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六四见证者胡俊雄：天安门枪声改变我的一生（上）

2025年6月1日，胡俊雄（左）参加多伦多支联会主办的六四36周年纪念晚会。

六四见证者、中国民主党湖北黄冈创党人之一胡俊雄于2025年六四前夕从泰国来到加拿大，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近日，他接受了《看中国》专访，回忆了他亲历的六四屠城事件，以及那之后他的人生经历。?

出差巧遇六四 回忆屠杀惨状

记者：请您讲述您亲眼见证的六四事件，以及该事件对中国和您个人的影响？

胡俊雄：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民主运动，对中国的命运、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态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同时，对我个人的命运也是一次重大转折，无论是我的态度、意识形态，还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记者：您当时多少岁，从事什么工作？能否介绍一下您的背景，请详细的回忆一下那段期间您的亲身经历？

胡俊雄：我1962年出生，89年时27岁。我学的是气象专业，在湖北省黄冈地区莺山县的气象局就职。1989年5月22日，我因公务出差到北京，当时民主运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从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开始。我们虽然通过电视和报纸有所了解，但信息有限。到了北京后，我亲身感受到浓厚的民主氛围，特别是几次大规模游行，让我感触很深。

我当时是体制内的工作人员，还是198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当时入党是因为胡耀邦执政时期提倡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我申请入党的过程很简单，随便写了申请书就被党支部通过了，没有太多波折。作为体制内的技术骨干，我有一定学历，但在工作中感受到压抑，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六四期间，我看到全社会各阶层——包括知识分子、政法部门干警，甚至宗教界人士，比如佛教僧侣穿着袈裟上街游行，举着“金刚怒目，大雄无畏”的牌子——都走上街头，要求共产党改革。这种全民参与的氛围让我非常支持以学生为主导的这场和平民主运动。

记者：您参加了那些游行吗？当时的情况如何？

胡俊雄：我5月22日早上抵达北京，错过了21日的大规模游行，但随后几天我几乎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臂察。我带了相机，拍了一些照片，也和学生、市民交流。当时北京的气氛充满友爱和信心，所有人见面都比出“V”字胜利手势，互相鼓励说“我们一定会胜利”。街上挤满了市民和外地人，大家积极友善，甚至听说那段时间北京西城区的刑事案件为零，连小偷都不偷东西。市民自发送水、送物资，团结一心，没人想使用暴力，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推动改革。

记者：您当时只是想记录和见证这一历史事件，还是也参与了运动？

胡俊雄：一开始我更多是观察，像现在说的“打酱油”，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参与。到了高潮时期，比如6月3日晚，我亲眼见证了军队进城和开枪的情况，内心非常激愤。当时我和同事住在北京西城区的招待所，6月3日下午，街上气氛突然变得紧张。市民开始拦截公交车，拔掉电车的辫子，把车推到长安街当路障。我意识到晚上可能会出事。

当晚九、十点钟，枪声响起，电视突然中断节目，播出“今晚将发生反革命暴乱，请市民不要外出”的字幕。我把妻子和其他同事安顿在房间后，独自溜出招待所，往长安街方向跑。在路上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他说“当兵的开枪了”，带着我飞速赶往长安街。

记者：您当时看明白了形势吗？您看到了什么？

胡俊雄：到了长安街西单到天安门之间的位置，我看到军车、可能是坦克或装甲车，带着机关枪从西向东开来。市民用公交车设路障，但军车冲破了路障。人群高喊“法西斯”，有人扔水瓶和石头。突然，机枪扫射过来，我身边的人倒下，有个妇女身上冒血，还在喊“法西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吓得赶紧跑回招待所。但冷静下来后，我觉得不能就这么退缩，于是换了条路，绕到木樨地。

到木樨地时天已亮，那里人山人海，军车和坦克被围困。一些年轻人爬上坦克，敲开盖子，一个穿白衬衫的士兵跑出来，群众喊着“打死他”。我当时喊了一句“打死他有什么用”，人群冷静下来，士兵也没被打。但我担心自己的外地口音会被误解，赶紧离开了。

