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学历贬值的背景下，海外留学生的光环逐渐褪去。“水硕”“留学30万月薪3千““国内外两头不讨好”……曾经的光鲜被调侃和质疑的声音所取代，海硕毕业生们面对的更多是期待与现实的落差。

留学，还有价值吗？在投入-产出的叙事之外，或许还有一些独特的生命体验值得被言说。它们可能超越了留学生这个身份，但又始于留学这件事情本身，关乎更多元的意义讨论。

当我告别爱丁堡的学业，落脚伦敦后，选择了一费桃从未想过的工作——成为一个英国家庭的保姆，且一做就是9个月。

这份看似“错位”的职业选择，并非一时冲动的妥协，更像是一场意外开启的跨文化观察之旅，让我在照料孩子的日常琐碎中，触摸到不同家庭的温度，也叩问着自我与职业、情感与边界的深层关联。

这9个月里，我既是孩子成长的见证者，也是家庭教育的观察者，更是在异乡漂泊中寻找自我的探索者。

而这场意外开启的旅程，最终也以一场猝不及防的告别收尾。究竟是什么让我对这份保姆工作如此珍视？这场跨越性别、阶层和文化的雇佣与陪伴，又藏着怎样的情感陷阱与成长馈赠？

寻找这些答案的过程本身，或许就是跋涉的意义。

文 | Junie

编辑 | 卓然

伦敦生活始于2024年8月30日——我结束了爱丁堡硕士一年的学业，一个人拖着三个箱子开启了跨城搬家之旅。

在五个小时的火车上，我茫然地望着车窗外苏格兰的海岸线一帧帧擦过，难过于终究无法在爱丁堡激烈的租房市场中找到合适的落脚之地，又庆幸伦敦收留了我。

但很快，这座城市给了我当头一棒。相比爱丁堡，伦敦租房机会更多，入住要求更低，但租房市场也更加鱼龙混杂。我遇到了极不靠谱的租房中介，合同问题和糟糕的居住环境让我夜夜难眠。

与此同时，我也在责怪自己决策的草率——8月中旬我去伦敦找朋友玩，顺便看了两套房，便匆匆决定租下第二套。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伦敦，我立刻就爱上了这里——舒适的天气、大片的绿地、丰富的活动、某种令我恍惚的、与广州相似的街景。

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追随了内心的召唤，而逼近的宿舍退租日期让我没法再三考虑租房事宜。

即便存在金钱损失，住了两周后也实在忍无可忍。9月中旬，我一边寻找新的房子，一边拼命找兼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先有一份收入，以支撑伦敦高昂的生活成本。

起初我盲目刷招聘软件投简历，后来机缘巧合刷到一个平台招课后保姆，在一周内完成了繁琐的材料填写、接受了8次线上面试、3次线下面试、2次试工，最终与一个家庭一拍即合，愉快地签下offer。

与此同时，找房也有了进展——看了5套房，这一次我更加谨慎了，对于一套心仪的房子，我看了两次，第二次带着朋友一起，并向即将搬走的租客反复确认某些问题。

9月18日搬好家，第二天开始上班，就这样，我终于在伦敦安顿了下来。倒头扎在新公寓的床上，才发现这床垫竟然凹凸不平，像极了坑洼的人生。不管怎样，我闭上双眼，深吸了一口气，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图 | 伦敦秋日



9月刚开学，保姆的需求量较大，起初我还在平台上积极联系各位雇主，后来才发现并不需要那么努力——很多雇主会主动询问意愿并发来面试邀请。在这过程中，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家庭。

作为国际大都市，伦敦聚集了许多族裔融合的家庭。我接触到一些华裔母亲，她们希望我给孩子提供一个中文语言环境。

我曾分别与三位华裔母亲线下见过面。

第一位是和墨西哥丈夫结合的母亲，家里有些凌乱，面试有点像审讯，表面礼貌但暗藏高压。

面试途中，她5岁的女儿突然情绪失控跑过来，但在母亲的安抚和追问下，孩子也没有开口说明原因。面试结束时我主动向孩子道别，孩子只是继续盯着电视，并未回应。

第二位母亲与法国人组成家庭。她的中文并不流利。进门后，她没有向丈夫介绍我，也没有过多寒暄，而是让我直接上楼陪她五岁的女儿玩耍，尽量多用中文沟通。

在她丈夫的提醒下，她给我倒了一杯水。试工两个小时后，因为她出门购物，便由她丈夫送我出门。我身心俱疲，体会到与低龄的中文初学者沟通的艰难，再加上孩子比较调皮，便婉言断了后续。

