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共加速清除裸官 泄政权倾覆焦虑

自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之初，便透露出对中共政权倾覆的焦虑感，先防止官员接受西方思想，之后禁止官员因私出国甚至收缴小学教师护照。如今，中共又加快清除与西方有关系的“裸官”，焦虑感愈发强烈。

不过，现在的情形已与习上台之初不同，专家直言，中共政权因习而加速倾覆。

加速清除“裸官”

在中共改革开放时期，海外精英晋升到高层政治职位，因国际人脉而受重用，如今海外关系往往被视为安全隐患而非优势。

1月9日，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发布报告说，2025年11月中共政协第十四次会议上，官方宣布的大规模人事调整中，包括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和港澳台侨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原广东省政协主席）王荣等重要人物。

报告说，这些重量级人物的突然离职实属罕见，他们既未达到强制退休年龄，也未卷入任何公共腐败丑闻。对他们下台的表述是“不再担任”具体领导职务——这与通常与纪律处分相关的正式“免去”有所区别。

此次改组中大多数被撤换的官员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这表明此次人事调整并非传统的清洗，而是一种更为微妙的政治边缘化。

在2025年下半年至少20名官员“不再担任”主要职务，包括：上海市副市长刘多；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闫傲霜；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尚立；以及原科技部副部长、后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广军等等。

报告说，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拥有深厚的海外背景，并且直系亲属长期居住在国外。换句话说，他们是“裸官”——配偶或子女已移居国外。

报告指出，尽管2025年末的清洗行动悄然进行，但它将对中共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结构性影响。这标志着改革开放时期以技术官僚模式为特征的局面将逐渐走向终结。

媒体主编、原深圳NPO创办人艾时诚对大纪元表示，中共裸官在胡温时代就有100多万，平均每个县50多个。这么多年下来实际上是愈演愈烈，特别是习上台后倒行逆施，中共体制内官员更没有安全感了，要更隐蔽地裸，这都很正常。

艾时诚表示，现在党魁要清理这些人，让这些人退下来，是基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化。特别中美贸易战后，美国与西方国家与中共政权切割已成定势，不可挽回了。

他指出，苏联解体以后，中国人没料到，西方国家也没料到，习会接过抗美的共产主义破旗，跟美国斗争，他清理这些动摇分子和不安定因素，也不是目前才开始，几年前就开始了。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吴瑟致对大纪元表示，许多中共高层家属长期滞留海外，北京这样的要求，不单可能涉及到政治忠诚，也涉及到复杂的政商金流问题。

吴瑟致认为，这种做法代表了中共统治逻辑，即强调如何从斗争取得稳定，以及在稳定过程进行斗争，所谓斗争稳定、再斗争再稳定，形成中共专制一个常态。

他分析，中共面对经济下滑、政权不稳定及整个社会经济不确定性的压力，会更加对内进行控制或政治斗争。但中共内部既得利益者恐怕会有不同想法，最后会更加躺平，变成政府政策治理失灵，这时候就会更陷入到不断内斗的局面。

“中国内部的混乱，一定程度会比过去更加地明显。”他说。

清除技术官僚的后果

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报告总结了过去15年间，北京对“裸官”的管控相关政策经历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胡锦涛后期（2010-2013年），政策基调是“登记管理”，重点在于收集信息以防止资产外流和打击腐败，对具有国际关系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而非安全隐患。

在习近平时期第二阶段（2014-2024年），相关规定显著收紧，2014年明确禁止五类“裸官”担任关键职位（军事、外交、国家安全、机密和关键领导职务），海外家属成为官员职业晋升的“天花板”。

自2025年初进入第三阶段：“全面清理”，要求副部级及以上官员要么家属回国、要么辞职。

报告说，这一阶段的逻辑已彻底转变，从反腐败转向防止渗透和确保政治安全，曾经倍受党重视的技术官僚专长，如今已不再能提供豁免权。

报告举例说，易纲或许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他长期被视为典型的“学者型官员”，曾主导金融改革，国际投资者视他为中国经济决策圈内理性之声。此前尽管面临诸多限制，易纲凭借妻子回国以及其在美中金融外交中的独特价值，仍可官居高位。然而在“零容忍”政策下，子女身居海外却成了他无法逾越的障碍。

报告说，易纲的离职发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当政治安全凌驾于一切之上时，即使是国际公认的专业价值，也无法抵挡政治审查。

