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论文工厂产业链

在"以发表论英雄"的学术评价体系下，论文工厂兜售作者署名位的商业模式得以滋生蔓延。通过对论文买家、学术侦探及一位匿名论文工厂经营者的深度访谈，《自然》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

插图：Sébastien Thibault

今年3月，生物医学研究员Omar在一个Facebook私人研究员群里发布了一条消息，希望付费购买人工智能与医学交叉领域论文的作者署名资格。

Omar是沙特阿拉伯某大学的助理教授。仅在2024年，他就发表了20篇论文，比前一年的2篇大幅增加。但Omar（为了保护隐私而采用化名）表示，这还不够。为了晋升，他必须在Web of Science收录的中上游期刊再发表至少10篇论文。为了满足这一苛刻的要求，他求助于“论文工厂”：这类欺诈机构通过蒙骗期刊编辑部，提供从挂名到论文代投的全套服务。

Omar并不挑剔。他挂名的论文可以是任何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医学分支，而且他不要求在投稿前审阅论文。他也不介意自己在作者名单中的位置，唯一要求是不参与审稿环节。

Omar的情况并非个例：许多国家奉行"以量取胜"的科研文化，迫使研究者为职业发展疯狂追求发文量。像Omar这样既无能力也不愿踏实开展实验、分析数据、撰写论文的研究者，最终往往选择在线付费购买作者身份。因此催生出来的论文工厂针对这些"走投无路"或"投机取巧"的研究者开发出了全套欺诈方案：有的充当论文署名权交易平台，倒卖已录用论文的多余作者位；有的对已发表论文进行AI洗稿，规避抄袭检测；还有些甚至凭空捏造数据和文本，完全不涉及真实的实验室工作。

通过WhatsApp，Omar向伪装成论文工厂代理的《自然》职场记者透露，他目前以共同作者身份"与多名写手合作"。他已经为多篇论文付费，并提到了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合著者。他表示，自己每篇论文（挂名）最多只支付了400美元。他分享的信息显示，他曾仅用76沙特里亚尔（约合20美元）就买下了一篇论文的署名权。他还有一笔通过西联汇款支付的810沙特里亚尔款项，在账单上被标注为“教育/学费”。（记者在Facebook上看到Omar的帖子后联系了他，为了更深入了解他为何愿意为署名支付费用，记者伪装成了一家“论文工厂”的代表。）

Omar并不是唯一在Facebook上寻找“论文工厂”的研究人员。另一个帖子提供了一个关于药用植物与微量元素研究论文的署名机会，作为交换需支付报酬。据称，这篇论文已被一家声誉良好的期刊接收，仅需做一些小修。发帖人正在寻找想要署名的研究人员——即使这些人从未参与过该研究，也无需参与修改。

一位在美国工作的植物生物学家在被《自然》问到他为何对此类“联合署名”感兴趣时表示：“像我们这样的早期研究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发表压力，这常常是工作中非常具挑战性的部分。”在回复后不久，他的Facebook账号便被删除了。

研究诚信博客“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的联合创始人Ivan Oransky曾多次警告称，研究不端行为已达到产业化规模，他强调，论文工厂只是学术奖励体系的产物之一，这一体系以大学排名和出版物数量等指标为中心。在没有其他指标的情况下，撤稿率通常被用来表示研究不端行为的发生率，因为撤稿通常只发生在出版商认为论文缺陷太多，无法通过更正或勘误表来修复时。

Anna Abalkina表示，研究人员面临的发表压力正在推动“论文工厂”的迅速繁殖。来源：Stefanie Loos /《自然》

这种压力只会越来越大。Anna Abalkina目前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从事学术不端行为研究，研究内容包括“论文工厂”的运作。她指出，这一趋势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研究人员数量日益增加；二是许多国家开始要求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她表示，论文工厂正是为了迎合这一需求而不断扩张。

在某些国家，这种压力尤为严重。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育研究人员Gengyan Tang曾在中国西南地区一所医科大学附属教学医院进行近一年的研究。他回忆道：“我发现，护士群体对论文工厂的需求非常大。有些论文工厂甚至会主动进入医院科室发放名片，直接找上医护人员推广服务。”

“中国的年轻医生和护士如今面临的发表压力史无前例。”Gengyan Tang指出。随着评估标准日趋严格，他们被要求在承受沉重临床工作负担的同时，写出更多、更高影响力的论文。“如何在科研、临床职责和个人生活之间找到平衡，是推动部分医护人员转向论文工厂服务的关键因素之一。”

