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国有功”吗？（五）：文革中的权力清洗与社会浩劫

毛给知识份子们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任由红卫兵们随意批判、凌辱、丑化。（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一、文革初期：先剪除刘邓外围力量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扫除的最大障碍是以刘邓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精明老道的毛深知刘邓身边有一大批人掌握着许多部门的实权，一开始便对刘邓下手风险太大，所以毛先剪除刘邓的羽翼，使刘邓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然后再对刘邓下手。所以“文革”一开始毛就把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作为首先打倒的中央级老干。

打倒彭真是因为彭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大跃进”期间毛也有些错误，令毛耿耿于怀，认为这有损毛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他主持写的“二月提纲”及对吴晗的保护均与毛的意见相左。特别是彭在文革初期对江青的不敬更令毛无法容忍，毛不能容许一个不能紧跟他的人当北京市委书记；打倒罗瑞卿是因为罗试图取代多病的林彪而与林有矛盾，而此时毛要拉拢林为其掌握军权，故需要牺牲罗。此外罗长期担任特务情治系统首脑及毛和中央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毛许多见不得人的内幕罗都清楚，毛为防止他这些见不得人的内幕泄漏出去，也需要“杀”罗以灭口。而且罗还参与了在毛的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事情，这也令毛对其无法容忍；打倒杨尚昆是因为杨系中办主任，曾根据刘、周、邓等的意见在毛的专列上安装窃听器，事发后，毛对杨大为不满。又因为杨任中办主任多年，对毛和中共高层那些见不得人的内幕知之甚多，毛也需要对之灭口；打倒陆定一是因为毛认为陆与刘邓彭是一伙，陆又参与“二月提纲”的编写，和对吴晗等的保护，陆任中宣部长多年，毛向来看重舆论宣传工作，他不允许一个异已分子掌管中宣部这样重要的部门，所以毛决定将其打倒。

二、罗瑞卿案

毛一下子不能把以刘邓为首的老干们全部打倒的顾虑是有依据的，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为打倒罗瑞卿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表决毛林关于撤销罗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等一切职务的提案时，虽然通过了，但不是中共党内贯常的全体一致通过。常委表决时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投了反对票；政治局表决时彭真、刘伯承投了反对票，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政林投了弃权票。会上不仅不让罗进行申辩，连会议也不让罗参加。

仅仅为了打倒一个罗瑞卿，毛、林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才让取消罗的一切职务严加惩处的议案在常委里仅以四比三的表决结果勉强通过。在政治局投票刘、邓、陈见毛意以决不可能改变，慑于毛的淫威只好和其他委员一起改投弃权票。这使毛意识到两点：一是：老干们真心支持他的不多；反对他的不少。他要防止他们团结起来对他群起而攻之。

老奸巨滑的毛，利用老干们之间的矛盾从中挑拔离间，玩弄拉一派打一派贯技，而且打的时候有时并不一下子将对手置于死地，而是把这些人关起来加以审讯、批斗、拆磨，要他们写无穷无尽的检讨，承认那些被毛、林及其党羽们栽到自己头上的无中生有的罪名，往自己头上泼脏水，使他们以后不能翻案。还给这些人造成一些虚假的希望，一方面使这些人不致因绝望而采取狈急跳墙的举动。例如在惩处邓小平时毛力排“四人帮”要把邓小平彻底打倒、开除党藉的意见，坚特保留邓的党藉下放工厂劳动以观后效。这使得邓一辈子对毛感恩载德，以致邓复出后，虽搞所谓“改革开放”仍然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反对对毛所犯罪行进行批判、清算。

