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毁终生，中国运动员的兴奋剂“奉旨滥用”（下）

马俊仁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后公开宣称：“我让谁破记录，谁就能破记录。”（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在薛荫娴后来向外界披露的资料中，1982年12月是一个关键节点。她回忆，当年中国国家体委向全国体校以及各省、市级专业运动队下发了统一通知，要求运动员通过药物手段提升竞技成绩。这一要求并非个别项目的临时行为，而是覆盖整个竞技体育系统的整体部署。

按照后来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说法，相关态度被概括为一句话：“我们不反对兴奋剂，我们利用兴奋剂。运动员成绩不行就服用兴奋剂，只要查不出来就是成功。”在这一逻辑下，是否符合体育伦理不再是核心问题，关键看结果。

在明确的行政指示下，执行几乎没有遭遇阻力。乒乓球、举重、田径和游泳项目率先开始系统性使用兴奋剂，随后迅速扩展至足球、排球、篮球、体操等几乎所有竞技项目。由于不同项目对力量、耐力、爆发力的需求不同，各运动队开始“因地制宜”地探索各自的用药方案。

例如中国女排，为了提高耐力和携氧能力，开始长期大量服用硫酸亚铁。铁剂原本是针对贫血患者的处方药，正常剂量通常为每日10至15微克，而女排运动员的日摄入量却高达600至800微克，远超医学常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做法并非隐秘操作，相关队医甚至在1982年的《体育科学》杂志上公开发表论文，对这一“发现”进行学术化阐述。

在游泳项目中，为了让女性运动员获得更接近男性的体能水平，部分队伍开始对女运动员注射雄性激素。篮球项目则尝试通过生长激素干预青少年运动员的身高发育。这些手段在当时被视为“科技支持”的一部分，而非违规行为。

薛荫娴指出，兴奋剂的使用不仅在各队内部常态化，队与队之间还形成了信息共享机制。不同项目的教练和队医会私下交流各自使用的药物种类、剂量和效果，彼此“切磋经验”，以寻找最有效、最不易被检测出的方案。

这一说法后来在中国田径界的一支著名队伍身上得到了印证。

1993年，一支名为“马家军”的女子田径队突然崛起，迅速席卷国内外赛场。该队由辽宁省田径教练马俊仁带领，运动员主要从事中长跑项目。在当年的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马家军夺得三项冠军，随后又在国际马拉松赛事中获得团体冠军，并在中国第七届全运会上多次刷新世界记录。

短时间内的爆发式成功，使马俊仁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他公开宣称，“我让谁破记录，谁就能破记录。”当外界询问训练秘诀时，马俊仁将成功归因于“传统食补”和“仿生学研究”，声称自己从梅花鹿和鸵鸟身上汲取了跑步灵感。

多年后，马家军核心运动员王军霞才披露了另一面真相。她证实，运动员的饮食确实由马俊仁严格控制，每个人的食谱各不相同，而在正式进餐前，每名队员都必须服用一杓粉末状物质，号称由虎骨、人参、鹿茸、冬虫夏草等名贵药材组成。

但这些“食补”只是掩护。真正决定成绩的，是系统性的药物注射。根据后来披露的信息，马家军使用的包括多种固醇类激素，如丙睾酮、双氢睾酮，以及红细胞生成素等，这些药物在国际反兴奋剂体系中均被明确禁止。在当时的中国，这类药物属于高度管控资源，只有顶级运动员才能接触。

用药效果立竿见影。马家军的女运动员在力量、耐力和恢复能力上迅速接近甚至超过男性水平，疲劳恢复时间显著缩短，训练强度得以成倍提升。但代价同样清晰：代谢紊乱、情绪失控、停经、失眠、肝功能异常、男性化特征逐渐显现。部分运动员出现胡须、喉结等不可逆变化。

在“为国家争光”的叙事框架下，这些副作用被视为可以接受的牺牲。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马家军七名运动员被查出使用兴奋剂，整个体系才迅速被切割。曾被奉为“成功范本”的队伍，很快从中国体坛消失，而后来相关责任并未被系统追究。

与此同时，薛荫娴在体制内部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长期记录让她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注意到，长期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普遍出现难以解释的身体反应，包括慢性疼痛、易伤体质以及严重的组织损伤。

1986年，一起伤病事件成为她态度转变的决定性节点。体操运动员李东华在一次测试赛中完成后空翻后落地即倒，经诊断为双侧跟腱断裂。进一步了解后，薛荫娴得知，该运动员此前已连续一个月服用激素类药物。

次年，她以体委全体医务人员名义，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分析体操运动员跟腱断裂的病理机制，并明确提醒激素类药物可能导致血管老化、胶原蛋白流失，从而显著增加肌腱和骨骼损伤风险。这篇文章以学术语言呈现，但在体制内部，被视为对既定路线的隐性挑战。

此后发生的多起著名伤病案例，使薛荫娴的判断显得更具现实指向。2008年，刘翔跟腱断裂；随后，姚明因长期伤病提前结束职业生涯。薛荫娴认为，这类高频、严重的组织损伤，与长期药物干预存在高度相关性。

然而，个体医生的反对不足以改变系统。19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多项国际赛事中接连爆出兴奋剂违规事件：汉城亚运会、卡尔加里冬奥会、巴塞罗那奥运会、广岛亚运会，几乎每隔数年便有新的案例出现。随着检测技术升级，用药手段也不断“进化”，更隐蔽、更复杂。

当薛荫娴在1988年拒绝为李宁注射激素后，她迅速被边缘化，失去实际影响力。同年退休后，她仍持续遭受压力，其多年记录的工作笔记成为被重点关注的对象。最终，即使已属于高龄人士，她还是选择了离开中国。

回看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的检测争议，许多看似偶发的问题，实际上有着清晰而漫长的历史轨迹。在这一体系中，金牌并非单纯的竞技成果，而是一整套制度选择的最终呈现。问题不在于某一代运动员，而在于支撑他们走上赛场的那套逻辑，究竟愿意为胜利付出更高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