Tang的担忧也得到了数据的印证。《自然》在2025年2月发布的一项关于2014至2024年论文撤稿情况的分析显示，在撤稿比例最高的十大机构中，有七家是中国的医院（参见 Nature 638, 596–599; 2025）。

论文工厂解读

Abalkina将“论文工厂”定义为“按需撰写虚假学术论文，并出售论文作者署名权的商业公司”。例如，根据Abalkina的分析，总部位于俄罗斯的论文工厂International Publisher LLC仅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就通过出售论文共同作者获得了650万美元的收入。她保守估计，整个论文工厂每年的市场辨模高达数亿美元（参见“哈萨克斯坦论文工厂采购案例研究”）。

哈萨克斯坦论文工厂采购案例研究

苏联时期的学术传统使科学家难以适应国际期刊的发表要求。

在柏林自由大学研究学术欺诈的Anna Abalkina与英国牛津大学科研诚信侦探、退休心理学教授Dorothy Bishop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促使多篇由哈萨克斯坦作者署名的论文被撤稿。其中许多论文来自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及其战略研究所（一家位于首都阿斯塔纳的研究机构）。

Abalkina表示，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前苏联国家存在着巨大的论文工厂市场。这与这些国家的历史背景有关。在苏联时期，地方大学的社会科学家通常只在本国以俄文发表论文，并需遵循苏联意识形态的规范。

如今，科研工作者被要求将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这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必须应对陌生的学科内容和出版规范。Abalkina表示，从2016年左右开始，许多科学家开始转向掠夺性期刊投稿——这些期刊编辑流程松散，甚至会主动向作者发出投稿邀请。到了2019年前后，随着Scopus与Web of Science将多家掠夺性期刊移除，论文工厂的市场应运而生并快速扩张。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的科研诚信顾问斯Svetlana Kleiner表示，她曾与多篇存在争议的论文作者进行沟通，其中一些作者就来自上述国家。（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出版《自然》，但《自然》的记者在编辑上独立于出版商。）

她指出，这些作者中有些人可能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论文的研究工作，但因语言障碍或投稿流程繁琐，而委托了第三方服务。他们未必意识到这些服务会涉及主动推荐审稿人或代为回复审稿意见，也未意识到这已违反期刊政策。“当作者以为自己注册了一项服务，却得到了更多服务时，就会出现问题。”她说，“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但她也强调，不知道不能成为赦免的理由。Abalkina表示，作者必须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否则，论文工厂就可能，甚至是常常，操纵审稿、修改、作者署名乃至引用行为。

位于阿拉木图库尔曼加齐的哈萨克斯坦国立音乐学院科学系主任Svetlana Shakirova证实，几年前，哈萨克斯坦研究人员普遍使用中介机构发表论文。

2022年，爱思唯尔旗下期刊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以“审稿流程受到操控”为由，撤回了47篇论文。Abalkina曾指出，这些论文与总部位于基辅的论文工厂“Scientific Publications”有关。她因其常用的奇怪邮箱地址，将该公司称作“Tanu.pro”。Shakirova发现，这些撤稿论文中有两位作者当时就隶属于她所在的大学。于是，她向11篇撤稿论文中标注的哈萨克通讯作者发放了一份匿名问卷，其中有6人回复，均承认使用中介服务，目的是将论文发表在Scopus或Web of Science收录的期刊中。还有一位作者表示，她曾贷款来支付1500美元的中介费。

由于论文通常是批量生产的，典型的迹象包括高度相似的文本、重复使用的图片、可疑的电子邮箱地址、不可信的合作关系[1]，以及与研究无关的引用。另一个危险信号是“扭曲的措辞”，这些是为了躲避抄袭检测而刻意替换的表达[2]。例如用“profound neural organization（深刻的神经组织）”来替代“deep neural network（深度神经网络）”，或“subterranean insect settlement（地下昆虫聚落）”代替“ant colony（蚁群）”。论文工厂甚至提交过剽窃或重复发表的论文，有些还被成功发表。