记者：您后来又去了天安门广场吗？看到了什么？

胡俊雄：我继续往东走到天安门广场，大约早上七八点。广场已经被清场，满是解放军和坦克，炮口对外，士兵架着机枪。市民和军队在街口对峙，有人扔石块，喊“法西斯”。一个看似军官的人举枪示意，士兵开始冲锋。我跑不动，躲到长安街的树后，后来被一个市民拉进旁边的店里躲避。店里的人说不要拍照，怕被军队发现。

沿途我看到很多血迹，墙上、树上都是弹孔，有些墙上写着“这是人血”。在六部口，我看到一具烧焦的尸体，赤裸无衣，头发烧光，旁边有一顶军帽。后来我查到，这可能是“十大共和国卫士”之一的刘国根。长安街上到处是血迹和弹孔，墙上的窟窿特别大，据说是用达姆弹打的，威力惊人。

记者：您看到的血迹和弹孔有多少？您有什么感受？

胡俊雄：血迹和弹孔密密麻麻，墙上、树上到处都是。当时有人用血在墙上写字，还有人捡子弹头作为物证。我也捡了一些，但后来不知道去哪了。多年后我重返北京，发现长安街的树全被砍了，可能是为了抹去当年的痕迹。这让我很感慨，这些树曾是见证。

中国民主党创党经历 遭受关押、迫害

记者：接下来请谈谈您在中国参与中国民主党创党的经历。

胡俊雄：经过几番联系后，我们决定成立中国民主党。我们当时是一种书生意气，认为这不是反对党，而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向民政部门申请注册的在野党。我们觉得这样做很单纯，但后来回想，确实有些傻。当时，不仅湖北省黄冈成立了党部，浙江、北京市（京津党部）、西安、东北、贵州、长沙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党部。黄冈党部属于地级党部，是基层组织。

我们通过广播和互联网宣布成立，主要是借助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因为国内广播不可能报道，当时网络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我们在1998年底正式成立黄冈党部，主席是高庆明，秘书长是我，胡俊雄，还有一个人的名字我现在忘了。我们直接对外宣布成立，虽然是基层部门，但我们不在乎高低，反正都是中国民主党的一部分。其他地方如西安、京津的党部多是省级部门，但我们无所谓。

记者：成立后是如何宣布的？用的是什么渠道？

胡俊雄：主要是通过广播电台，特别是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网上也有一些消息，但当时网络不像现在这么便利。宣布时我们并不害怕，虽然知道有风险，但有了1989年六四的惨痛经历，我觉得无所谓了。我们自我安慰，认为不采取暴力、不违法，只是按法律申请注册。虽然黄冈党部没有向当地民政部门正式申请，但我们没做坏事，心想他们能怎么样？我们有预感可能会有后果，但当时没多考虑。

记者：请讲讲抓捕、审讯和迫害的情况。

胡俊雄：抓捕从1998年底我们刚成立后就开始了，可能在海外有些影响，国内当局听到“中国民主党”这个名字后进行了侦查。正式对我动手是1999年3月31日。他们通过单位把我骗到黄冈市的一个招待所，说是开会，结果只有我一个人。进了房间，公安就在等着我。第一次抓捕主要是谈话，但实际上是审讯，要我交代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情况。他们知道名单是公开的，但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他们质问我为什么参与。

我当时心里一慌，确实害怕，但死活不承认，说我没参加。他们拿出我起草的文件，说是铁证如山，还跟我吵起来。我就是抵赖，随他们怎么办。第一次没把我怎么处理，但之后就开始骚扰、绑架、抄家、关押，最后开除我的工作。从3月底到5月下旬，压力越来越大。到了1999年6月上旬，正值天安门大屠杀十周年，他们特别紧张，逢五逢十的日子更是如此。那几天他们连续软禁我，不让我上班或工作。

那时我在黄冈市做计程机培训业务，为自己谋生。他们没太多理由控制我，但一直监视我，动不动就找麻烦。虽然我已经暴露，但我还是“干十四”的人，性格倔强。我在黄冈帮了很多民间维权人士和上访者，比如土地问题、农民不服的案件，我到处跑，帮他们收集材料。这些信息很容易取得，只要你去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