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中国人失踪与可疑的器官移植产业

近几年，有关新疆少数民族等各地民众失踪与器官移植的消息不断浮出水面。受访者的证词、地方微信群的痕迹，以及国际人权机构公开的文件，也凸显出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正逐步走向产业化。

派出所要所有男性采集DNA血样

上周，一张来自中国某地“城北派出所”的通知截图在网络流传。通知要求“户籍地在万星城的所有男性”于9月14日上午集中前往物业服务中心，进行DNA血样采集。官方解释称，此举旨在“建立男性家族DNA资料库（简称Y库）”，用于“打击拐卖犯罪”和“寻亲与走失人员识别”。

然而，多名受访者对此表示存疑，认为这类说法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上述《通知》在海外社交平台X上广为流传，见者无不震惊。

医生讨论如何获取儿童器官

9月12日，网民“映萱”@yx53834975转贴一段语音，内容是两名湖南医生讨论如何获取儿童器官，显示他们是人贩子的最终客户。整段语音约2分钟。对话主体为一名被称作“林哥”的男医生（自称联络员），以及一名女护士／女医生。内容要求采集3至5岁、6至9岁儿童的静脉血，每组6例，男女各3例。要求血液不得沾水，必须严格取静脉血，并保存送至实验室；同时提及供体儿童的基本体征（是否有腋毛、乳房发育情况等）、病史，最后汇总成表。

这并非一次性任务，而是长期持续的搜集。“林哥”要求对方“出去跑一跑”，在外活动时遇到合适的供体就随时采集。他还自称背后有“穆振南院长”“谢主任”牵头，并有“亮哥”“唐师兄”参与。不过，记者未能独立验证上述内容。

有网民称，这段音频源自中南大学长沙湘雅医院医生罗帅宇搜集的证据。他曾发现该医院涉及器官买卖问题，并私下搜集大量证据，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罗本人已于2024年5月被当局认定“自杀”。

隶属军方的上海长征医院退休高级军官苏镇（化名）也表示：“这段对话揭示出一种可能的‘影子操作’。院长与主任挂名牵头，由医生协调、护士执行，在体系之外秘密获取儿童样本并保存。这既违背医学伦理，也违背了最基本的医疗规范。”

他还透露，长征医院早在1990年代就为境外患者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当时一台手术收费约20万元，如今价格已翻十多倍。当年器官来源主要是死囚，即便手术成功，大部分患者的移植存活期仅约二十年。

多地早就对学生进行DNA采集

早在2019年，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一所小学就曾对学生进行DNA采集，引发家长对于官方此举可能涉及器官移植的强烈担忧。同年，大陆官媒报道了陕西汉中市南郑区白家湾小学“积极配合警方采集学生DNA样本”。

更早之前，湖北随县政府于2018年9月印发《Y-STR DNA资料库建设工作方案通知》，明确要求“建立起全面覆盖随县农村地区的以男性为主的家系图谱资料库”，并强调“通过家族调查，掌握社会治安现状，增强人口管控能力”。

此外，广西贵港市、桂林市至少17所学校的男生，也曾被要求提供DNA样本。2019年11月，江西崇仁县教育体育局甚至以“配合第七次人口普查及第三代数字身份证基础调查”为名，要求男生抽血检测。

各地政府推动的DNA采样行动，引发家长普遍质疑，他们怀疑背后另有隐藏目的。

新疆大批人被要求抽血 采集生物资讯

新疆阿克苏朝阳社区的汉族居民刘女士回忆，数年前当地全体居民都被要求抽血检查：

“大概是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初，整个阿克苏居民社区都要做血液化验，说是全民健康体检。少数民族社区也要参加，但从没听说谁真的查出过病。”

据官媒新华社2017年11月1日报道，新疆全民健康体检参检人数已超过1880万人。

在全民体检的名义下，当局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进行了额外的生物数据采集，理由是寻找“失踪者”与“犯罪嫌疑人”。

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赛尔克坚认为，2017年当地哈萨克族居民办理出国护照时，被强制采集全部生物资讯。官方声称此举为了公共安全或寻找失踪儿童，但他认为真正目的在于建立覆盖整个族群的生物资讯库，用于社会控制，甚至可能便利器官移植。

他说：“所谓DNA采集，根本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给活摘器官提供技术支持。当时新疆所有哈萨克人在办护照时，都被强制采集了生物资讯。”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早在2017年就披露，新疆的“全民健康体检工程”实际涉及12至65岁居民的大规模DNA采集。这与西藏自2019年推行的全区模式如出一辙，显示中共当局正在将地方“实验”上升为全国性政策。

微信群里的“失踪地图”

新疆伊犁穆斯林阿力耶夫回忆，早在2013年，随着微信普及，当地哈萨克人开始自发建立“失踪儿童搜寻群”。几乎每个县、州、乡镇都有，形成金字塔式结构，收集并公开失踪儿童资讯，进而构成覆盖全疆的“寻人网络”。

