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来美，在纽约打拚

1977年，我已结婚, 并育有儿女三人。

当时我是在台湾一家民营人寿保险公司担任业务部副理，兼任精算科科长。那时候，我的工作还算顺利。但为了贴补家用, 除了公司里的职务之外，公余之暇，我还利用周末及下班后的空余时间，到几所大专院校兼课，讲授人寿保险、团体保险、保险数学、生命统计等课程, 赚点外快。

这时台湾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突然涌现出一股出国留学或移民的浪潮, 而且大多数都是选择美国。

我，原本并没有打算要移民美国。

这并不是因为我特别爱国，也不是因为不愿意随波逐流，而是因为那时候我的英语水平, 还不够理想，说、写、听都不算灵光；再说，我总觉得留在台湾继续发展, 也不错。

当时工作稳定，专业也有了基础，生活一切都还算顺利。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想到孩子们未来的就学与就业。

台湾地狭人众，孩子们将来所面对的升学压力，必然越来越大；同时大学毕业以后，还要面对十分激烈的就业竞争。这些问题，让我开始替孩子们的将来担忧。

于是，我原本不想出国的念头，渐渐动摇了。

经过和内人商量以后，我们终于下定决心：

移民美国，重起炉灶。

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毕竟，当时我在台湾基本上, 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也有自己的专业和社会地位。如果移民, 到了美国以后，一切都必须从头来过。可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我们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当时，内人的长兄已经是美国公民。他知道我们有意移民美国的意愿以后，便帮助我们以“第五优先亲属移民”的方式, 申请移民许可，后来并顺利获得批准。

不过，这时我在公司现在的工作, 还没有立即找到合适的人手来接替，所以一时之间无法辞职。于是，我们决定先让内人、女儿和小儿子先行赴美。

就这样, 她们到了美国，由内人的妹妹及妹婿查理热情接待，暂时和他们同住在纽约皇后区，因此很快内人与小儿、小女便能够立即安顿下来。

查理是土生土长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当时他还是纽约圣约翰大学的研究生，曾经到过台湾，是因为为了搜集他写博士论文的资料，需要拜访陈立夫先生。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与查理其实早就见过面，而且彼此也很熟悉。

我一直到1978年1月，才终于把我公司这边的事处理好, 待一切准备妥当，買好机票, 于是我就带着大儿子从台北搭乘华航班机，飞抵纽约甘乃迪机场。

那天，查理特地开车和内人一起来接我们。

下飞机以后，我们坐上查理开的汽车，一路往皇后区内人的住处驶去。

车子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我一边和查理聊天，一边睁大眼睛欣赏沿途的纽约风光。

就在前一天，纽约因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因此，沿路到处积雪盈尺，放眼望去，白皑皑的一片，犹如银色世界，美丽极了。

可是，看着看着，我心里却开始觉得奇怪。

我原先想象中的纽约，应该是节次鳞比的高楼大厦、水泥森林，以及拥挤不堪的人潮。可是，这些景象現在却统统没有出现。

直到我们下了高速公路，我所看到的，仍然是道路两旁一栋栋普通的民房，而且大多只有一、两层楼，和一般大城市的住宅区并没有什么两样。

更奇怪的是，路上几乎看不到什么行人。

我坐在车里，心里忍不住想：

这难道就是人人心目中所向往的美国吗？

纽约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后来想想，如果当时我先到曼哈顿去看一看，当然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了。

查理的车, 载我们到了内人的住处, 也就是我们的新家。

我在新家休息了一个多星期，慢慢地熟悉了周围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安排好孩子们上学的学校。

当一切安顿下来，我便开始替自己找工作。

可是，这时候的我，马上就碰到了一个现实问题——英语。

当时我的英语能力有限，而且又没有美国的学历，也没有美国的工作经验，因此根本不敢奢望；马上可以找到自己原来本行的精算工作。

于是，我经朋友推荐, 来到纽约中国城的华策会，希望他们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华策会的工作人员非常热心，先帮我办妥报名注册手续，参加他们免费的英语训练班；另一方面，也帮助我寻找一些对英语要求不高的工作机会，让我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参加各种工作的面试。

说来湊巧，有一家位于曼哈顿42街、Broadway附近，颇具规模的华人礼品店, 愿意录用我。不过，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先试用三个月，每星期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时，工资按照当时的最低工资计算——每小时3.75美元。

