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深卸任前谈台湾：回到档案与历史现场

在推动转型正义与整理历史档案的漫长历程中，国史馆扮演着核心的角色。然而，当政治权力转移与档案解密交织在一起时，外界常不免提出质疑：国史馆是否会成为“当权者”或“胜利者”书写历史的工具？

国史馆馆长陈仪深即将于9月14日卸任，结束逾7年任期。他于8月22日（周六）出席大洛杉矶台湾会馆年会，发表专题演讲“从生存到发展：台美人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角色”。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他提出了极为清晰的定位——历史不能为胜利者服务。陈仪深强调，国史馆的责任是还原真相与公布档案，而非去替历史做主观的筛选或政治清算。

解密档案的瓶颈：转型正义与旧法规的拉锯

随着《政治档案条例》的推行，许多深藏情报体系中的档案逐步移交至档案管理局。然而，解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陈仪深坦言，在蔡英文总统任内，他曾私下向总统报告政治档案被大量涂黑、遮蔽的情况，直言“印出来根本没有意义”。

当时，国安局、调查局等单位常以旧有法规（如《情报人员工作法》）为由卡关解密。经过与时任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的沟通与立法院修法，才逐步确立了“转型正义的优先性”，不能让旧时代的法条成为妨碍新时代真相公开的阻碍。

尽管如此，档案处理仍面临许多尴尬与挑战，如线民身份揭露的阵痛。许多戒严时期的“线民”身份曝光，其中甚至包含民进党内部成员或仍在任者。这显示转型正义并非单纯拿来清算特定政党，资料一出，连执政党自身也面临考验。

在戒严体制下的环境很复杂，每个人成为线民的情境与程度不一，需要转型正义相关机构深入研判与客观处置。陈仪深表示，每笔资料的情节轻重应分别对待。

回归历史专业：摆脱蓝绿光谱的框架

对于台湾地位或历史事件的争议，陈仪深认为，不论是深蓝还是深绿，往往各执一端，只愿挑选符合自己立场的片段，而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与“段落性”。

他疾呼：“不能停留在大英百科或《开罗宣言》的年代，历史是动态演变的。”从二战后的国共内战、韩战，到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历史现场充满了动态的进退与现实政治的考量。陈仪深强调，摆脱蓝绿对立的最佳解药，就是回到资料与历史现场。

陈仪深强调，台湾主体性的建立并非凭空想像或一厢情愿，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国史馆解密的政治档案数量庞大，“光是供给历史系的硕博士生写论文，就已经写不完了。”唯有基于坚实史料的学术研究，才能让答案自然浮现。

陈仪深举例，蒋介石与蒋经国日记等文物经多年诉讼后，在他任内从美国斯坦福移回台湾，目前已与李登辉资料库一样，经整理、数位化后陆续开放研究。

“历史有助不同政治立场找到过去的共同经验。”陈仪深表示，台湾社会的公共讨论经常陷入两极化，忽略历史的变化。如“中华民国”在1950年代跟1990年代所指涉的意义就大相径庭，而这并非主观想像，而是伴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大法官会议解释，“台湾的民主运动其实带来了国家化”。

对于陈仪深个人而言，他的“国史观”也是渐进的生成，随着美丽岛事件的冲击，到台湾解严，随着时代演进，一桩桩的历史档案揭密，因而形成了现有的架构。

如何向世界讲述“台湾的故事”？

谈到如何向海外台裔青年或美国社会解释“台湾是什么”，陈仪深认为，台湾的历史极具深度与多样性。他分析，台湾有受难的历史、有抵抗与生存的历史，有民主化阵痛的过程，还有迄今仍在中国压力下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历程。因此，“台湾是什么”不只是一个地理或政治问题。

“台湾历经一段战争、冷战、人权、民主化与人民生命经验的历史，”陈仪深表示，从上世纪50年代以降，中华民国飞官牺牲、台美反共合作，到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海外人道救援，过渡到80、90年代半导体起飞，期间涵盖冷战与同盟历史、人权与民主化浪潮、科技与经济崛起。

对于美国而言，台湾是二战与冷战时的盟友，台湾曾与美国站在反共第一线，黑猫中队等飞行员付出了巨大牺牲，共同承担了冷战时期的风浪。

从美丽岛事件到海外台美人社团的奔走、美国国会与国务院施加的压力，共同促成了蒋经国晚年的开放与台湾的民主化。

1980与90年代，台湾半导体产业逐步成长，让台湾成为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迄今台湾在当代科技与经济已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陈仪深以美国日裔社群建立“日裔美国人国家博物馆”（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为例，说明日本移民如何将二战集中营的受难史与转型正义故事融入美国主流叙事。他期待台美人社团也能团结力量，将台湾的“战争故事、民主故事、科技故事”讲给美国主流社会听，让世界真正认识台湾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