第三位母亲的丈夫是英国人。她6岁的儿子不会中文，也不需要我讲中文。我要做的就是接孩子放学，偶尔送去数学辅导班，然后回家监督他儿子完成数学练习，并讲解错题，以备战12月份7+的私校入学考试。

试工当天，我们接孩子回家的路上，这位母亲始终将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很少与我交流。回到家，我见到了她的父母和丈夫，同样没有被互相介绍，也没有被询问是否需要喝水。

孩子因粗心做错题时，她严厉地让孩子再三检查，而我只在最后讲解了一道题，其余时间都是她在纠错。到点后，她继续在楼上帮孩子订正，就让孩子的父亲送我出门。

回想起这些面试或试工过程中令我不太舒服的小事，我怀疑过自己是否太过矫情或吹毛求疵——不就是份工作嘛，还把自己看得这么重要！但很多细节是如此似曾相识，可能过去就在某些时刻让我产生过不适。

而且，换做是我，我未必比这些华裔母亲做得更好，所以我也渴望去了解令人舒服的家庭和雇佣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直到我遇到了H家。

这位母亲是主动联系我的，并和我约了线上面试。沟通时，她先询问我语音还是视频更方便。

视频时，只见她满脸亲切的笑容，讲话特别清晰、温和，整场面试更像是轻松地聊天。她介绍自己来自美国，丈夫是德国人，主要在德国工作。

她说她的大儿子得知我来自中国后特别兴奋，因为他很喜欢中国食物，尤其是点心和珍珠奶茶。说话间，孩子从身后出现，我跟他打了招呼。她还说自己在工作中也有一些中国同事。

因未来计划未定而只能承诺至少工作半年，我之前曾被一个期望我至少工作一年的雇主搁置。因此这一次，我表明自身情况，并问她是否有相关期待，她说没有，很灵活，表示完全理解。

这场短短20分钟的“面试”让我对这个雇主和家庭充满好感，直觉告诉我可能就是这里。

几天后，我到雇主家进行了一次线下面试。由于临近中秋节，我特地去中超买了一盒流心奶黄月饼。

到门口后我有点紧张，徘徊了3分钟才按下门铃。雇主非常热情地迎接我。我一下就被家里明亮整洁的风格和温馨的布局所吸引。我逐一与孩子们握手、互相介绍。

雇主还介绍了正在家中暂住的她母亲，以及家里的两只猫。后来，她又带我上楼，让两个孩子分别介绍自己房间里养的鱼、他们的游戏室和画作。



图 | 万圣节前的厨房

交谈过程中，两个孩子在一旁打开iPad，雇主提醒孩子不要在我们讲话时玩电子设备，并鼓励他们向我提问。尽管我的英文磕磕绊绊，但无论我说了什么，雇主和她母亲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后来是月饼试吃环节。在微波炉叮了10秒过后的流心月饼一入口，全家人便赞不绝口。雇主笑着说，她母亲才来伦敦三周，就已经被孩子拉去中国城三次了。这自然流淌的善意，仿佛这入口即化的流心奶黄，让我的心也悄悄融化。

我离开时，全家人一起送我到门口，说了很多次再见，并挥手道别。

这次见面坚定了我最初的直觉。与其说是面试，更像是一次做客。我切实地体会到一种被尊重的感觉——不仅是对我，也对孩子，是一种言传身教的相互尊重。这个家庭的温暖、体贴、和饱满的情绪价值让我深受感动。

回家路上，雇主发来一长段消息，说特别感谢我的月饼，孩子们都很喜欢我。当消息结尾出现offer这个词的时候，我没有很意外，但真的很开心。

也许月饼的功劳比较大，但我总觉得我们互相都很合眼缘，就像一场双向奔赴。

其实我内心也知道，太过热情、两个男孩、语言障碍也会让我压力有点大，但能锻炼我的英语和人际交往能力，这何尝不是幸福的烦忧。

事实上，当时还有一个由北京母亲和苏格兰父亲结合的家庭，有两个9岁左右的女儿，也是我的意向家庭之一。视频面试时我们也聊得很愉快，家庭氛围似乎也不错。但由于已经收到令人心动的offer，我取消了几天后与这个家庭的线下面试。