我当时想，既然已经来到异国他乡，而且又拖家带眷，为了生活，就必须放下过去的身段。过去是经理也好，是教授也好，都暂时把它忘掉。

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家活口。

因此管它是什么工作？什么职位？也不管它是什么待遇？应该先有了工作再说！

所以，我立刻接受了这份工作。

上班第一天，我兴高采烈地搭地铁，在时代广场42街下车，然后走进礼品店, 向经理报到。

经理告诉我，他们这家礼品店, 在这一区域, 已经开了十多年，因为时代广场是纽约著名的观光景点，所以生意特别好，顾客也特别多。

不过，人多也有一个问题——有些客人会顺手牵羊。

经理特别告诉我，其中黑人和南美裔顾客比较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于是，他交给我的工作就是：

站在店门口，注意那些拿了东西却不付钱的小偷。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来到美国后, 所从事的第一份工作。

说得好听一点，我应该算是这家店的保安人员；说得不好听一点，我不过就是一个看门的人而已。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姑且做着试试看吧！

那天上午，我站在店门口将近四个小时，结果一个小偷也没有抓到。

当然，不是没有可疑的人，而是那些看起来像嫌疑犯的人，不是高头大马，就是一副凶巴巴的样子。我哪里敢上前去抓？

所以，我只能在心里祈祷，希望他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偷东西。

到了午餐时间，我到外面买了一份热狗和一罐可乐，解决了自己的午餐。

吃完以后回到店里，为了补货, 老板娘又叫我到地下室去搬货。

一箱一箱的货品，要从地下室搬到楼上，再一件件补到货架上。

我以前一直都是坐办公室工作的，很少做这种体力劳动，因此体力实在有限。

开始搬的时候还勉强可以忍耐，但上下楼四、五趟以后，我感到实在吃不消了。于是我心里想：

我拥有这种工作的资历，已经够了,

应该到此为止！

于是，还没等下班, 我立刻向老板提出辞职。

老板也没有问我原因，更没有挽留我，马上替我把工资算清楚，拿了十几美元现金给我。

我拿了钱，头也不回，匆匆离开了那家店。

就这样，我结束了来到美国后所做的：第一份工作。

回到家，我把这次不愉快的工作经验；告诉内人。

她没有责怪我，反而非常体贴地安慰我，叫我不要觉得难过，也不要产生任何挫折感。

她的话让我很受安慰。

我自己也想，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有失败并不可怕，只要不气馁，将来总还有成功的机会。

意志必须坚定，忍小忿而就大谋。

这才是一个男子汉应该有的气度！

这时候，内人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经朋友介绍，她已经在一家毛衣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那份工作不需要每天到工厂上班，而是买一台织毛衣的机器放在家里，从工厂用搬运一些毛線, 可以在家里编织毛衣。毛衣编织完成后, 再送回工厂，成品按件计酬。

虽然赚的钱不多，但对我们当时的家庭生活来说，多少也可以补贴家用，而且她同时还可以照顾家庭和孩子。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觉得很高兴。

于是，我也不斤斤计较眼前的挫败，继续向前，继续寻找适合我自己的工作。

不过就在这时, 我认真的反省了一下。

如果我将来真的想有好的前途，想找到一份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那么还是应该回到自己的专业领域。

毕竟，做自己熟悉的工作，驾轻就熟，做起来也比较轻松愉快。

虽然我现在英语还不够好，没有美国学历，也没有美国的工作经历，但是又有什么好忧虑的？

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只要努力把工作做好，不但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而且还会有一种成就感。

