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中共代理人前纽约州长助理撤案失败-墙外头条

纽约东区联邦法官本周一（5日）裁定，纽约州州长霍楚的前副幕僚长孙雯，不能逃脱洗钱和充当中共政府未注册代理人的指控，正式驳回其撤案申请。

法官科根（Brian Cogan）指出，检方已提出足够事实，充分合理指控孙雯涉嫌故意利用职务之便，影响纽约州政府决策，为中共政府谋取政治利益。

* 联邦起诉详列具体违法行为

根据替代起诉书，孙雯涉嫌在2019年8月至2023年12月期间，与他人合谋，明知且故意担任中国政府与中共的未注册代理人，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科根法官指出，起诉书清楚列明，孙雯不仅未依法登记，且系“根据中国和中共代表的命令、指示或要求”采取行动，构成违法。

起诉书中举出孙雯多项具体行为，包括：阻止台湾政府代表与纽约州高层官员会面；操作纽约州长（诉状中标为政客1和2）的公开发言，使其符合中共政治优先事项；未经授权，取得并展示纽约州长的褒奖状给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黄屏（诉状中称为中共官员1）；试图安排河南省辟员访美并与州官员会晤，以及安排霍楚访问中国。

法官在30页的备忘裁决中指出，起诉书内容已超越仅列举罪名的层次，具体描述了上述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与背景，足以让被告明确理解其所涉行为，并为未来辩护提供依据。

孙雯的辩护律师主张，起诉书虽援引FARA条文，但未具体说明孙是如何在中国政府“命令、请求或指导”下行动，无法成立代理关系。但法官认定，检方在起诉书中已充分指明孙的行为受到中共方面指导，且孙与中国外交官多次接触，直接执行其要求。

例如：
2020年4月3日，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黄屏致信孙雯，表示中国几个基金会将捐赠1,000台呼吸机给纽约，并要求孙“提醒”州长库默公开感谢中共政府。隔日，库默即在记者会及社交媒体上公开致谢。

2023年1月，孙应中国政府代表请求，安排州长办公室通讯部门制作中国新年公告，供她转交中领馆，过程中未经任何授权。

同年2月14日，孙向纽约州监察总署坦承，曾应中领馆请求，安排为总领事黄屏制作公告。

2018年春，美东河南同乡会会长张富印（诉状中标示为CC-1）请孙雯安排河南省的代表团与州长霍楚会面。孙在未经授权下起草州长办公室邀请函，于3月29日与4月5日交予张。

2018年底至2019年间，张再度请孙雯协调霍楚访问中国河南，认为此行符合中共政府的政治利益。2018年11月26日，张富印通知孙河南省将发邀请函给霍楚，并指示她提供霍楚的简历与建议行程。孙雯后来提供简历和霍楚的电邮。

2019年5月与9月，孙根据张指示进一步修改邀请函日期并重新发送。

法官引用FARA条文指出，“代理人”包括任何“依照外国主体指示行动”者，即便未直接受雇，孙雯的行为已构成此定义。

根据FARA规定，除了代理身份外，行为人还必须为外国主体之利益采取行动，或从事政治活动，试图影响政策或舆论。孙雯声称，检方未能证明她有使用“权威或压力”改变他人决策，欠缺构成犯罪的“影响力”要素。

然而法官驳回此说法，指出“影响”一词依据字典定义，包含“以间接或有形的方式影响或改变”，而即便依照辩方较严格之定义（使用压力、权威或权力），起诉书中的行为描述亦已构成违法。举例包括：

孙雯在多次书信中夸耀自己成功阻止台湾驻纽约办事处与库默、霍楚会面；2019年1月，她致信中共官员-3写道：“我已设法停止了台北驻纽约经文处与纽约州之间的所有联系。”

2019年2月27日，孙指示库默一名幕僚拒绝台湾某市市长与库默的会面请求，并称：“拒绝请求，当面（再）说明”。

2021年初，孙向中领馆提供霍楚公开讲话的草稿预览管道，确保霍楚未公开谈及维吾尔人在中国新疆营地被拘留的问题。

2019年夏秋之间，孙协助河南代表团取得美签，提供虚假邀请函，声称将促进与纽约大学合作，建立十亿美元投资的河南分校，并安排霍楚访华。

这些行为均显示，孙雯利用其职权，为外国主体在美国政治系统中谋求利益，正是FARA所欲防堵的外国干预行为。

孙辩称，即便她与中方互动，其行为可能属于FARA允许的豁免情况，如偶发协助或非政治活动，无需注册。但法官指出，起诉书毋须预先驳斥所有潜在豁免条款。若被告认为有豁免权，应于审判时提出并负举证责任。

孙援引“宽容原则”主张撤案，称她与其他州官员不知此类行为竟可构成刑责；她声称只是履行职务，并未逾越州外交政策界线。

但法官驳回，表示若仅涉与联邦一致的活动，或许可适用宽容原则；但起诉书指控孙明知自己系外国代理人却未登记，此为FARA明确禁止的行为，属已明文规范之违法情形，无“法律模糊”可言。

此外，检方亦指控孙雯与丈夫胡骁共谋洗钱，明知所转移资金来自非法活动，并试图隐匿其性质、来源与所有权。涉及的非法行为包括银行诈骗、身份滥用、FARA违规与违反纽约州三级贿赂法。

孙辩称，州法仅将贿赂的“给付”视为犯罪，收受者未构成“收益”，不符洗钱定义。但法官指出，“收益”定义广泛，包括贿赂支付的金钱。

替代起诉书并指孙与胡在事后刻意分层处理资金，如转入金融顾问账户、结构化付款等，已构成洗钱要件。

至于FARA违规是否能构成洗钱的非法活动，孙辩称起诉书未指出具体支付与FARA违规间之关联。但法官驳回此说法，认为起诉书明确指控孙以未登记之代理人身份，换取财务与其它利益（如丈夫商业交易、旅游、门票与南京盐水鸭等），这些构成FARA违规的“收益”，并曾被用于隐匿操作，符合洗钱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