作为初到伦敦的华人，我不排斥甚至渴望相似性带来的语言上较少的障碍和文化上的亲近，但我也看到了民族的习性和中式教育的遗痕。

这并不是说西方家庭就更优越。冷漠疏离、打骂孩子、种族歧视在西方并不鲜见。而尊重、友善、包容可以是人类共通的、超越文化的品质。

多少幸运的巧合，我遇到了这种良性的互动模式，也逐渐意识到，在家这个私密的工作场域里，家庭关系和雇佣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由于正值搬家，雇主爽快地同意了我推迟入职时间。

我一周工作四天，每天四个小时。主要任务是接孩子放学、偶尔带去公园玩、回家做饭、一起吃饭、提醒孩子写作业。空闲时，我们常常一起玩桌游、打球踢球、爬树追逐……我从零开始学，孩子们不厌其烦地教我，我好像也在慢慢找寻逝去的童年。



图 | P For Pizza拼字桌游

第一天上班，我给这一家人煮了面。虽然出师不利——面煮坨了，锅也烧糊了——但雇主并没有责怪我，她反而让孩子们收拾平时只有节日才会用的餐桌，我们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

平时，我和孩子们通常在岛台上吃饭。当雇主在家时，她常常把自己的那一份端上楼，一边吃一边继续工作，和我保持着一种得体的距离。每一次我到点下班时，雇主都会下楼，把我送到门口，反复和我说谢谢、再见。

在做饭上，我犯过不少错误，例如，把不耐热的容器放进烤箱、把刚出炉的烤盘直接放在桌上忘记垫垫子、炒菜时忘记开抽油烟机、做完饭后忘记擦灶台……每当这种情况发生，雇主总是温柔地提醒我。我连忙道歉，她却反过来向我道歉，说是自己没有提前说清楚。



图 | 常吃各种意面

这种被尊重的感觉，藏在无数个最日常的细节里。每当家里来人，无论是雇主的朋友，还是家教、健身教练等服务人员，雇主都会为我们互相介绍。介绍到我时，她从不使用“保姆”这个称呼，而是说我是“来照顾两个男孩的”。

为了缓解偶尔无所事事的尴尬，我乐意花更多时间待在厨房。雇主总是说简单就好，但对于长着中国胃的我来说，太简单反而手足无措。

加上雇主本人是鱼素主义者，冰箱里的食材常常以蔬菜为主，为数不多的肉也几乎都是超市调好味、可以直接加热的预制菜，这对于想提升厨艺进而大显身手的我来说着实有点为难。

孩子们喜欢生啃胡萝卜、芹菜、西红柿、黄瓜，煮熟了反而不吃。甜品是用第二个胃装的。就算盘子里还剩不少，饭后打开冰箱掏出冰淇淋，是他们的每日动作，连生病时也不例外。有次哥哥生病，穿着短袖短裤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我给他倒水，他还特意叮嘱要加半杯冰。

这让我逐渐理解为何英国人总是喜欢大冬天穿着短裤在街上跑步，而他们对甜食的狂热也让我明白为何当地的零食总甜到掉牙。

雇主家有祖传的烘焙食谱，我们一起做过曲奇和纸杯蛋糕。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是加入大量的白砂糖，这时孩子的眼睛总是比糖还要亮，会舀起一大勺直接往嘴里倒；搅着搅着曲奇面团，也会忍不住抓起一坨塞进嘴里。当你惊得瞳孔放大，他们还会笑眯眯地看着你。



图 | 学做纸杯蛋糕

要满足他们的日常饮食实在太容易，但我偶尔也怀念中餐的烟火气。我后来在网上学着做蔬菜煎饼，咸咸香香深得我心，也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我还尝试做过布丁、双皮奶、舒芙蕾……均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总会捧场。

可能是甜食吃多了，哥哥有时候像嘴抹了蜜：“如果不打这份工的话，你一定是个很棒的厨子！”

说起吃，我第一次见到了“蔬菜之王”——洋蓟。听到“artichoke”这个词时，我查了中文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喜欢蒸完后蘸着黄油吃。大大的个头只有叶子的边缘能咬下一点。尝了一片后，我只觉得索然无味。