退一步说，就算这是对自己的一项挑战，又何妨？

我仔细想一想：我原来的本行，就是人寿保险公司的精算工作。

想到这里，我决定重新挑战美国的精算工作。

第二天，我马上替自己写了一份比较有吸引力的履历表（Resume），特别强调自己过去在精算方面的专业能力，以及过去的一些特殊工作经验。

然后请查理帮忙，帮我在英文表达方面替我修改、润饰。

履历表准备好以后，我便开始积极行动。

我从《纽约时报》的求职栏（Help Wanted），以及黄页电话号码簿上，寻找一些与我专业有关的人寿保险公司和职业介绍所的经纪人。

然后，把自己的履历表一份一份寄出去。

一份。两份。十份。几十份。

最后，我总共寄出了一百二十多份履历表。

可是，回信的还不到十分之一。

而且，大部分回信的内容都差不多，只是告诉我, 他们已经把我的履历表存档，如果将来有适合的职位，会再与我联系。

当然，也有一些人寿保险公司或职业介绍所, 曾打电话约我面谈。

可是，大多数都没有结果。

其中有一次面试，更让我出了一个洋相。

那是一家位于曼哈顿32街、靠近Madison Avenue的职业介绍所。那位经纪人专门负责介绍人寿保险精算人才。

有一天，他打电话约我去面谈。

当时的我，对美国的职场文化还不了解。

那天，我随便穿了一件外套，没有打领带，下身甚至还穿了一条牛仔裤，就这样跑去他的办公室。

我一进门，他看到我的穿着以后，脸色马上变了。

没谈几句话，他竟然告诉我，他已经改变主意了，要我马上回家，并说以后再打电话给我。

当然，我回家以后，就再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这一次，我才真正体会到一个教训：

原来我以为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大家不会特别重视穿着。

后来才知道，民主自由是一回事，职场礼仪又是另一回事。在美国，许多正式场合仍然非常重视衣着和仪表。

这一次的教训，我记得很深。

就这样，我大概熬过了两个多月。

一天上午，我正在家里，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是纽约福利人寿保险公司（National Beneficial Life）打来的。他们约我去面谈。

这一次，我可不敢再怠慢。

我特别替自己打扮了一番：穿上一套黑色西装，打上一条相称的领带，擦亮皮鞋，再拿着一个资料袋，按照他们约定的时间和地址，前往公司应征。

到了公司以后，接待人员把我带到一间小型会议室，让我在那里等候。

没多久，一位高大、鼻子微微勾起的老外走了进来。

他向我说了一声：“Hi, how are you?”

算是打招呼。

我赶紧站起来回答：“I'm fine! Thank you!”

我们坐下来以后，他先自我介绍，说他叫Joseph Gross，是公司的精算师。

他说，公司内部有几位同事都看过了我的履历表，对我过去的工作经验很感兴趣，因此才特别约我来面谈。

接下来，他开始询问我过去工作的情况，以及我对精算工作的认识。

那时候，我的英语还不是很流利，因此回答问题的时候相当结巴。

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尽力用自己的英语，把他所问的问题一一回答。

同时，我也告诉他，我是中华民国精算学会的创始正会员之一，而且参加过日本精算学会的资格考试，全部六科中，我已经通过三科，具备日本精算学会准会员资格。

Joseph Gross听完以后，好像很感兴趣, 马上又问我：“你现在有没有参加美国精算学会？”

我回答：“还没有。”

他又问：“如果公司雇用你，你会不会申请参加美国精算学会？”

我马上回答：“当然会！而且我会立即准备参加美国精算学会的会员资格考试。”

听到这里，他似乎非常满意。

然后，他告诉我：“我们决定雇用你。”

他说，公司不久会寄给我一封正式的聘用通知书。我可以在下星期一开始上班，每星期工作40小时，年薪14,000美元，加班费另外计算，不过前面三个月仍属于试用期。

听到这里，我当然非常高兴。

我马上对他说：

“Thank you, I will work hard.”

面谈结束以后，我走出公司大门，整个人都觉得轻松了许多。

这一次回家，我是春风满面。

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以后，大家都替我高兴。

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我终于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专业工作。

星期一，我准时到公司上班。

见到Joseph Gross，我向他打了一声招呼：

“Good morning.”

然后，他带我去见我的直属上司——部门经理Kishore Toprani。

Kishore Toprani是一位印度移民。

他的英语带有很重的印度口音，刚开始的时候，我常常听不太懂他说什么。

后来，他甚至还会拿我的英文发音开玩笑。

例如，我把“Excuse me”说得不够标准，他就故意笑我，说听起来像“Kiss me”。

不过，虽然他有时候喜欢开玩笑，看起来却是一个严肃中又带有幽默感的人。

接着，他又带我去认识部门里的其他同事，我也一一和大家打招呼。

正式上班以后，经理开始分配工作给我。

让我意外的是，工作内容其实非常简单，主要就是交叉核对一些计算结果，或者设计一些统计报表。

经理原本预计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我往往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完了。

于是，我马上有了很多空余时间。

这时候，我想到：既然工作已经做完了，剩下的时间不能浪费。

于是，我开始利用这些空余时间读书，准备参加当年度美国精算学会的资格考试。

我知道，真正想在美国的精算行业站稳脚步，仅仅找到一份工作还不够。我必须取得美国精算学会的会员资格。

因此，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一边适应美国的生活，一边努力加强自己的英语能力。

这一年，我报考了两科美国精算学会的考试。

结果：两科全部通过！

我终于取得了美国精算学会准会员的资格。

更令人高兴的是，公司随即给我加薪。

我的年薪由原来的14,000美元提高到17,000美元。

回想：从每小时3.75美元的礼品店“看门人”，到年薪14,000美元的精算人员，再到通过美国精算考试、获得加薪17,000美元……

这一路虽然走得跌跌撞撞，却也让我更加明白一个道理：

人生有时候必须从零开始，但从零开始，并不代表一切归零, 忍小忿而就大谋。

这句话，也许就是我移民美国初期，最重要的人生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