1953年的毛泽东和罗瑞卿。（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

另一方面也使那些暂时尚未受惩处的老干们也不致因绝望而狗急跳墙、铤而走险，互相团结起来把毛拱倒。善于利用人性弱点的毛，在这方面确实做得精明老道。在“文革”期间尽管毛把大大小小的各级党政军老干们整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甚至家破人亡，但表面上对毛都服服贴贴，以致整个“文革”期间毛随意整人、害人无数，随心所欲、胡作非为，把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搞得濒临崩溃长达十年之久，居然没有激起任何一个老干部公然对毛进行反抗，更不要说讨伐、清算毛的罪行了。

对罗进行惩处的决议在政治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会上表决的结果使毛意识到今后绝不能把惩处老干们的事拿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会上讨论表决，更不能拿到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表决(尽管这类讨论表决仅仅是走走过场，结果毛早已确定了)毛意识到在政治局常委中、政治局委员中、中央委员中，毛惩处大批老干的决定，不可能得到其中多数委员的拥护。因为匝檀受惩处的老干们都会意识到，说不定下一批受惩处的就是自己。

此外召开这类会议给委员们互相通气、互相串联宻谋提供了机会和场所，使老干们有可能串联起来在某次会议上团结一致把毛拱倒。为此毛要制造一种状态使老干们彼此隔离、互相孤立、相互之间不能彼此关照，这样使老干们不能团结在一起、扭成一股绳与毛对抗，这种彼此隔离的状态也有利于毛离间、挑拨老干们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彼此不和、互相攻讦以便毛从中操控。

三、发动群众运动

一贯善于发动群众，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毛，终于找到了一个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声称：党内存在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党内存在一个以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开始没有点明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毛利用自己被林彪和各级老干们吹捧起来的巨大声望，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煽动学生、工人、一般干部和农民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起来造各级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即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各级老干们(从党中央到各部委、省、地、市、县的党政军老干们)的反。

为此毛不惜中断正常的铁路、公路、水路运输，让这些交通工具全部用来从全国各地运送“红卫兵”们到北京接受毛的检阅和鼓动。在一九六六年毛先后八次分十批接见从全国各地蜂涌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来朝拜他的红卫兵，总数达一千二百余万人。在毛和中央文革的鼓动之下，全国成立了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毛的煽动之下学生不上课、工人不做工、干部不办事、农民也有许多不种地，一心一意跟随毛“闹革命”。致使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几乎无法正常进行，全国的社会生活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煽动和支持之下，红卫兵、造反派们纷纷揪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部，老干们被隔离审查、被批斗、被打倒、被夺权、被羞辱、被关押，其中有许多被打死、整死或被迫自杀，弄到家破人亡的地步，这正是毛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之一。

处于这种状况下的老干部们彼此被单独隔离审查，使他们自顾不暇，成天惶惶不可终日，写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检讨、交待那些永远也交待不清的历史问题、交待自己反党反毛的罪行。并要随时接受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批斗、殴打和羞辱，哪里还有什么时间、精力和可能来关注其他老干，更无法彼此串联、宻谋、团结一致来对抗毛。

在毛的怂恿、支持下，毛利用红卫兵、造反派的暴力批斗、羞辱和毛、周及“四人帮”掌控的情治系统成立的“专案组”以整“黑材料”污陷的方式，毛顺利地将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陈毅……等一大批老干们打倒、迫害致死。邓小平及其他许多党政军的老干们被剥夺权力，或蹲监狱、或遣送偏远地区监管劳动。

四、“二月逆流”与“老干部”反抗的失败

面对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老干部们也曾试图“反抗”。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招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为首的老干们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文革派成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在会上争吵到拍桌打椅的地步。老干们指责中央文革和红卫兵、造反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老干部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老干部们指责“造反派”、“红卫兵”头头是反革命。老干们哪里知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之内把所有的老干老帅们统统打倒并剥夺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成为护卫毛家天下的忠实奴才。

