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歧视 在农村的亲身见闻（一）

工地场面很壮观，但没有经过设计的水库、水渠后来很多都垮蹋了，如河南驻马店58座水库连环溃坝造成二十多万人死亡。（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联社

58年初我下乡的农村，经过互助组、初级社、中级社、高级社，已进入联社。

按照当地的习惯“日出而作”天亮就出工，干部吹口哨喊：出工了！大家就拿起锄头到地里干活。大约九点钟左右回来吃早饭，然后又出工，可能要到中午2～3点钟后回来吃午饭，休息一阵，下午出工，然后一直干到天黑，开始没加夜班。

我去的第一天早上7点从乡政府出发走到家长户，大约9点，正好赶上他们出工，我就跟他们出去劳动了。因为有很多人都已经外出修水库了，大约有20几个人，男人少妇女多一些，有的还背着小孩。到了地里一字排开向前挖地，干了半天下来我手上全是水泡。挖土半天劳动中间有20分钟左右休息。休息时妇女一般都干点活：有的给小孩喂奶、有的打猪草或者纳鞋底；男的一般都抽抽烟。技术性强的活是劳动好的男的干，我干的活主要有挖土、割麦、打麦、积肥、送肥、栽秧、踩田，有些田里蚂蟥很多，脚上被叮住很难弄下来，很吓人的。反正总有活干，一般都不休息除了下大雨。那时是一家一户，收工回到家农民还要做家务挑水、做饭、喂猪、种自留地，很苦很累的。

我到农村遇到的第一个运动就是打麻雀。50年代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是针对所谓美帝的细菌战进行的。四害主要是指的老鼠、麻雀、苍蝇、蚊子。52年我在上初中时打苍蝇规定每人每天交10个死苍蝇，打不到我们就在厕所用棍子夹上10个苍蝇的幼虫——蛆装袋子里交上去。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各地在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必须注意同城乡生产相结合，必须是群众的力量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使突击活动与经常工作相结合。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

到农村后不久，就遇到除四害打麻雀运动。那真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群众运动。全国农村城市6亿人，在同一时间三天内全部工作和学习停止，全国人民都来打麻雀。方法是除了猎枪、弹弓外，还用各种办法敲锣打鼓大喊大叫发出各种叫声，吓得麻雀不敢落地休息，累死它！几亿人的狂喊、呼叫，那真是惊天动地的群众运动，据说城里真有麻雀从天上摔下来的。农村没有造成这样的效果。第一天我们拿着竹竿赶着、叫着，还有林场的打猎队，麻雀真的不敢落地不只是麻雀，其它鸟都从树林里飞出来了。第2天麻雀累了、也聪明了，不再搭理这些狂叫的人群，停在水田中凸起的泥块上，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嘲笑这些不可理喻的人。第二天我也聪明了，不再被愚弄做这种蠢事，在山上暖暖的太阳照射下补了半天瞌睡。听说重庆大打麻雀后，减少了吃虫子的麻雀，歌乐山的松树都长了好多毛毛虫，听不到松树的歌声了。我记得当时重庆日报有漫画：小孩到博物馆参观看到麻雀标本不认识，问妈妈这是什么？幸好没达到当局要求的结果，不然又有一个物种被灭绝了。据说全国统计打死麻雀2.1亿只，后来又给麻雀平反不算四害了，改为臭虫。闹剧乎？

58年初还是联社，但已经是相当规模的“一大二公”了。“大”就是组织形式大，面积大做事规模大。“公”一切都是公家的、人服公家管，房屋公家可以任意用、任意砸，一切农具、用具可以任意调用。

人民公社

我经历的第二个运动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可能中共觉得联社的“一大二公”还不够，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58年夏，成立人民公社。取消一家一户的生活方式、取消自留地。要农民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把各家里养的猪、鸡、兔等一切家畜、家禽、粮食甚至一小点油，锅等炊具都交了，后来炼钢时门框上的锁、门扣都交了，农户大门都有绳子拴上，好在当时没有小偷，也没有可偷的东西。

