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移民浪潮中的关键角色：社工（下）

在语言不通、文化隔阂与经济压力交织下，新移民家庭常面临巨大挑战。家长为生计奔波，孩子在教育体系中挣扎，年长者则难以应对复杂的医疗制度。当多重困境交叠，家庭常陷入无力与孤立。

此时，社会工作者成为关键支援者，不仅连结资源，更是理解与改革的桥梁。1967年从香港移民纽约的伍宝玲，原为三个孩子寻求安稳未来，却走进华社社工行列，成为深耕近六十年的开拓者。她的故事，映照着一代代新移民的奋斗与坚持。（接上）

拯救迷途青少年

在华埠帮派横行的年代，伍宝玲投身青少年工作，协助成立Project REACH，为移民学生提供课后辅导与正当兴趣，防止他们误入歧途。然而现实残酷，有次补习期间帮派成员对地下室开枪，造成多人伤亡，目睹一切的社工心灵重创辞职。伍宝玲坚持留下，她相信：“如果我们不做，谁来做？”

伍宝玲从香港青年会开始就曾投入青少年工作，“不困难的事我不做”。枪击事件后，她到酒吧、青少年出没的地方找人，“我以前在学区也工作过，认识很多家长，他们都知道我拚命帮人。”

“我真的救过不少人，心里很安慰。但不幸的消息也经常传来。”她语气低沉地说。

“有家长打电话来哭着说：‘伍宝玲，我儿子没了。昨晚放学后，有人叫他去酒吧，结果被流弹打死。’还有小孩放学后在东百老汇过马路，被扫射中弹。一名孩子从小案母双亡，由叔叔扶养，我一直在学校和经济上帮助他。有次叔叔接他放学，在麒麟金阁路口遇到枪击，小孩中弹倒地，我赶去医院……那时我们真的很拼，没有爱心是做不了这些事的。我自己也被人谋杀过几次。”

她提到一件感人的往事：“前几天我和柯恩聊天，谈到华策会60周年活动。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子走过来对他说：‘柯恩先生，你记得我吗？你不记得也没关系，我记得你。今天见到你很开心，我想感激你，因为你救了我一命。’”

“那人年轻时曾是华青帮成员，当年奉命对柯恩不利。那一晚，我们工作到晚上11点，柯恩留守办公室，几个华青上楼问：‘柯恩在哪？’柯恩热情招待：‘我可以帮你什么？’我当时在另一间房，事后才知道——柯恩说了些话，打动了那些年轻人，让他们良心发现，下不了手。事隔多年，那位原本要动手的人，不但改过自新，还成了法官。他对柯恩说：‘我现在为他人主持正义，都是因为你们当年的一点善意。’”

说到这里，伍宝玲欣慰地说：“我们没享过什么福，却活得很有意义。我们真的帮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原本可能会走错路的华青。”

托儿与心理照护：关照家庭的根基

“最紧要是托儿所。”伍宝玲继续说。她还记得早期入户访问时，常看到小孩独自躺在床上，奶瓶用绳子绑着，挂在婴儿床旁，让婴儿自己吸奶，“没有人照顾，万一呛奶，分分钟会出事。”

她说：“我们不是看完就算，而是大家同心合力去争取。”她与柯恩拜访工厂老板，请他们资助成立托儿中心，然后收集资料和数据、撰写计划书，再向政府申请经费。最终在1970年，她与柯恩成功创办了华策会第一个为移民工人家庭设立的日托中心。

除了实体照顾，心理健康也是她关注的重点。1972年，她曾帮助一个三代同堂却支离破碎的家庭：媳妇离家私奔，丈夫精神崩溃，孩子无人照顾。家中凌乱不堪，婆婆哭着向她求助。

她登门探视，发现情况已无法靠传统方式改善，便立刻展开援助：协助申请福利、为夫妻安排心理辅导，为孩子申请寄养服务，并请来天主教的修女们帮忙，最终孩子全被安排到教会成员的寄养家庭（Foster Home）中。

“那些修女非常有爱心，还供孩子读书。六个孩子后来全部成为律师、医生、工程师，个个有成就。”她语气骄傲而欣慰，“祖母后来逢人就说：伍宝玲是我家的神。我说我只是凡人。但我看到那些孩子斯文有礼，就知道，这一家得救了。”

她说：“所以我常说，社工虽然要牺牲自己，但收获的是内心的快乐与无悔。这条路走得不容易，但我从不后悔。”

1974年，丈夫病逝，是伍宝玲人生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但柯恩与华策会成了她坚强的后盾，婆婆也鼓励她继续求学：“你钟意读书就去读，我支持你。”有了家人与社区的支持，她更加坚定地投入社工工作。