老干部、老帅们这次大闹怀仁堂，被毛和中央文革定性为“二月逆流”。为镇慑老干、老帅们的反抗，毛于二月十五日下令调林彪的嫡系部队三十八军从吉林通化到北京地区“勤王”。二月十九日毛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指定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参加会议。毛在会上大发雷霆，宣称中央文革97％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毛挑拨林彪与老帅们的关系，称有人要夺林的权，要林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毛就要和林重上井岗山打游击。

毛还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老帅、老干部大闹怀仁堂事件。毛之所以指定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这三位大闹怀仁堂的参与者参加，是因为毛深知这三个人都是有名的墙头草、见风驶舵、胆小怕事，毛有绝对把握通过大发雷霆镇慑住他们，并通过他们把毛的震怒和坚决支持中央文革的态度转达给大闹怀仁堂事件的其他参与者，对他们形成心理上的压力。

毛发完脾气，唯毛的马首是瞻的周恩来立即作检讨，并秉承毛的旨意提议陈毅、徐向前、谭震林请假检讨(实际上就是撤销他们的职务、剥夺他们的权力)，获毛同意。待毛的“勤王”部队三十八军进驻北京地区后，毛已掌握克敌制胜的王牌，于是毛与老帅老干们摊牌。毛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以连续召开七次政治局生活会为名，由江青带领她的中央文革成员对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逐个进行批斗。在大兵压境，和被老帅们自己吹捧起来的毛的绝对权威的威慑之下，老帅们纷纷缴械投降，作出检讨，违心承认中央文革成员强加在他们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的反党、反毛、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这样一来，毛已将政治局委员中的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全部打倒或剥夺权力靠边站，只剩下早已不理政事重病在身的刘伯承，此外就只剩下毛、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五人。毛有意使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局陷入瘫痪，以便他御用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取代书记处和政治局。这样毛自己便“名正言顺”独揽党政军大权。至此毛已成功将他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世代天下转变的最大障碍——中共党政军的元老集团全部打倒或靠边站的目的。

毛在这些生活会上，不仅大发脾气威慑老帅、老干们，还挑拨林彪与老帅、老干们的关系，毛对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岗山打游击。”毛的这一番话经叶群传到林彪耳里，令林彪忧心忡忡，怀疑老帅们中真有人要夺他的权。毛成功地挑拨离间了林和老帅们之间的关系，使林彪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抗中央文革的联盟土崩瓦解。毛的阴谋得逞。

但当林彪为巩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对以徐向前为首的红四方面军和四野之外其他野战军将领进行打击、整肃时，毛又出面充当好人，保护这些将领，令这些遭林彪打击整肃的将领们对毛感激涕零。毛以此来阻止林彪在军队系统势力的过度扩张，并赢得这些遭林打击整肃的将领们对毛的忠心。

五、知识份子与传统文化遭受冲击

毛在鼓动、利用红卫兵、造反派们造老干们的反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鼓动利用“红卫兵”、“造反派”们来攻击被毛一向视为心头大患的知识份子。毛就像给老干们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帽一样，又给知识份子们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任由红卫兵们随意批判、凌辱、丑化。

他们被说成是一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学无术的寄生虫、苏修特务、外国间谍，说他们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份子们和老干们一样，被揪斗、被抄家、被挂牌游街、被关“牛棚”[注：10]、被隔离审查、被迫写无穷无尽的交待、检讨。到后来有的被关押、被判刑、被“劳教”；有的被遣送工厂、农场、农村、“五七干校”从事繁重冗长的体力劳动，以摧残他们精神和身体，剥夺他们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精力。许多知识份子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精神失常。

一九六六年六月在毛的指使下，人民日报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向红卫兵提出“破四旧”的号召；同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又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自此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之下红卫兵们在全国掀起了“破四旧”的高潮。

从一九六六年中直到一九六八年底红卫兵们被毛赶去“上山下乡”[注：11]为止的两年多的时间内，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全国有无数沉淀着中华民族四千年文明的文物古迹被彻底摧毁和损坏、全国有无数珍贵的典藉(其中包括许多孤本)、文艺作品、科技著作、许多国宝级的艺术珍品、文物、字画、书法作品都被毛教唆、鼓动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付之一炬而灰飞烟灭；或是被当作废纸送往造纸厂作造纸的原料。