人民公社第一个优越性就是大食堂，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哪里有粮公社开条子就可以去挑，外出办事开条子走到哪就可吃饭不交钱。开始一个食堂百多人吃饭，后来越来越大一个食堂3～4百人吃饭。大食堂用瓮子锅煮饭。瓮子锅就是在灶上放一口大铁锅，沿锅口用砖砌成与锅口一样大的深深的圆柱，这样的锅煮出的萝卜都是黄的苦的，因为上面没有火是烘熟的。人民公社初期大食堂真的吃了几天包谷干饭，后来越来越稀。58年是丰年，但丰年不丰收，因为大量劳动力修水利，早稻勉强收回来了，下半年全民炼钢，晚稻和红薯基本上烂在地里了。那时地里烂的粮食，也没有人敢去捡，直到完全不行了才敢去捡一点。我的家长就捡了一些烂红薯熬成红苕糖送给我，虽说苦甜苦甜的在完全没有糖油供应的农村也算不错了。一开春就没有粮了，由国家按每人每天2两定量，还经常不能按时得到。吃胡豆数颗颗，二两谷子炒一下连壳磨成粉撒到菜水里，沉到水里像沙子，水完全是清的，叫“大祸清水汤”一点不错。而且这碗水按名册发，不出工的没有，不听领导话的没有，为了这碗汤还得拖着肿大的脚(多数人得肿病)白天晚上干，不然不但得不到这碗清水汤，还得“拔白旗”埃批斗。更惨的是在农村实行“封火”，不准生火，民兵巡查看见有火或冒烟，冲进屋把烧的东西(说是偷粮煮其实主要是烧水)扔出来，还打人。也就是不能烧水洗脸、烫脚、喝开水、取暖等。恐怕农奴也没有这样悲惨。实在没吃的61年宣布准许农民开荒，不准种粮只能种菜。真有少数胆大而又能吃苦的人，开荒种南瓜，等到南瓜开花时，又宣布收归食堂了。社员光着脚走到食堂领点菜汤，拿回家都冷了，喝下去一点不管用，遇到下雨有时摔一跤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那里59年也开始饿死人了，60年饿死得最多。61年取消“封火”的政策，要稍好一点。

并且农业八字方针“水、土、肥、种、密、早、工、管”已经贯彻。“水”是第一位，刚过年就开始大修水利了，主要修水库和水渠。先是男劳力去，自带工具、被盖、口粮，没有工资由原生产队记工分。后来妇女也组成了“娘子军”连，工地场面很壮观：红旗飘飘一对对挑土、运泥的队伍来来往往好不热闹。这些水库和水渠没有经过科学设计，后来很多垮蹋了，如1975年河南驻马店水库58座水库连环溃坝，造成二十多万人死亡，这不是水利是“水害”？人都死光了，后来生产队留下的老弱承担所有生产任务。

第二个字“土”就是深耕，挖几尺深，把生土都翻上来，熟土反而翻到地下，很累也极不利于农业生产。

第三个字“肥”，大量积肥，肥有两个来源：一是铲地皮叫“千脚泥”；一是推倒农民住的土墙屋，说是氮肥，还敲锣打鼓到公社报喜，积了多少万斤肥。试验田更要肥，把粪水倒在田里，用人主要老人和妇女，我也参加了，手里杵着棍子用腿在水田里踩，把粪踩到泥里，因脚下是粪蒸气，上面是太阳晒，我手上脸上都长了疮，也有中粪毒的。

“密”，就是密植，就是越密越好，就是所谓一万棵比一千棵多，不管那一棵结没结籽。农民种稻几千年来每亩地只需几斤种子，现在强迫要用几十斤，以前秧苗要长到一尺多才拔起来，洗净根上的泥，挑到田边撒在大田里，插秧时秧距一尺多，一挑够插一大片。劳动强度不大。现在插秧要求“方一寸、铲铲秧”。就是秧苗刚吐芽1寸左右，手拔不出来，只得用铲子连泥土一起铲起挑到大田里，一挑死沉死沉的，插秧时按方1寸的距离。其实不是插秧，只是拿一块带泥的秧放在田里。大田必须非常平整，水深处秧苗会被淹死了，水浅处又会被晒死，成活出来的秧苗像癞子头发，成活率很低。而且密集到方一寸就是长出来的，也不能发蘖，这是当时种水稻的主要方法。大跃进还发明了机械化方法叫“水直播”，就是用大楠竹，把中间竹节的间隔打掉，成为一个中空的竹筒，再在旁边每一寸打一个洞，然后把泡好的稻种放到竹筒里，两头两个人抬着，中间一个人敲打竹筒，敲一下就掉出多少不等几粒种子，掉到水里叫做“水直播”。掉出来种子不均匀而且多浮于水面不落土，自然不会生长，纯粹是浪费。其他各种作物也都超级密植，如玉米(包谷)，农民种玉米，以前讲的“要想包谷结，不准叶挨叶；要想包谷大，横顺一锄把(1.5米多)，那时强迫密到半米左右，就只光长杆不结玉米棒子，我在农村就吃过用玉米心打碎磨烂做的粑。路边播种的稻麦，一定要与大路垂直，这样领导过路才好看，不垂直的要拔起来从新栽，这样不但增加了劳动强度而且也浪费了种子。经常加夜班，加班不让睡觉还得烧掉好多竹竿(打火把)，不然看不见根本无法干农活。(想起教科书中的《半夜鸡叫》一定是假的)晚上除了加班外，还要做清洁把垃圾堆起烧成灰是肥料，铲地皮叫“千脚泥”也是肥料。还要扫盲读书、开会“拔白旗”，就是批判不积极的人。我是下定决心来吃苦建设农村的，但这样吃苦除了破坏生产，累死也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感到压抑。我们几个知青曾经议论想向中央反映，幸好只是说说，否则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