吴瑟致表示，姓社姓资或红跟专的争论，是中共体制结构性问题，不会因时间而改变。特别中共党魁进入第三任期，在政治优先的决策逻辑之下，这些技术官僚或专业或专家，恐怕都不是他现在所需要的。

他指出，在这种状况下，决策上会出现误判。2020年后中共动态清零路线，技术官僚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显然是一个非理性决策，它引发中国经济下滑和社会不稳定，一直影响到现在；近年来，中共党魁不断以军改为名清洗军队或各种所谓经济监管动作，都不是正常决策应有的动作。

艾时诚表示，本来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中共有从极权专制向威权专制转型的迹象和趋势。但习上台以后，又迅速扭转了，回到毛那种共产极权专制。不管怎么样，都会大大降低专业判断水准，一定会误判。

他说，这些年下来，体制内那些技术官僚，那些文革后高学历的知识精英，特别是还保有一些良知良心的，都做不了正职。“我认识很多这样体制内官员，他们慢慢都被边缘化、被淘汰了。”

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嘉隆对大纪元表示，淘汰技术官僚会增加同温层效应，专业人才流失，制衡的力量也会消退。大家都跟着老大的意见走，造成对各种状况失去判断能力，最后由老大背责、承担一切误判的后果。

“一定会有误判，这是典型一言堂的后遗症。”

政权倾覆焦虑

自中共党魁上台之初，便透露出对中共政权倾覆的焦虑感，当时一个主要动作是防止西方自由思想的传播。

从2014年起，便以反腐名义，严格管理护照，明确规定在职处级以上中共官员因私出国一般不批准，并明确要求收紧裸官出国；2018年事业单位、各地中小学校开始收缴教师护照。近期，据大纪元独家报道，甘肃、贵州等地普通公民近期出现护照被要求“匝酞保管”。

如今，淘汰具有海外关系的高官，显示习当局对政权倾覆的无比焦虑。

不过，现在的情形已与当初大为不同，不论民间或中共体制内都充满了对党魁的不满。

吴瑟致表示，过去在邓小平立下的权力分赃或权力分工的集体领导之下，也许能达到权力之间的恐怖平衡。但现在权力集中在一人身上，整个决策过程越来越封闭、内卷化，极有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反作用力。

他分析说，从政治斗争角度来看，一人当道并不意味着党内没有不同的势力，而是这些势力因为政治风险而选择低调，这些选择低调的政治寡头，在未来会形成很大的反扑来源；另外经济下滑，人民在集权控制之下大慨不会碰触政治红线，可不代表对中共政权满意。当信任关系被剥落了，人民对政府治理失望，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反扑。

他指出，也就是说，随着中共不安全感增强，会更加会对内控制，权力更加内卷。但社会对国家会更加不信任，这种恶性循环可能会危及到整个中共政治体制的瓦解。

艾时诚表示，中共政权距离崩溃的临界点越来越近，这不容置疑。

他指出，首先是经济失败，接着是社会失序，大量人失去工作、吃饭都成问题。这个情况下，受现实鞭打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也不用启蒙了，醒来的人会越来越多。

艾时诚表示，精英阶层的分化，从中共党魁修宪以后就加速了，像传统的红二代、团派等，把这些人全得罪了；像福建帮、浙江帮、上海帮还有陕西军工系统的这些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但在专制体制下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忠诚，都是利益的捆绑，跟着走就有利益。当大势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忠诚都是靠不住的。

艾时诚表示，现在仍是美国主导的一个多极世界格局，跟着美国才会繁荣发达起来。中共觉得有资格跟美国搬手腕，有这种野心，中国的命运会好吗？党魁就是中共政权垮台的加速师。

“中共在这一波中，一定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崩溃覆亡，时间点没法判断，但大趋势已经形成。”他说，“在历史大潮面前，我判断，共产党顶多撑十年。”

吴嘉隆表示，现在碰到一个乱世，大家都学乖了，不敢明摆表态，你今天跟习将来被反习派清算，所以越来越多人的不安全感是急剧上升。

“最主要的是，现在看起来大局面很不利，可能撑不过今年，所以每个人都要衡量政治风险。”

吴嘉隆坦言，就是改朝换代的一个机会来了。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好几种危机同时爆发，根本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就像多重器官衰竭，基本上没救了。所以大家就等着，看他最后怎么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