然而，2017年新疆“教育营”建立后，这些微信群被当局下令解散。

阿力耶夫说：“如果没有那么多孩子失踪，就不会在伊犁、昌吉、博尔塔拉等哈萨克聚居区出现那么多群。那时候就已经有大规模失踪了。”

哈萨克商人玛蒂娜则回忆，自己十岁时（2012年）亲眼见到许多同学失踪，能找回来的寥寥无几：“至少有十多个同学失踪，找回来的只有一两个。我们报过警，但没有结果。2012年时，甚至有人从贵州来把我同学抢走。”

赛尔克坚还讲述了远亲的遭遇：“她叫孜亚古丽‧达玟，1999年才十七八岁，刚从奎屯一所中专毕业。结果突然失踪，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本来前途无量的女孩，就这样消失了。”

由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与“头条寻人”项目组于2020年联合发布的《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统计，全国当年走失人次达100万。但新疆公开资料从未提及“失踪人口”数字。根据新疆统计资料，当年全区全年出生人口仅20.54万。对比之下，数据显得异常。这个落差让众多受访者感到难以置信。

器官移植议题 不只局限于新疆

2024年5月8日，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实习医生罗帅宇坠楼身亡。警方认定为自杀，但家属提出质疑，怀疑与其揭露医院内部问题有关。

根据《春城晚报》2025年2月报道，罗帅宇在湘雅二院实习期间主要从事肾移植工作。其遗物电脑事后被清空，但恢复后发现大量举报资料与录音，疑似涉及医院非法器官移植。在舆论压力下，虽然当局成立“联合调查组”，但公布结果难以取信于民。此案虽非发生在新疆，但显示全国医疗体系存在相似争议。

乌鲁木齐居民赵先生则表示，他在新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新疆人民医院（二院）就医时，医生几乎会随口提起器官移植：“就像汽车坏了要换零件；手机电池不行了要换一个新的。如果你去看病，医生会很自然地说：‘你的肝不行了，要不要做个肝移植？’或者‘肾衰竭了，要不要安排一个移植？’”

他补充道，这种现象早在2012、2013年就已普遍存在。

新疆大学毕业的前医疗工作者赵欣说，医生之所以能如此随口提出移植方案，是因为“器官供应不断”，让这类手术几乎随叫随到。她认为，这种氛围令外界怀疑新疆器官移植已成“成熟产业”，而不仅是医疗技术。

据中新网2023年5月8日报道，4月30日，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在24小时内完成9台大器官移植手术。虽然单日峰值不足以推算全年数字，但这一纪录本身已引发外界追问其器官来源。

同时，官方还在政策层面推动器官移植。2016年，中国民航局等部门发布《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为器官移植开辟快速通道，包括公路优先放行、机场优先办理手续，甚至航班延误时也可优先起飞。

在新疆，乌鲁木齐机场早已启用所谓绿色通道。2021年12月，官方媒体报道该机场完成一次活体器官空运；2024年3月，乌鲁木齐航空更协助一例心脏移植运输，航班因此提前40分钟落地。

部分受访者表示，这些案例显示当局已将器官移植纳入国家级“快速保障”范畴。然而，在缺乏透明数据的情况下，外界质疑：如此高效率的通道，究竟服务的是自愿捐献，还是涉及来源不明的器官？

中东买家对“清真器官”的需求

现居巴黎的哈萨克人艾尔肯（化名）披露，2017至2019年间，大量来自中东的富豪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他们特别要求穆斯林的器官，要清真器官，拒绝非穆斯林器官。”

据他透露，这些富豪主要来自卡塔尔达与（阿联酋的）阿布达比，通常通过中共驻当地大使馆或领事馆联系，再由驻北京使馆对接新疆当局，最终在乌鲁木齐武警医院完成手术。艾尔肯直言：“新疆的器官移植几乎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一位旅居海外的维吾尔受访者表示，年轻人失踪现象在新疆普遍存在。他回忆2009年“七五事件”后，新疆北部一个曾对当地政府与军警发起攻击的村庄，后来整个消失。

“当时村里被查出有恐怖分子，被军警包围。后来整个村没人了，不知道人去哪里。几年后再打听，才得知这个村已经从地图上消失。”

哈萨克人失踪的特殊处境

为何失踪现象在哈萨克族中特别严重？受访者热依汉解释，这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很多哈萨克人仍生活在草原与山谷，牧民之间相隔十五至二十公里。孩子失踪后，很难第一时间引起注意。”

他补充，牧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交通不便，法律意识薄弱，孩子失踪往往不了了之：“在县城或城市，失踪会引起轰动，但在草原上，可能一两个月后就淡忘了。”

另一位伊犁的哈萨克人阿米尔汗则表示：“过去十年来，伊犁失踪的儿童特别多，几乎没有一个被找回来。”