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历史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不可逆转的惨重损失。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破坏，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方面就连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徒、斯大林和他的“克格勃”、日本军国主义份子都难以望毛的项背。

原来遍布全国各大小城镇甚至乡村的祠堂、庙宇、道观、古建筑、陵墓、历史遗迹除个别被军管加以保护的之外，几乎都荡然无存。就连地处大西北人迹罕至的沙漠之中的名胜古迹月牙泉都不能幸免。笔者早几年曾到该处旅游，据导游介绍，月牙泉南畔岸上原有一百多间历代修建的庙宇、道观及楼台亭阁，在“文革”期间俱被造反派、红卫兵们焚毁殆尽，现在看到的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除能供游人观赏外，已不具备原来的历史、文物和研究价值了。

六、红卫兵组织、夺权风暴与武斗扩大

红卫兵举着毛泽东画像。（图片来源：C. Maher/Express/Getty Images）

从“文革”开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以大、中学生为主)、“造反派”组织(以工人、职员、干部、农民及一般民众为主)。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要造当地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另一派则是要保当地各级当权派。他们为此，以及为争当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的名声而彼比争吵、争斗。在以江青有首的中央文革的唆使挑动之下，这些争吵争斗在许多地方发展成武斗。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市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在毛和中央文革的背后支持怂恿之下，从上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夺权风暴(史称“一月风暴”又称“一月革命”)。在这场向全国各地各级老干们夺权的风暴中，各造反派之间为夺取、瓜分从老干们那里夺取的各种权力进行了大规模残酷的武斗。武斗所用的武器由开始的棍棒、刀具发展到使用各种枪炮甚至出动装甲车、坦克的地步。

从一九六六年中开始到一九六八年底才基本结束的两年多的武斗中，不仅在武斗双方造成了大量伤亡，而且也给无辜民众带了巨大的灾难和重大的伤亡。

武斗使得大量的武器弹药流散到民间，对民众的安全角成巨大的隐患。笔者有一位朋友在一九六七年的一天，正坐在家里二楼邻街的一个房间看书，不料祸从天降，楼下街上的小孩玩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手榴弹，不小心突然爆炸，弹片飞到二楼朋友的房间，将朋友的一只眼完全炸瞎，更要命的是几块小弹片穿进朋友的胸膛，击中了朋友的心脏。当时立即被送往湖南医学院附属一医院急诊室抢救。医院已向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当时的情况家属、医生都认为抢救无望。院方已要求朋友的单位和家属安排后事。然而奇迹出现了，经医生手术后，这位朋友居然活了过来，只是一只眼已失明，至今心脏内仍残留一极小弹片，因太靠近心脏中心无法取出。

七、毛林关系与军队系统的权力博弈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毛和中央文革的背后支持和怂恿之下，从上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月夺权风暴尚在进行之中时，毛就迫不及待地试图对以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进行打击、整肃，并想让中央文革插手军队事务。在这年一月十九日召开的，有关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在毛背后的指使之下，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指责：“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沿、以萧华为首的总政与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在文化大革命面前，军队不能搞特殊“。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应与地方的有所区别。为此与江青等进行了激烈的争吵。林彪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林彪把江青叫来，对她大发雷霆。指责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对解放军、对总政、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攻击毫无根据，并宣称要把此事告到毛那里去，要当面向毛辞职不干了。江青则把责任完全推到陈伯达的头上，说这是陈个人自作主张的的意见，与毛、江无关。此事在叶群的斡旋之下最后下不了了之。