我们偶尔也会出去吃饭。12月放寒假的某天下午，雇主让我和孩子舅舅一起带孩子去中国城。准确来说，是孩子领着我——当时我只去过两次，而孩子去过十几回了。

在哥哥的推荐下，我们去吃广式早茶。我连菜单都还没细看，哥哥已经点好了全部。本想做一次家乡美食代言人的我一脸期待：“你们要不要再试试别的？”结果他大手一挥：“哎呀！每次我们来都点这几样，准没错的！”

就这样，作为广州人的我，在伦敦的唐人街被两个英国孩子牵着到处晃荡，最后被带到一个茶楼，被安排好各种菜式。当彩色虾饺上桌时，我大开眼界，而他们已经拿着筷子跃跃欲试。



图 | 中国城的早茶店

秋冬的伦敦阴沉灰冷。独自走在上下班的路上，看着树木从金黄到光秃，天黑时间从六点到四点，我常常感到被孤独吞没。

与此同时，生活中另一半的时间都在埋头申博，上班反而成了我生活中的调剂，是我真正感到开心的时刻。

我每天都满怀期待地与孩子和雇主见面，在与他人的连接中我获得了巨大的快乐。与其说我给他们提供服务，不如说他们陪伴了我。



英国有独特的贺卡文化，走在街上常常看到琳琅满目的贺卡店，大到重要节日，小到宠物生日。孩子们还喜欢用彩纸、贴纸和绘画自制贺卡。

逢年过节，雇主家总会提前精心布置。圣诞节期间，一家人收到的所有贺卡都会被贴在客厅的墙上；每逢家里有人过生日，雇主也会把所有的生日贺卡摆放在架子上。书房里，孩子的照片、纸条、画作、手工等都贴满了墙面。



图 | 客厅一隅

去年万圣节，雇主邀请我参加trick or treat（不给糖就捣蛋）。哥哥装扮成芝士，弟弟化身牛油果，我则是小丑，一起走街串巷讨糖果。

去年11月底，我请假一周回爱丁堡参加毕业典礼，回来的第一天，雇主送了我一条项链，孩子给我送来了亲笔写的贺卡——里面是大大的congratulations（恭喜）。

圣诞期间，雇主的父母与兄弟一家从美国来团聚，家里十几号人待了一周多。离开后，雇主的母亲还寄来一封感谢贺卡，称赞活动和食物，并提到准备工作可能让雇主很辛苦，但他们真的非常享受这段时光 (I know it was a lot on you, but we really enjoyed it!)。后来，甚至连我也收到了雇主的母亲送的圣诞礼物。

原来，雇主的母亲每逢过节和生日都会从美国给雇主家寄贺卡。

尽管雇主的丈夫在德国工作，但每周都会回来1-2次。有时候他有空，就让我当天不用过去了（工资照付），他去接孩子放学，只为多陪孩子一会儿。

尽管两兄弟总是争吵打架，但他们都是底色温暖、很会表达爱的人。有一次弟弟病菌感染，生病好几周都还没好，一天晚上雇主带弟弟去看医生，哥哥提议做曲奇饼干给他们制造惊喜，做完后哥哥在曲奇上插上一支小旗，上面写到：XXX, get well soon (弟弟，快点好起来）。

后来有一天，我久别再见弟弟时，他主动问我想玩什么桌游，是不是想玩“不靠运气赢的”（我曾多次提过）。而以前总是我问弟弟玩不玩桌游，偶尔遭到无视或拒绝。

爱与被爱，就这样代代流动。



图 | 哥哥为弟弟制作的曲奇

今年春节前一周，我夸下海口说要给他们包饺子。看似信誓旦旦，实则心虚气短。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包饺子。第一次还是去年，在一个北方同学家里打下手，至于各种工序技巧，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我在本地超市买了肉沫，又在中超买了饺子皮，外加一盒速冻的广式点心拼盘——饺子成败在天，预制菜却令人心安又体面。我一边连线北方朋友给我讲解，一边在网上搜各种教程。