他补充，这些孩子多在七八岁到十多岁之间，“家长找遍了，却一无所获”。

阿米尔汗还说，这种“沉默氛围”深深影响着家庭。许多父母害怕公开寻找，因为担心遭到当局打压。部分家庭选择离开中国，但更多人只能忍受，把失踪的孩子当作“不能谈论的秘密”。

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实际上，中共掩盖的最大真相是，自中共1999年7月发起对法轮功残酷镇压的26年来，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失踪、被精神病、被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

2006年3月，大纪元首次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多名证人出面指证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摘出售。4月一位沈阳老军医再度披露中共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官方流程，指中共军方直接参与了器官盗卖勾当，仅他本人经手的伪造自愿捐献器官资料就有六万多份。

此后不断有调查披露中共的活摘罪行。2006年，由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合作撰写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中共从毫不知情的法轮功修炼者身上大规模摘取器官的指控。

2019年，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民间审判机构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大规模”发生国家认可的强摘器官行为，法轮功修炼者是器官的主要来源。

去年7月，一位来自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首次披露了自己肝脏左叶被中国共产党当局活摘的经历。他于2015年辗转逃离中国，后在美国官员的帮助下于2020年赴美。

程佩明告诉大纪元，他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中共开始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后，他于2001年12月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判刑8年。在监狱期间，他在2004年11月首次在不知情下被活摘部分器官。2006年当他觉察到将被第二次活摘器官时，他设法逃脱了。（延伸报道）

到美国后，他经过了9次不同的医学影像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左侧肝脏和肺脏被部分摘除。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由李洪志大师于1992年创立，是以“真、善、忍”为宗旨，将打坐及动功动作和道德提升相结合的精神修炼，迄今洪传一百多个国家，亿万人民身心受益，获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数千份。

国际关注与中国学界沉默

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在2024年1月再次通报，点名中国存在“大规模DNA采集与建库”问题。该组织估算，中国全国DNA资料库已收录逾1.4 亿份DNA特征，并警告这构成严重侵犯隐私与人权。

人权观察同时呼吁国际科技企业，尤其美国公司，停止向中国公安部门供应DNA技术与设备。2022年，该组织揭露西藏警方甚至在幼儿园为学童抽血，青海藏区规定所有5岁以上男童必须提供DNA。报告强调，这些行为既无知情同意，也缺乏正当理由，属于系统性人权侵犯。

在中国，与失踪人口相关的报道与讨论往往受到严格限制，本报未能找到相关公开统计或透明回应。

2024年初，多家媒体报道，全球知名生物科技公司赛默飞（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在压力下，已停止向西藏地区出售DNA采集设备。这显示国际社会对中国DNA建库计划的批评持续升温，企业责任成为舆论焦点。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家呼吁展开跨国调查，并强调“大规模DNA建库可能为强迫失踪与器官买卖提供制度基础”。国际人权团体也表示，一旦能确立“器官移植与失踪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国或将面临国际刑事司法的问责。

除了国际组织的批评，来自中国境内的少数学者也在匿名状态下表达忧虑。一名华东法学研究者表示，官方宣称的“自愿捐献”数据与实际医疗需求并不匹配。他说：“按照官方公布的捐献数字，根本不足以支撑如此高频率的移植手术。”

世界各国也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发起制裁。例如，美国国会近期通过《法轮功保护法》（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旨在制止中共政权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恶劣残暴的活摘器官暴行。此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已通过五次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普习对话“器官移植” 引爆舆论

近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九三阅兵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交谈长寿话题时也说道“人类可活到150岁”，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习近平的话不是空穴来风。

2019年9月15日，在中国的微信上传出一条北京军方301医院的视频广告，宣传中共领导人的“981首长健康工程”，其目标是将这些人的寿命延续至150岁。该消息引发网民炮轰，稍后，该广告被撤下。

另一位熟悉中国医疗体系的学者进一步说明，器官移植涉及严格等待与配对程序：“在当局缺乏透明流程的情况下，移植速度越快，就越让人怀疑器官来源背后存在黑幕。比如之前文化部一位副部长高占祥去世，有人在悼文中披露他体内很多零件换过。”

他还说，国内学界对此多保持沉默，因为“这不仅是医学伦理问题，更触及政治红线”。

在新疆与西藏，失踪人口、器官移植与DNA采集交织在一起。微信群被解散，牧民孩子无声消失，医院里器官移植被当作寻常话题，而国际上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质疑，始终未获正面回应。

在层层疑云之下，新疆地区、对信仰团体乃至中国的器官移植问题，至今依旧是一道悬而未决的谜团。世界未给出有力的制止。

活摘幸存者程佩明说：“我现在心里很难过。全世界应该清醒了，全世界正义的人们，从总统到全人类，都应该伸出有力之手，消灭这场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