林彪知道江、陈……等背后是受毛的指使和支持(没有毛的许可江、陈等是不敢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那些话的)。林对江大发雷霆、讲那些话和要辞职不干的表示，实际上是发给毛看、讲给毛听的。林当时之所以敢对江(实际上是对毛)发那么大的脾气，有两个原因：一是：林深知军队是他和毛博弈的唯一资本。对毛一贯善于过河拆桥、兔死狗烹的本性有深切了解的林，知道一旦军队像地方上一样被造反派们夺权，那么他的死期就到了。为此林不得不尽力一博；二是：当时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市下至公社、大队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尚在进行之中，还有相当部分权力仍掌控在老干们手中。并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权力基本上都掌握在军管会手中，也就是掌控在以林彪为首的（以林彪的嫡系四野战军为主的）军队系统手中。毛还得依靠林的军队威慑当时尚未全部被打倒、被夺权的老干们、毛还得依靠林的军队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使林有充足的底气敢于通过江青对毛大发雷霆、要与毛摊牌。

在毛林的这一回合较量中，毛失算于操之过急，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打算对以林彪为首军队系统动手。对此，毛只好暂时退一步，和江一样把责任完全推到陈伯达头上，对陈进行批评，并让陈作检讨了事。

此事让毛知道林不可能成为死心踏地辅佐毛家王朝的忠臣，林是一个争当毛的“接班人”的竞争者，这让毛坚定了时机成熟时清除林的决心。此后毛还试图让江青插手军队系统，毛要谢富治向林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办公厅或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也遭到林的抵制未能得逞。

八、刘少奇专案与老干部整肃的完成

为罗织彻底打倒刘少奇的罪名，一九六六年底在毛的授意下，由汪东兴、谢富治出面组织人员先成立王光美专案组，到一九六七年三月毛通过政治局常委决定将该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经过一年半的紧张“努力”，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专案组通过翻查敌伪档案、编造歪曲事实、胁迫当事人作伪证等方式编造了一系列刘、王的罪行和罪证。刘少奇成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王光美成了美国、日本和蒋介石匪幚的三重间谍。

此时，毛认为时机成熟，便于当年十月中至十月底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由毛亲自坐镇。在毛的威逼胁迫之下会议通过了江青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全会“一致举手通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与会的一百卄四人中仅中央委员陈少敏女士未举手，由此可见中共党内高层除陈少敏之外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刘少奇于次年11月12日被毛迫害至死；王光美被关押至毛去世后才放出来。

到一九六八年底，被毛视为他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主要障碍的各级老干们，已被毛通过江青掌控的各种级别、各种名目的“专案组”配合声势浩大的“红卫兵”揪斗老干们的残酷的“革命行动”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不经过任何法律和党纪程序被打倒、或是已被整得服服贴贴成为毛家王朝的忠实家臣。

在1967年1月毛又通过首先在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各省市地县、从中央各部委到各机关单位、大中型厂矿企业，以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方式不经过任何法律、党纪程序便一下子将各级老于们手中的权力剥夺殆尽。老干们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自杀身亡、有的致残、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关押、有的被遣送工厂农村强制劳动。他们手中的权力已被剥夺。余下的一些被毛整得服服贴贴，对毛欲建立的毛家天下已不构成威胁的老干们，因尚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工作能力被“结合”进各级新的领导班子(各级“革命委会”)，毛利用他们的能力和经验来为他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九、红卫兵下乡与一代人的教育断层

一九六八年底毛全面整粛老干们的目的已达到。此时在毛的教唆、纵容、鼓动之下已变得无法无天、崇尚暴力、崇拜权威、迷信领袖；同时又有着厐大组织的、处于狂热状态下的红卫兵们，他们既无书可读，又无学可升(学校的教学和招生都因“文化大革命”而陷入停顿)，更无业可就(全国的工厂、矿山、机关、事业单位、供销、服务部门均因“文化大革命”而陷入停顿或半停顿状态)。