最后捏出三四十个奇形怪状的团子，素的一锅，荤的一锅，剩下的第二天做了煎饺。结果，水饺不出所料地破皮，煎饺也无一幸免地糊了。但他们还是吃得很开心。



图 | 学包饺子

晚饭后，孩子们兴致勃勃地提议要学中文表达祝福。哥哥拿出一张白纸，打开翻译器，一笔一划地描出方块字。雇主拉着弟弟一起，录了“新年快乐”的祝福视频。

家这个微妙的工作场域让我得以参与、享受了家人般的温暖，但这也模糊了一些情感边界。我开始分不清，这到底只是出于善意（他们总是强调的be nice），还是他们真的把我当家人或朋友看待。我让自己相信后者，并陶醉其中，试图抚慰一个异乡的孤魂。



图 | 哥哥写的祝福语



哥哥是一个主体性很强的人。因为对老师和制度不满，他先后换过三所小学。某学期，他报名了学校的网球课后俱乐部，却在第一节课就发现既不喜欢网球，也不喜欢授课老师。

课还没上多久，他就想离开，但学校规定必须等人来接才能开门。哥哥等不及了，试图翻出围栏，一边爬一边嘟囔着：“看看，这就是英国的民主吗？”

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哥哥说决定今天不写作业，因为老师评价他的英语作业“terrible”（糟糕的），还占用他的课间休息把他留下批评。

我劝了好几遍，他依然固执地拒绝写作业，坚称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休息、吃零食、用 Google Slides 进行创作、然后看电视。

后来雇主和哥哥确认老师是否真的这么说他，雇主说：”她直接这么说确实是不对的，但她之后还要给你升学写推荐信，你还是快写吧。”哥哥最终妥协，但只写了一半。

他还很擅长讨价还价。偶尔雇主忘记提前通知当天有家教课，他就表现出抗拒。于是雇主提出上完课可以玩15分钟电子游戏，他不肯让步，反复谈判到25分钟才作罢。

哥哥自信、开朗、充满野心。他说自己15岁想去美国和朋友一起创办房地产公司，起初我不解，直到我看见他在Minecraft（我的世界）这款电子游戏的界面中，延伸着他亲手建造的广袤的3D建筑群和多功能的房间后，我才理解这份雄心从何而来。

相比之下，弟弟内向、温和而体贴。他吐字清晰，语速较慢，每当我问起不认识的单词时，他总是耐心地一字一字拼出来，有时还会直接在我手机上打出来。

他善于观察和思考——有一次，他躺在地上用脚开柜子，看着滑轨运动，他突然兴奋地弹坐起身说：“看，这就是物理！”

还有一次，他就他们在学校探讨的话题问我：“AI让环境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听完我的回答后，他又耐心地、条理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弟弟单纯善良，却总是被“霸总”哥哥抢东西、被他追着打。当我第一次看见弟弟在房间里嚎哭，我吓坏了，赶紧过去安慰他，却无济于事。

没过多久，他自己哭完下楼，又凑过去看哥哥玩游戏，两人又若无其事地交谈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样的场景屡次上演。

我才明白，弟弟有一套独特的情绪消化系统——他无需外力安抚，而是靠时间自我平复。

从他们喜欢玩的桌游类型也能窥见性格差异——哥哥偏爱节奏较快、逻辑性强的桌游；而弟弟则喜欢考验运气和策略的游戏，一局可持续数小时。



图 | 自制迷宫路径以减缓球速的桌游

尽管性格迥异，但富有创造力是他们的共通之处。10岁的哥哥擅长数学和逻辑，虽沉迷电子游戏，却也在其中汲取灵感；他说未来要去美国藤校读计算机，成为程序员。

9岁的弟弟则热衷读书、绘画、手工和视觉艺术，每次给我拍完照片和视频后的第一件事是调色、加花字、贴贴纸；学校发的ipad里满是他创作的交互式GIF动画，里面还有答题模式；在“编织与毛毡制作”的学校课后俱乐部中，他是唯一的男生。



孩子们不是每天都有作业，当天的作业大约20分钟就能完成，假期则完全没有作业。除了寒暑假，一年的三个学期各有一周的期中假，他们通常会出国旅游或探亲。

两兄弟各自都会许多运动：游泳、柔道、足球、棒球、曲棍球、长曲棍球、板球、网球、英式橄榄球、滑雪、帆船……其中擅长的运动有2-3种，有时候会在假期里参加训练或比赛。