公司的一种惯用手法是冒充知名研究者出售论文署名权。2024年8月，一个Facebook群组中出现了一则广告，售卖一篇追踪COVID-19的论文的作者名额，售价从200到700美元不等。广告称该论文已被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接收。发布者的Facebook账号名为“Paul Robin Krugman”，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照片也被用在Facebook以及另一个同名的社交媒体应用Telegram账号中。《自然》的记者联系了Krugman本人，他证实这些账号与自己无关。但并非所有论文工厂都如此明目张胆，很多时候，这种冒名行为更加隐蔽且难以识别。

论文工厂提供的服务五花八门。焦头烂额的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熟人介绍或网络搜索找到这些服务。他们可能需要一篇从零撰写的论文，有特定学科与期刊要求；也可能已有初稿，但觉得请第三方代为翻译、投稿、修改与通信能提高录用概率；也可能想为已发表论文刷引用率——论文工厂常通过构建虚假引用网络来夸大论文影响力。

如果碰上愿意收贿的期刊编辑，论文甚至可以毫无审查地被接收。一些审稿人也会收钱给出正面评价。Omar的一篇论文审稿意见甚至只有12个字。

一费檀发表的分析估计，2022年投稿至各类期刊的论文中，大约2%存在论文工厂的特征，而在生物学与医学领域，这一比例更高（见 Nature 623, 466–467; 2023）。这些医学领域的大量论文尤其令学术诚信研究人员感到担忧，因为“垃圾科学”可能直接危及患者。

轻易得手

2021年和2022年，香港大学的社会学家Xinqu Zhang和犯罪学家Wang Peng对三所中国顶尖大学的自然科学学者进行了匿名访谈，并查阅了内部文件[3]。

一位教师在科研伦理小组中坦言，他们确实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但又辩称：若不是校方和院系“推行了如此不近人情的政策，强迫我们不断发表”，他们也“不会走上违背伦理的道路”。

这名研究人员的违规行为被院系同事发现，但处罚很轻：只是扣除当年的工资与科研经费，未上报校内其他部门。处理此案的委员会成员表示，该研究者的科研能力受到尊重，同时大家也希望避免此事引发校内与公众的舆论关注。

另一位教师正面临健康问题，担心失去教职。他告诉研究者，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学术造假”。他花钱购买了官方档案数据的访问权限，伪造数据来支持假设，随后又找人代写论文并协助发表。“钱能解决一切，”他说，“我在几个月内就达成了所有要求，最终拿到了教职。”像这样的直接承认非常罕见。多数在论文被以涉嫌论文工厂为由撤稿的作者，往往选择沉默或否认不端行为。

例如在2019年，驻莫斯科的记者Alexandr Litoy购买了国际出版社（International Publisher）出售的一篇论文的署名权，来对论文工厂进行调查。购买后他联络了两位共同作者（专业分别是工程与化学），质疑为何他们会参与署名一篇关于创业学的论文。两人均称这是他们首次使用该公司服务，但都未承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论文工厂的业务仍在扩展，为投机者提供轻松“捷径”。例如，总部在拉脱维亚里加的公司 Science Publisher 提供现成论文（有些已被接收）的署名位置，涉及多个学科。价格从约550美元起，具体取决于学科领域、期刊等级与作者排序。该公司在其官网、LinkedIn及Facebook上公开宣传这些服务。

科学出版社（Science Publisher）公司的注册在位于里加的一处居民住宅地址上。来源：Jack Leeming

为了安抚潜在客户，公司承诺：论文标题与摘要会被重新撰写，以防他人识破其“买来的”真相。在其网站上，至少有两位所谓员工的照片，实际上是从图库网站和无关杂志中复制粘贴而来。

《自然》职场团队的一位记者假扮求职者，与Science Publisher联系，询问其招聘“论文作者”的广告。一名员工回复她，问是否已有现成手稿，以及能否提供诸如回应审稿意见等额外服务。

根据拉脱维亚工商注册信息，Science Publisher登记的法人名为Igor Vasilev，其护照签发地为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地区的沃尔日斯基。而俄罗斯的企业登记信息显示，同名、同地区的Igor Vasilev曾担任“科学评论”出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家提供服务与Science Publisher类似的公司。Abalkina认为，Science Publisher很可能是俄罗斯公司的“马甲公司”。

Science Publisher否认与Vasilev有任何关系，甚至否认公司位于拉脱维亚。一名员工在回应《自然》的记者询问时情绪激动，表现出强烈的敌意，指责记者从事“商业间谍活动”并称其为“欺诈骗子”。