竞选学校董事会：让教育改革真正代表社区

1979年中美建交后，移民潮兴起，许多华人家庭涌入纽约，但对当地学校制度一无所知，子女常因语言障碍陷入教育困境。当时，华人社区首次迎来参与学区董事会（Community School Board）选举的机会。尽管这是一个无薪且责任重大的职位，伍宝玲在社区与家人支持下，毅然决定参选。

她回忆，1980年代初期，学区内的华人代表几乎为零。“我丈夫刚过世，孩子们还很小，当时学区里唯一的华人代表也因故辞职离开。但那时已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华人，社区却无人为我们发声。”

多位社区领袖一致认为她是最佳人选——她受过教育训练、从事社工工作，是多子女的母亲，熟悉学区制度，也了解基层家庭的困境。

她起初婉拒，自己已身兼多职，又独力扶养四名子女，婆婆重病在床，生活困难重重。直到时任中华公所主席李文彬一句话打动她：“你读书是为了社区。现在社区真正需要你，为什么要找借口退缩？”与父母商量后，她获得全力支持。“我爸妈说得好：社区需要你，我们帮你照顾孩子。”

选上后，伍宝玲才真正理解学区内的资源分配与决策流程对社区的影响之大，“我们若不发声，就会被忽视、被牺牲。”她开始透过华文媒体揭露资讯，曝光学区内的不公，引发关注。

那时的社会治安很差。她曾亲历教育现场的暴力事件，甚至怀孕期间也在社区会议中目睹枪击。“当年开会经常到凌晨三点，还得躲子弹，哪有人愿意做这样的社工？但我从未后悔。”

1982年，她成为纽约市首位华人女性学区董事，之后连任六届、服务18年，并曾出任第二学区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与主席。她为华人学生争取语言协助、特殊教育资源与经费，鼓励聘任华裔校长，甚至主持教育电台，协助家长掌握第一手资讯。

“我们那时很团结，无论是家长会还是地方议员，大家一条心。”她与时任市议员郭亚伦（Allen Gerson）母亲情同姊妹，也建立起深厚的政治与社区合作关系。“郭亚伦知道，我们是为了孩子拚命。”

即使后来纽约市教育系统从地方分权改为市长控制权（Mayoral Control），学区权力被削弱，她仍持续栽培社区新血，扶持42小学家长会主席投入教育事务，并在卸任后继续为教育发声。

真心与责任：家庭与教育的根本

她的服务横跨老中青三代。她骄傲地说：“人瑞中心是我们第一个搞起来的，我们是开荒牛！政府还没想到老人家的需要，我们就已经做到了。”

她回忆，4年前市府老人局问她：“我们老人局才成立50年，你怎么已经做主任做了53年？”她笑着回答：“因为我们比你们早一步创立老人中心，我们早就看见社区真正的需求。早期是向州政府申请了经费。”“要了解民情、民意，不是坐在办公室就能懂的，一定要深入人家的生活才知道。”

谈到如今新移民家庭的困境，她观察，虽然挑战的形式不同，但本质依旧——语言障碍、文化冲突、家庭失能、心理孤独，以及制度边缘化。

“我们以前有‘锁匙儿童’，现在有‘留守儿童’。孩子孤单长大，没人陪伴，没人教导，是一样的苦。”她回忆，60年前的华埠社区中，许多孩子因家长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只能独自挂着钥匙上下学，被称为“白天孤儿”。那时她也无力负担托儿所费用，便想出办法，让大女儿放学后带弟妹们去图书馆写功课，既安全又有学习环境。她感谢大女儿的早熟懂事，也自豪子女们日后皆孝顺有成，“我的大女儿是子兼母职，我就是母兼父职。”

她认为，当代新移民的许多问题根源来自家庭——缺乏亲情的陪伴与身教。父母只提供物质条件，却忽略了情感陪伴与精神引导，把教养责任推给学校、社工、政府，却忘了，“孩子是你生的，是你要教的。”

先生早逝后，伍宝玲独自扶养四个孩子，白天工作、晚上念书，辛苦不言而喻。她坦言，能走过那段日子，是因为有父母与婆婆的协助，也靠着自己积极的人生态度，以身作则，努力培养孩子们自立自强。

如今四个孩子各自自立有成，是她最引以为傲的“人生成果”。她也勉励年轻一代：“如果他们知道我们那一代人当年是怎么在毫无资源下帮助帮派青年、守住家庭、走过贫困，就会明白，今天拥有更多资源的他们，更应该做得更好。”

她感叹，与过去相比，当代社会最缺的就是“真心”——教育制度失灵、福利制度被滥用、婚姻关系儿戏化，许多家庭关系疏离、责任感薄弱，导致孩子迷失，社会风气败坏。“很多孩子的问题，其实来自家庭没有责任，社区没有责任，学校也没有责任。”

从最初的志愿出发，走过57年的实践之路，伍宝玲以丰富而深刻的故事，为“社工”与“教育”赋予了真实而具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