“早”，为了早。并红苕种，地温不够就在地下挖坑烧火，像烧炕一样。在未过完年的农闲季节，已在加班加点干，已经很忙了。

这样八字方针的执行给农村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严重影响产量。我问农民说：现在亩产几十万斤怎么还饿肚子？他们说像以前那样种，今年风调雨顺，能产6～7百斤，现在这样搞哪有什么产量。亩产万斤实际是报出来的，造假造出来的，上面要求报多少就得报多少。我认识一个会计在报产量时，他说别的队报几千斤，我想以后交公粮怎么交得出来，实在不敢报太多，按实际产量报肯定要被“拔白旗”批判，就报了1千斤。最后大家无法都报了几千斤，他坚决不报，就给他办学习班，实际就是隔离起来不让回家，要他解放思想：为什么其他队产量都是几千斤，你们是不是想瞒产私分？他没办法，就提出要到高产队参观学习，去那里确实看到保管室里用席子围成的粮食垛子都冒尖，他认为不可能就站在梯子上用手往下一摸，结果除尖上是粮食外，下面是用木板架起的是空的。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大家心知肚明，这才放他回家了。

产量造假除库房造假外，地里也做假。狙桃看到、听到一般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几块成熟的田里的稻子移栽到一块田，毛参观郫县红光公社就是用这种方法，还将收的谷子来回挑来反复过秤。有一个县，县宣传科一个科员提出了一个好主意：将芦苇杆砍下来密密的插在田里，再将很多田里的谷穗割下来绑在芦苇杆上，放一个小孩坐在上面照像。这些照片在当时的报上我看到过。后来这个科员被提拔当了县委书记。人可以骗，实际收益不能骗。这样的结果是公社化半年多后，到59年就开始饿死人了。

那时成人男子一天10工分(1工分1分钱)妇女8分、小孩只有4～6分，穷了什么程度可想而知，那时年年结算都是社员倒欠国家几百元，可这些社员都是全家劳动：七、八岁小孩就打猪草，八十岁老太太还晒粮、选种。而且是在半饥饿中夜以继日的干，居然还欠款。被谁剥削了？！

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欺骗农民参加“革命”，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种最野蛮的方式，也就是用农民的血肉为党夺了政权。掌权后，中共发动土改运动利用农民想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愿望去斗去杀地主，等把地抢到手后，马上就用“合作化”的办法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夺回，而且把所有参加分地的农民定为“农村户口”，从此不准自由种地、不准进城买粮、卖粮、不准经商、小孩不准进城上学、甚至于饿死也不准进城要饭，农民世代只能当农民，对农民的这种歧视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到了人民公社更是连生火做饭、烧水的自由都没有了。连一小块自留地也被没收了真是无立锥之地。

它们用什么来号召(欺骗)农民呢？就是承诺给农民土地，叫“耕者有其田”。为了中共承诺的这点甜头，农民付出了几千万的生命，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它没有给农民土地，它让农民去杀地主，抢地主的地，所谓的“土地改革”。抢来土地后，马上就是“合作化”，规定土地为集体所有。就像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银行、人民医院、都是人民所有，但没有一样属于人民，都属于党一样，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是属于党。

党给农民的第一个恩赐就是“农村户口”，凡是分到地的农民都属于“农村户口”从此以后不能进城务工、买粮、小孩不能进城读书，世世代代都只能是农村户口。对比没有被中共占领的中华民国台湾省，是政府出钱买地主的地，分给农民，农民对土地有使用权，所有权。分地后不想当农民的可以卖了地进城，经商、务工。

中共治下的农民对土地既无所有权，也无使用权。种什么？怎么种？留多少、卖多少价，都由党说了算，农民要吃一点自己种的粮，就叫瞒产私分，是犯法的，要挨批斗。

58年我在农村的时候，那时知青是分到农民家里住，我住在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家里，叫他哥哥，他的母亲我也叫妈妈。记得五月份书记到县里开会去了。刚刚收了小麦好的都上交了，因为很多农民家里都没有粮了，生产队长给每家分一升剩下的麦脚脚。妈妈问我你哥不在，分的这个粮敢不敢要啊？我也受到极左思想教育说，私分粮可能不敢要吧，她说现在家里真的一点粮都没有了，不要的话我就到女儿家去几天，你在家里就只有吃自留里的窝笋，这样我就吃了一个星期的莴笋叶当饭。

民国时候的农民，没有土地的佃农是按三七开或四六开交租，大部分还是留下农民自己所有，遇到天灾还减免。有地的自耕农基本上收粮就自有，政府只收很少的公粮。有农民对我讲，那时上公粮，随便提个口袋装上就够了。现在是打着红旗排着长队挑担上粮。到大跃进时代，更是连种子粮、口粮全部交完，再由政府反销给每人每天二两原粮(四川地区)，有时一两粮都不给。例如中央要涪陵专区支持上海，就把所有通骡马车的地方的粮食全部搜走，顺长江送到上海，本地农民45天不供一颗粮，饿死好多人。这是当时的涪陵地委专员给我讲的。

在那个计划经济物资紧缺的年代，农村户口更可怜了。城市居民每月每人有19斤粮、半斤肉、半斤油、几两糕点，虽吃不饱，也得月月有。农村户口就不一样了，肉油糖完全没有，说每天二两原粮即每月6斤，时常没有供应。我当时在农村教书每月18斤原粮发17．2斤粮票，肉油等其他供应也是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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