在一封结尾邮件中，自称“学术与出版关系总监”的该公司职员John Palomarez写道：“你能在镜头前出示你的《自然》记者证吗？你能发来视频证明你或者任何人真的是代表《自然》在联系我们公司的吗？我们等着。”

随后，该公司将官网地址从里加改成了伦敦，但仍保留拉脱维亚的电话号码。《自然》的记者亲自走访了这两个地址，结果发现这两个地点都没有任何Science Publisher的踪迹。

限制与打击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降低研究人员购买论文或使用中介服务的吸引力。

例如，中国政府在2020年为遏制低质量研究的激增，禁止对在高影响因子期刊发表论文的作者发放现金奖励，并首次明确了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与处罚方式。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最高法院发布打击“论文工厂”的指导意见，鼓励下级法院依法追责，显著提高研究造假的处罚力度。然而，这些政策要见效，还依赖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执法。

但也存在问题。Tang的研究发现，中国医院中偶尔出现的科研不端处罚案例中，年轻科研人员往往比资深研究者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如今，中国已从“重数量”的考核模式转向强调“高水平”发表，Tang指出，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压力反而让论文代写的市场包火热、价格更高。

泰国政府已着手调查那些发表记录“异常高产”的学者；挪威也正在重新考虑将大学经费与论文发表数量挂钩的政策；波兰与捷克等国则开始建立新的科研评估体系，逐步从“数量导向”转向更多元、质量导向的指标。

利马南方科学大学项目管理和研究推广主任Percy Mayta-Tristán表示，秘鲁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正在为一个科学诚信职能部门招聘员工。此前，该国曾于2023年爆出付费作者署名丑闻，尽管这个问题要追溯到更早以前。

“多个大学也正建立自己的科研诚信办公室、部门或委员会，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招聘信息，希望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Mayta-Tristán说。但他也警告说：有关将“科研造假”定为“加重欺诈罪”的立法，目前因缺乏更多曝光事件而热度渐冷。

人工智能的影响

四月，Abalkina、Oransky以及数十位其他学术侦探、学术吹哨人和科研诚信专家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为期三天的会议上，共同探讨了科研不端行为、科研欺诈和论文工厂等挑战。

几乎所有与《自然》的记者交谈的与会者都表达了对生成式AI工具的担忧：这些工具可快速生成图像和数据集，轻易躲过检测系统，使有意造假的行为更加隐蔽。“我和我的同事们担心，这将彻底改变论文工厂的现状。”德国海德堡FEBS Press图像审查员Jana Christopher说，“它为论文工厂打开了太多新机会。”

出版机构正奋力应对，研发新工具、共享信息、加强审查。例如，有的期刊开始要求作者提交原始数据，检查图像是否为图库图片或被篡改，有的使用自动化工具监测重复发表、异常引用、扭曲语言（tortured phrases）等迹象。然而，这些工具费用高昂，检测能力也仍在追赶阶段。

但问题的严重性不容忽视。“这很重要。如果我们评价和发表的东西不可信，就会误导科研方向、浪费资源。而一旦这些数据是错误的、伪造的，整个研究领域都可能被拖慢甚至误导。”Christopher说。

HighWire Press 的托管解决方案总监 Joshua Routh 表示，在人工智能检测等领域，科研诚信界正在与“论文工厂”展开竞争，而该公司在佛罗里达盅搪特帕克和印度诺伊达的办事处为学术出版商提供托管和平台服务。他表示，在与“论文工厂”的军备竞赛中，科研诚信界正在落败。“我的直觉告诉我，单凭一个工具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补充道。

然而，Abalkina表示，只要确保同行评审真正到位，大多数论文工厂的产品是能被识破的。“哪怕只是认真读一读论文，很多问题都一目了然。”但她也遗憾地指出，大多数使用这些服务的作者并未被追责，仍然享受着‘非常顺利的职业发展’，因为“缺乏法律依据，很难因行为不端开除他们”。

责任不仅在于作者，也涉及高校、资助机构与出版商。Christopher补充：“出版商从中获利丰厚，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主动改变现有体系或放慢节奏。”

但出版商只是这个学术生态的一环。“如今，发表论文几乎成了学术界‘成功货币’，”Christopher指出，“这种机制制造了不切实际的期望与巨大压力，让学术出版变得极易被骗局、投机取巧甚至彻头彻尾的造假侵蚀。要扭转这一局面，需要对整个学术排名体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