孩子的环境相对自由随性。作业很大部分是无纸化，用学校发的ipad完成。关于写作业，弟弟喜欢趴在地上写写画画，而哥哥的经典姿势则是窝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拿着ipad写。

有一次，哥哥不想做英语作业，便提出将自己六年级的英语作业和弟弟四年级的数学作业交换着来写，美名其曰“发挥各自特长，帮助自己复习和弟弟预习。”



图 | 时常打架、偶尔亲密的兄弟俩

家教课上，哥哥有时会一边吃饭一边听讲，偶尔还会起身去冰箱拿根冰棍，接着若无其事地继续上课。

虽然无论是他还是老师都似乎并不在意，但每当看到这一幕，我总会为哥哥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也会替老师生出一丝尴尬。

哥哥有着微妙的阶级意识。在升入中学的两年前，他就要为当年举行的ISEB考试（英国私立学校入学标准化考试）做准备。

他表示：“考不过我就完了！我就只能去公立学校了！”尽管嘴上这么说，平时回家后依然照常打游戏、看电视，几乎从没见过他复习。

当雇主说要不再多做一套练习时，他都总是说不用了，已经准备好了。他有阶级滑落的恐惧感，却又不缺精英般的自信。

考完ISEB的两科后，哥哥生病请了假，但第二天还要考剩下两个科目。当时我脑中的第一反应是：“完了，那考试怎么办？”

这种考前万无一失、考试一锤定音的思维习惯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基因里。后来才知道错过的考试可以找时间补考，我对这人性化的制度大为震惊，又惊觉自己的第一反应是如此恐怖。

如果没有课后俱乐部，孩子们4点就放学了。雇主不想孩子整天待在家里，就让我带着孩子去公园，他们最喜欢爬树、围着池塘找树枝，然后从池塘里捞出脏东西。有一次下着小雨，雇主还是让我带着哥哥和他的同学去公园放风。



图 | 在公园爬树

距离两兄弟上的私立小学约200米，有一所公立中学，我每次接孩子放学都必经其路。每次经过都会看到两种不同景象：一边是几乎全白的孩子由家长或保姆接送，另一边则是肤色各异的孩子成群结队。

两所学校的孩子会共享附近的一个公园，但每次遇到另一所学校的学生，两兄弟都躲得远远的，在他们和雇主眼中，那些学生是“杀人、贩毒、打架、拉帮结派”的代名词。



今年4月中，雇主告诉我，因为公司架构调整，她将要被裁员。接下来她会留意其他工作机会，如果有新情况就告诉我。我的心突然凉了半截，一下就读懂了她的言外之意——失业危机也压到我的头上。

尽管我早就清楚这只是一份暂时性的工作，但依然会因为是意外的降临而被迫中止——而非按计划做满一学年然后主动退出——而感到委屈、遗憾和难过。我之前还天真地幻想，如果下一学年我找不到其他工作的话，雇主应该也会继续请我吧。

我从来没有想过还有这样的意外出现。但转念一想，这又是公平的。

雇主最开始对我的工期没有期待，她包妊桃的不确定性，而我也在3月份时和她说过我正在找其他工作，请求她写推荐信，她当时欣然答应，还给我推了一些资源，说我找到职业方向真是一件好事。

但后来因为其他事情，找工作的事被我搁置了一段时间。雇主给予了我充分的自由，而自由的代价是风险。

5月底，因为雇主依旧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但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我就被正式辞退了。

我last day这一天，也是雇主在其公司的last day。当天晚上，雇主一家请我去附近的意大利餐馆吃饭，我们互赠了礼物和卡片，回家后还在院子里踢了球，就像往常一样。

“好啦，要和J（我）暂时说再见啦，只是暂时哦！”雇主和孩子们说。

还了钥匙，踏出门，晚上八点半的天色依旧明亮，不知什么时候，这条街已经变成了一条林荫道，叶子亮晶晶的。我手机相册里装满了这里的秋天、冬天和春天，这个缺席了的夏天一定也很美好吧。树木在轮回，而躺在草坪上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

这份持续了9个月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就这样体面地告别。



图 | 伦敦春日



后来我回忆这段工作经历时依旧带着感动，可能恰恰源于我在二十几年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那些东西，不论是鼓励、赞扬、还是爱，这些在这个家庭里的家常便饭，却是多少东亚小孩的求之不得。

