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地铁安检的年轻人，到底活在哪种世界里？

一

2024年，上海发生过一起诈骗案。一男子在酒局上吹嘘自己能搞到上海地铁5号线的外包岗位，月薪6800元。为了这份“体制边缘”的工作，14个受害者（其中大部分是退休老人，也有3个年轻人）累计送出了价值4万多元的礼品、香烟和现金。

钱某为了圆谎，在没有签订任何合同、没有地铁正式工牌的情况下，把这14个人分配到了地铁5号线的各个站点上岗。这14个没有任何编制的“假员工”，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地铁站里大摇大摆地“上了几个月的班”。

整整几个月，14个人在监控底下敬礼，在站台上来回穿梭，拿着自制的小表格到处巡视。而上海地铁的值班站长、正式编制员工、乃至后台的安防监控室，对这14个“凭空多出来”的劳动力，竟然全程毫无察觉。

这14个假员工被识破，不是因为安保系统的自检，是骗子最后发不出每月6800元的工资。

一个连真假员工都无法识别的系统，每天要求你把矿泉水过安检，把帆布袋过安检机。艺术已成。

最近地铁新闻有点多。

上海地铁准备涨价了。

更早几天，深圳地铁安检连续霸榜热搜。取消了无包快速通道，实行“逢包必检、逢人必查”的全覆盖安检模式。有安检员被拥挤的人群撞倒。

然后长春地铁安检力度也跟进。

地无分南北。



关于地铁安检，微信公号“行走无声”的《地铁安检的尽头》一文，基本代表了我的想法：

“如果‘地铁安检’真的是一条生死交关、容不得半点闪失的安全生命线，一家负责数千万人次出行的公共国企，会把如此核心的防线，完全交给流动性极高、月薪三四千元、甚至连用工合同都混乱不堪的外包临时工吗？”

“既然安检的效能微乎其微，为什么还要在一些大城市大张旗鼓地升级为‘全覆盖’？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免责表演’的形式主义。地铁系统面临的最大危险从来不是恐怖袭击，而是拥挤人群导致的相互踩踏。目前的安检程序往往设置在进站口附近，强行制造了拥堵节点，这不仅没有提升安全水平，反而带来了额外的人群聚集风险。”

问题问得挺到位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写的，转发就是。

但那天一位朋友在我朋友圈转发下留言：“写一篇地铁安检岗对在岗年轻人的危害？我曾说以后宁愿自己养着小子也不要让他做这种工作，被朋友笑是‘何不食肉糜’。”

用AI常用的口吻，这句话“残酷”又“扎心”。

二

很多年前，差不多是地铁安检刚开始普及不久，我就很多次想过这个问题。

我孩子今年读大学。像我那位朋友一样，当自己的孩子再过几年就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看到那些正处在人生花季的青年男女，你不能不被触动。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估算，全国54个开通地铁的城市，6680座车站，大约有16.7万个地铁安检岗位。这16.7万个岗位上的人，平均年龄22到24岁，中位数23岁。

23岁。大专刚毕业，或者中专刚毕业，或者刚从职业院校出来实习。

他们的平均月薪是4000到4500元。一线城市能拿到4500到6500元，二三线城市3000到4800元。包吃包住，或者给宿舍补贴。每天站立十几个小时，盯着X光机判图，或者拿着手持安检仪在人群中反复挥动。做一休一，或者两班倒。人员流动性极高，平均在岗周期1到2年。

全国地铁安检的总人力成本，直接工资支出约83.5亿元一年，算上社保、包吃住、外包管理费，全口径约142亿元一年。

另一方面看，这是一笔大生意。

三

前些年第一次去欧洲，让我感到最强烈冲击的，竟然是第一次在布达佩斯走到地铁入口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把背包拿了下来准备安检，然后才意识到这里是没有安检的。

欧洲的地铁没有安检。这让我这个在国内习惯了地铁安检的人，最初有很大的异样感。慢慢也就适应了。过去多年里，中国的地铁也是没有安检的。

不要说地铁，欧洲的航空安检也相当敷衍。我敢肯定，如果在国内，绝对会被旅客举报安检不认真。我本人就有两次，背着包准备把东西拿出来，结果被安检的老兄一摆手，随便放过去了。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样的一种安检，主要价值似乎不在于真正降低了地铁治安风险，更像一种形式上给所有人的安慰剂。

安慰剂并不是免费的。前些年我写过文章，讨论过这种过度的安检措施为什么不仅没有随着社会治安条件逐步向好而降低，反而正如我们所见，个别地方还有层层加码的趋向。

任何一种社会治理措施如果有不合理之处，却又能够维持甚至加强，无非是两个原因。

一种是推动、维系它的动力仍然很强。

比如大家讨论很多的社会治理的路径依赖。

如果其他城市地铁安检加码，你这里降低，万一出了事情，做出决策的当事官员基本在仕途上就会万劫不复。自上而下的考核系统越强，这种路径依赖就会越自然。

除了这种决策系统的攀比和路径依赖，也很难否认，这么多年来，在地铁安检上长期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不是可以随便撼动的。142亿元一年，这样的利益共同体，结起来容易，想取消它，非常难。

再看相反方向，社会对于不合理现象的消解或者质疑的力量，是不是足够强？

多数情况下，地铁都具有相当强公共事业性质，需要政府补贴。中国也不例外。补贴都来自于财政，来自于纳税人的付出。又回到了更基本的问题：我们的财税制度体系，自下而上的问责，纳税人权益的保护，纳税人意志的表达。

这些是更大的问题了。大家都可以理解。

四

财政的损耗、纳税人的付出，都还是一种偏宏大的、抽象的问题。具体的个人，未必会有强烈的感受。而在地铁安检岗位上的那些年轻人，却是具体的，活生生的。

不能泛泛说安检的岗位是不重要的，不能说年轻人做安检工作就不合理、不值得、没有价值。但假如这种安检明摆着过度，即使因为各种原因它无法被讨论、无法被定性，那么从事这样的工作，它的价值也依然可疑。

这些人是20来岁的年轻人，是壮劳力。假如他们是因病、因残，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从事其他工作，那自然说得通。他们本来可以去做更多、更有创造性、更有价值、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实实在在贡献的工作。

现在他们在做什么呢？

每天重复最简单的肢体动作。他们自己也想必都清楚，他们在或者不在那里，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们的体力和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生命，就在这里日复一日地消磨——在地铁旅客们或无感、或异样、甚至反感的目光里。

如果仅仅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一个劳动的机会，这种相对安逸、不需要太多体力、也不需要太高教育程度的工作，原本应该属于那些年龄较大、的确需要劳动机会的中老年劳动者。不是吗？

现在，这些年轻的生命却可能陷入了一种无意义的消耗。这种无意义的消耗，却又是每个纳税人，用自己的财富来驱使、维持着。

荒诞吧？

安检带来的麻烦多一点也就多一点了。项目可能构成贪腐的诱因，也不是只有这一个领域才会有。财富可以创造，也容得起流失。

但人的生命，年轻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从马克思开始，“全面发展的人”就是目的。我们领导人也曾经对青年的发展提出过要求，是要他们“珍惜韶华、奋发有为，勇做走在时代前面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努力使自己成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

这种情况还会一年一年地继续下去吗？“十八大”都召开这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