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克林顿，谁是“丑闻主角”？

杰弗里·爱泼斯坦，早已不只是一起性犯罪案件中的富豪姓名。在过去数年中，这个名字逐渐演变为美国政治与司法体系的一面“反光镜”，映照出精英网络、制度惰性与公众不信任之间日益紧张的冲突关系。

在舆论持续施压之下，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9日，美国司法部终于在法定期限前开始公布与爱泼斯坦案相关的调查档案。然而，公众等来的，并不是一份完整、清晰的真相清单，而是两批被大量涂黑、信息高度碎片化的文件。更具争议的是，档案公布后的第二天，部分已上线文件一度从司法部网站消失，其中包括一张涉及现任总统川普的照片，随后又被解释为“技术性处理”。

这场迟到且有限的披露，不仅重新点燃了公众对爱泼斯坦性贩运网络的关注，也意外暴露出川普第二任期内华盛顿权力结构的深层张力：透明承诺与政治自保之间的矛盾，跨党派共识与行政拖延之间的碰撞，以及司法制度在高度政治化环境中的进退失据。



12月15日，美国华盛顿，一些活动人士在国会大厦附近展示了美国总统川普（右）和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巨幅照片。图/视觉中国

迟到的公开

爱泼斯坦档案长期悬而未决，并非单纯源于行政怠慢，而在于其所处的位置，恰好位于司法程序、政治风险与精英结构的交汇点。

首先，案件本身具有极高敏感性。爱泼斯坦的社交网络横跨政界、商界、王室与文化圈，任何未经严格审查的披露，都可能引发连锁政治后果。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司法系统天然倾向于以程序审慎来对冲政治风险。这种审慎既是一种制度自保，也在客观上构成了事实上的拖延。

其次，档案内容触及大量司法系统的内部运行细节，包括大陪审团证词、调查取舍、起诉决策备忘录等。这类材料一旦完整公开，不仅涉及受害者隐私与第三方权益，更可能暴露司法系统在早期阶段对爱泼斯坦案处理的尺度与判断。对任何官僚体系而言，承认制度性失误，往往比揭露个人罪责付出更高成本。

再次，政治考量在此过程中始终若隐若现。川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曾高调承诺“完全公开”爱泼斯坦档案，以迎合支持者对“精英腐败”和“深层政府”的愤怒。但赢下总统选举进入第二任期后，相关立场明显趋于谨慎。现任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及副部长托德·布兰奇均被视为川普的政治盟友，早期曾尝试以程序理由限制部分材料的披露。尽管目前档案中并无直接证据显示川普参与犯罪，但其与爱泼斯坦的旧照和社交记录，仍可能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被政治对手作为攻击素材进行放大。

正是在这种多重顾虑叠加的背景下，国会才最终通过立法形式，为档案公开设定明确期限。换言之，此次披露并非行政部门“自愿透明”的结果，而是制度拉扯与政治压力下的被动回应。

“马赛克式”透明

尽管国会立法明确要求“全面公开”，实际呈现的档案却是被大量遮蔽的文本。这种被称为“马赛克式”的透明，引发的质疑并不仅在于“涂黑了多少”，而且在于信息呈现的结构性不均衡。

据媒体报道，爱泼斯坦与大批美国政商名流交往密切，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2019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已披露的首批档案，涉及多位知名人士，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已被剥夺英国王子头衔的安德鲁·蒙巴顿·温莎，以及音乐人米克·杰格与迈克尔·杰克逊等。

此番公开的档案中，克林顿的名字与影像多次出现，一张照片显示他在泳池中游泳，另一张则显示他仰躺在热水浴池中，双手枕在头后。相比之下，川普相关记录则显得零散而有限。川普承认自己与爱泼斯坦是多年朋友，但始终否认与爱泼斯坦任何不当行为有关。按照川普的说法，两人在2004年前后决裂，远早于爱泼斯坦首次被捕。美国司法部的这种不对称发布迅速成为党派叙事之争，民主党质疑这是对现任执政阵营的“保护性处理”，共和党则反指民主党借机放大对自身有利的片段。

更具争议的是，美国司法部12月20日将前一天公布的部分文件删除，其中包括一张关联川普的照片。托德·布兰奇21日解释说，删除照片与川普无关，是为了保护受害者。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司法部又表示，关联川普的那张照片重新发布了。

对于这种做法，官方解释为“进一步遮蔽敏感信息”，但在高度不信任的政治环境中，这类技术性操作很难不被解读为权力对信息流向的实时干预。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明确的政治操控，而更可能反映了一种制度困境，司法系统既要履行公开义务，又必须承担保护隐私、规避法律风险的责任。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结果往往是碎片化地公开，而非完整叙事。

叙事之战

档案公布后，两党迅速陷入互相指责对方“掩盖”的泥潭。这不仅是党派间的攻防，更是美国政治极化的缩影。围绕爱泼斯坦档案公开的争议，很快演变为一场两党围绕选举周期展开的叙事之战。

民主党将焦点放在程序合法性上，指责川普政府“选择性透明”，认为司法部未充分履行法律要求，尤其是对大陪审团材料的全面涂黑，涉嫌规避国会监督。他们强调，国会监督委员会此前从爱泼斯坦遗产中获取的95万张照片里，有多张涉及川普，却未在司法部首批文件中得到同等呈现。在这一叙事中，问题不只是技术处理，更是“司法政治化”的体现。

共和党内部则出现明显分化。一部分议员延续“反深层政府”的既有叙事，要求彻底公开所有档案；另一部分则将矛头指向民主党精英，试图通过强调克林顿等人与爱泼斯坦的关联，削弱对川普的舆论压力。这种分裂本身也揭示了一个现实，爱泼斯坦档案已不再是单一案件材料，而是被各方当作重塑政治道德叙事的工具。

在这场持续拉锯中，最值得警惕的并非哪位政治人物出现或消失，而是制度透明度的长期侵蚀。爱泼斯坦案之所以反复发酵，正是因为它触及了美国社会一个更深层的不安：精英是否总能在制度缝隙中自我保护？而制度是否真正具备自我纠错的能力？当“透明”被反复承诺却始终以残缺形态出现时，这种不安只会进一步加深。

爱泼斯坦档案的公布，并未为这起案件画上句号，更像是一场仍在进行中的制度压力测试。在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中，当“透明”被不断切割、被策略性安排时，它就不再只是法律义务，而是逐渐演变为一种可以调配的政治资源。公众所看到的，往往不是完整的真相，而是经过筛选与修剪后的“可公开事实”；所感知到的，并非司法部门的审慎克制，而是政治叙事中的刻意回避。

当社会只能依靠被大量涂黑的文本来拼接真相，真正受损的，已不仅是公众对某一案件结论的信任，更是对制度是否具备自我纠错能力的根本信心。透明一旦服务于权力稳定而非法律原则，案件的“结案”也就难以等同于司法正义的实现。

或许，爱泼斯坦案留给当代美国最深刻的启示，并不在于揭露了多少个人丑闻，而在于提醒人们，在精英权力高度集中的体系中，光线何时照进、照到哪里，往往是被精细管理的结果。这种对透明的“可控化”，本身就构成了这起跨世纪丑闻最冷峻，也最耐人寻味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