而雇主与孩子的良性互动，也让雇主与我的关系十分和谐。我有时甚至会把雇主想象成我的母亲，而孩子们则是我的弟弟，这让我好像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养育了自己一遍。

我也始终在思考，为什么一份看似“低级”的工作，我却如此珍视甚至依恋？为什么照顾别人的同时，我也在反复照料自己？他们这么好，为什么我还是会感到失落和不甘？

客观来看，这是一段雇佣关系。无论我被施与多大的尊重和善意，那些终究只是礼貌和教养，并建立在我的使用价值之上。我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家庭，其实只是进入了一个家——市场的一个隐秘角落。

我被尽可能平等地善待，但这段关系，从来就不是对等的。

《跨国灰姑娘》这本民族志展现了菲律宾和印尼的移工在台湾新富家庭服务的故事，从性别、阶级、种族等方面描绘了多对结构性矛盾。

尽管我和她们的经历存在差异，我仍然对其中一些方面很有共鸣，同时也感受到了被忽略的雇佣情感关系的失衡。

和那些东南亚帮佣一样，我是“用完即弃”的商品。作为异乡者，我进入了家庭这个私密的空间，在与孩子的长期相处中日渐产生感情，这种感情不是朋友间的，也不是亲人间的，却需要我付出亲密关系般的情感劳动，而同时保持着专业的、不近于母子的边界。

下班点一到，我和孩子进行到一半的游戏就要停下；雇主一声宣告，这份感情可能会随时终止。

雇主和孩子的关系依旧，而我只能猛然抽离。这份需要倾注爱的工作结束了，但爱却停留在半空，无处安放。



图 | 在公园池塘“寻宝”

我似乎也慢慢理解，一旦陪伴了孩子很久的保姆离开，尤其是对于很小的孩子来说，他们会嚎啕大哭，父母此时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

在我的例子中，痛哭的主角换成了我，因为在情感的天秤上，我投注的分量更多；某种程度上，我对孩子的需求也比他们对我的需求更多一点。

但资本从来不讲感情，照料市场将亲密关系商品化，对照料工人与被照料者来说都有失公平。

另外，雇主对我期待不高，而我对价值感有着强烈的渴望。工作内容本身相当基础，接孩子、做白人饭，这几乎换做任何人都可以，而我享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雇主在这座城市已经有了稳定的社交圈，我的角色可被高度替代，但初来乍到的我却将他们视作为数不多的依靠。一旦好意降临，我便拼命抓住，反复咀嚼。

我强调了自身的灵活性，时间的支配权便在雇主手里。

我常常已准备好上班，却被临时告知今天不用来了，或是可以早点下班，虽然工资照发，看似白赚，但内心难免空落；也会因为偶尔加班的请求而暗自欣喜——如今回想竟觉得好笑，难道这就是被劳动异化的证明。

对我来说，多留一阵是情感的延续；但对雇主而言，那也许是家庭时间里的打扰。下班后的我，回到的是狭小而寂寞的出租屋，而非热闹的厨房和孩子的欢笑。在标准化的服务背后，是对情感劳动的剥削。

在情感的叙事之上，我还编织出一张“自我提升”的意义之网：将接娃的半小时走路当做健身，将做饭当做精进厨艺，将与他们的交流当做锻炼英语，将观察亲子互动当做教育理念的习得。

而孩子不需要学中文，雇主也无意尝试中餐，他们不是异国的漂泊者，无需对异文化保持好奇并主动融入。



图 | 偶尔做中餐

这种情感与意义的单向投注，构成了雇佣双方对彼此需求的失衡，以一种表面和谐但隐含霸权的形式出现。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关乎阶级、性别和文化资本。

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甚至以最大的善意给了我足够的体面。他们待我以“人”而非“工具人”来缓和雇佣的冰冷界限，但同时也把我一步步推进照料劳动的情感陷阱。

一旦雇佣关系结束，他们回归到正常生活，而我却产生了失恋般的戒断反应。

只有时间慢慢治愈我。不久后，我又得到了其他的机会，它们同样没有圆满的结局，但也足够有意思，让我得以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

我逐渐学会了不再倾注过多的感情，但我珍惜每一段工作经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连接。

原来，我不是“只有”那9个月，而是“已经拥有”了那9个月，未来还会有更多的9个月等待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