总是会选择式地遗忘。”董子健说。

但再次翻开那些文字，他发现感受已在悄然间发生了变化。从前，他总是记不清自己曾经的模样，而现在，回忆似乎正在猝不及防地汹涌袭来，并渐次堆积成某种浓烈的情绪。他想，也许是时候郑重其事地与过往做一次重逢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很感谢雪涛用他的文字帮我创造了一个机会。没有《我的朋友安德烈》的原著，就没有我后面所有关于重逢的想象。”他说。

念头的萌生只是起点，距离抵达标的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小说是标准的短篇，篇幅仅有两万多字，撑不起一部电影的体量，想要将文字转化为影像，必须得做大量的延伸和填充。为此，董子健投入了整整四年时间。

他想不起来总共写过了多少稿剧本。太多次的调整，除去原著的底子，每一次修改都近乎翻天覆地，“因为有些东西需要沉淀，需要不断理解，需要反复尝试”。甚至最早的故事雏形是一个趋向类型化的框架，由商业的角度出发，这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但在他的思路中，却从来没有进入考量的范畴——“我更多地想的只是如何更忠于自己的想法和感觉”。

唯一确定的是，从第一版大纲开始，他就想好了要设置一条全新的线索，把小说中没有全然铺陈的成年部分彻底展开。在他看来，这是跟过往重逢的真正意义所在：所谓回望绝非纯粹地捡拾记忆，而应该指向于自我的和解与寻获，否则怀念就只是一个陷阱，反而可能成为困住人生的枷锁。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的过程中都有遗憾、愧疚和伤痛，那些东西永远无法改变。但是你必须想起它们，你要带着所有记忆继续上路，它们有可能成为你的经验，有可能成为你的力量。”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至少，这是我在30岁的当口对于成长的理解。”

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导演、演员董子健

掏空

好些年前，还在拍摄电影《少年巴比伦》时，作家路内便有过一个判断。在20岁出头的董子健身上，他看到一种苗头和潜力，认定这个年轻的孩子将来不会甘于只做演员。将近十年过去，当初的预言果然应验。

不过真正坐到了监视器前，终于成为导演的董子健还是不免有些惊惶。而且从本质上讲，他觉得自己并不那么适合在片场发号施令、统摄全局。“我其实是挺沉默的一个人，不善言辞，还有选择恐惧症。但沟通和决定是导演必须做的工作，在这方面，我知道我没有优势。”董子健说。

他说，父亲就是一个寡言的人，被朋友唤作“老蔫儿”，自己的性格可能有些遗传。加上小时候父母的工作比较忙，他经常只能跟自己相处，上学的时候还总是不停转学，不管到哪里都感觉像是一个局外人，更养成了沉默的习惯。

因此为了弥补这些不足，他提早做了很多筹谋。比如设想过立一个权威型的人设，利用伪装的镇定遮掩内心的慌乱；比如定制了一件工作服，一个袖口绣上“不着急”，另一个袖口绣上“莫生气”，时刻作为提醒；再比如，把正式开机的第一场戏安排为少年李默与安德烈的初次相识，因为面对的是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压力可以稍微降低一点。

“尤其饰演小李默的演员，他是第一次拍电影，我也是第一次当导演，就希望双方都可以有一个摸索的过程，然后也能够给彼此一个鼓励。”

所幸的是，主创团队中有许多人是董子健的老朋友。他们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也提供给他足够的帮助。慢慢地，他放松下来，并且愈发游刃有余，所有拍摄有条不紊向前推进，事先准备的人设和工作服压根没派上过用场。

从容不迫之下，一些灵感也不期而遇。他记得一场芦苇荡里的戏，分镜和机位都已做过具体的设计，但有一天自己突然梦见了那个场景，画面中没有人，只有声音，登时觉得或许这样才是更加准确的呈现。于是既定的方案被放弃，一切推倒重来，结果“一条慢慢地下来，也挺好的”。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董子健版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原本嗜睡，虽然经常失眠，可一旦入睡，12个小时是打底的标配。而在《我的朋友安德烈》74天的拍摄周期里，他的脑子始终为每一格画面、每一幕情节所萦绕，好像根本不需要睡觉，只消抽空打个盹儿，眯上一两个小时，就够了。

“这种无比兴奋的状态，持续到杀青。之后，我一个月都没出家门，感觉自己完全被掏空了。”他说。

命运

为了《我的朋友安德烈》这场梦，董子健几乎押上了全部的力气。在当导演和做演员的时间分配上，过去的七年里，他有意倾斜于前者，其余的作品屈指可数。

对他来说，这倒不算是明显的变化。出道十几年，他的节奏一直均匀，每年都有角色亮相，但又称不上高产，当中还有一些只是客串。这跟他的随性有关，从来不会逼迫自己必须维持什么样的工作量和曝光率；同时也是无奈，他早先说过，自己有很多想演的戏演不上。

在外界眼中，被动可以是任何演员的困境，唯独不会成为董子健的烦恼，毕竟他拥有旁人无可企及的条件。然而，聚光灯下的行业固然讲人情、看面子，背后却还有着一套更实际更坚硬的商业逻辑在运行和支配。“不管大家怎么理解，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我无法左右的。”他说。

董子健并不回避自己的出身，他感谢家庭给予的助力。但刚出道的那几年，这亦是他的负担。从前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便倾诉过其中的苦闷，当与生俱来的亲缘被当作如影随形的标签，所谓优势也就转换为劣势。一切都被遮蔽了。

事实上，家人根本没有想过让董子健踏入演艺圈。“父母可能不希望我走他们走过的路，他们希望我有属于自己的发展，而不是在他们的某种成果下去展开自己的人生。”只是命运使然，一次健身房里的偶遇，让19岁的他成了电影《青春派》的主演。在那之后，他迷恋上了电影。

“一旦你喜欢上一个东西，愿意为这个东西努力之后，就会一发不可收。拍完《青春派》，我还出国读了一年书，但当时脑子里已经基本上只有电影了，在国外的时候没事干我就看电影，而且我真能坐得住，一天看四个电影。当然这中间《青春派》上映，包括去了一些电影节，慢慢得到了一些认可，所以可能也是因为某种虚荣心，就觉得我要回来，我要做电影。”

更重要的是，经由电影，惯于沉默的他开始意识到表达的重要性，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份觉醒延续到现在，又成为尝试导演的一股动力：“讲出自己的故事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还因此能帮助到一些人，更是我的幸福所在了。”

至于曾经的那个标签，如今的董子健已不再那么纠结。跨过青涩的年纪，他学会了释然，也学会了坦然：“有些东西是会跟随你一辈子的。你不用想着如何去摆脱，也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只要真诚地面对自己，往前看，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奔向目标就好了。”

底色

当然，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仍旧间或冒出头来。

2024年12月，《我的朋友安德烈》在海南国际电影节展映，第一次和国内观众见面。董子健守在放映厅外，不停地来回溜达，双手抑制不住地发抖。一年之后，电影宣布公映，相似的状态又卷土重来。

其实对于作品的市场反馈，他并没有过多的期待。他清楚，每部电影都是遗憾的艺术，初执导筒更不可能做到完美。对他来说，只要有观众看过电影，想给朋友打个电话，或者想起某位很久没有联系的故人，自己便知足了。

只是紧张似乎是他的底色，总是不自觉地就被疑惧袭扰，被焦虑笼罩。做演员的时候，他经常担心自己演得对不对、是不是能够感动别人。现在当了导演，他又害怕辜负每一个跟自己并肩作战的人所付出的努力与辛苦。

“这部电影的诞生过程中，大家帮我照亮了前方的路。它是那么多人的孩子，我扛着这个孩子是要给大家发成绩单的。”董子健说，“如果它有哪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我希望全部由我自己承担责任。”

有时候，他也懊丧于这种情绪的缠绕，但又知道自己本性如此，敏感的触须无从剪断。就像一个认识了他很多年的朋友，在看完《我的朋友安德烈》时说过的那句话：“这是一部纠结的电影，我一直被它裹挟着，直到见到了你，我才想起来这是你拍的，确实是片如其人。”

摆脱的唯一办法只能是从具体的情景中逃离。所以眼下，董子健最想做的就是赶快忙完电影的宣发，回家陪陪父母、陪陪女儿，好好地过个春节，然后把桌上还没读完的《东北故事集》和《夜晚的潜水艇》读完。

再之后，他也许会接演一部新戏、塑造一个新的角色，也许会启动下一部导演作品、投入又一场梦境之中。

“现阶段，我可能还是继续做演员、做导演，我觉得挺好的。不过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我说不准会想干一些别的什么，比如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开个民宿，或者开个酒馆。我希望生活发生改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小时候，我还想过当出租车司机。我觉得他们太能侃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事情他们都知道，我怎么就不知道，我怎么就表达不出来，我无比羡慕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