通过两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之中的头脑敏锐者，从揪斗各级老干们而成立的“专案组”流散到社会上的中共内部档案、老干们的黑材料中，看到了中共内部的荒滛无耻、特权、腐败、虚伪、凶残、你死我活的内斗与对民众的欺骗和压榨。使这些人对毛、对中共的本质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之中的一小部分人已开始觉醒。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湖南省长沙第一中学的杨曦光(后改名杨小凯)，他当年写了一篇流传很广的小册子名叫《中国向何处去？》，对中国的现状及未来进行了一些非“正统”的探索。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红卫兵”中产生了不利于毛和中共的影响。杨因此而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抓去坐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放出来。

人数众多，又有厐大组织且已开始觉醒的“红卫兵”们，对毛和中共的共产极权独裁统治构成了新的潜在威胁。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高歌从延安经过西柏坡一路走进北京城，夺取全国政权的毛和中共深知团结一致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面对有组织的厐大的“红卫兵”队伍形成的潜在威胁，毛决定像对待老帅老干们一样是先拆散他们的组织，把他们分散开来，使他们彼此不能相顾，以此消弭数以千万计的有组织的“红卫兵”们，对毛和中共的共产极权独裁统治形成的威胁。

于是毛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毛决定充分利用他被吹捧起来的巨大威望，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名义，把红卫兵们分散下放到全国广大的农村去。用繁重的、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和生活上的压力困住他们，使他们无暇他顾。以解除这一大批人对毛及其共产极权独裁政权构成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借此减轻城市因“文化大革命”对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而带来的粮食、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和高失业率等压力。

一向擅长兔死狗烹、过河拆桥的毛，利用自己被神化了的巨大“威望”在该年底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欢迎他们去”。

于是从一九六八年底开始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红卫兵们上山下乡的高潮。史称“上山下乡”运动又称“知青运动”[注：11]。据统计全国有一千七百多万知青先后被下放全国各地农村、农场。

与此同时，毛为减轻城市粮食、物资供应和就业难的压力，又把一大批家住城镇的“五类份子”及其家属、被整肃的部分老干、知识份子及其家属、虽未戴“五类份子”的帽子但出身不好的、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及其家属、城镇出身虽无政治问题但无固定职业人员及其家属，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诫里吃闲饭”的名义强制遣送到农村接受监管和劳动改造。这些人在农村的处境比“知青”们更为悲惨、更为困难。这类“下放”人员的总数高达1千4百万[注：12]。

毛为了达到他全面打倒老干们的目的不惜白白牺牲、耗费中华民族一代人的青春、停顿教育长达十年之久，使中国在“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身上形成了一个文化、科学、技术上的断层。使得后来我国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一段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局面，严重滞后了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

“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在长身体、长知识的最佳年龄阶段，他们被毛和中共剥夺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权利。他们能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他们受的教育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冷酷元情、对领袖、权威和暴力的盲目崇拜、对法制、对文化、对良知、对传统、对伦理道德、对怜悯心的蔑视和践踏。

到一九六八年底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们基本上都被打倒，而且不论被打倒了的；还是被毛整得服服贴贴尚未被打倒的，他们原来手中掌握的权力都被剥夺，这些权力已被以江青为首的各级造反派以“革命委员会”的方式，和以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主要是林彪的嫡系原四野战军)通过军管的方式所掌握。此时毛已把党政军警特的全部权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毛认为阻止其实现从党天下到毛家天下转换的党政系统的最大障碍已被清除，毛已有绝对把握操控一切。

十、九大前后的权力布局与林彪问题

毛为了让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在文革期间的一切胡作非为、倒行逆施得到全党的正式认可。于是，毛决定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按惯例早就应当召开的中共“九大”。此时毛实现毛家天下余下的最大障碍就是毛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及其军队系统。毛虽然已下决心将这最后最大的障碍彻底消除。但鉴于前一次操之过急险些逼得林及其“四野”系统的军队和他摊牌的经验教训。因军队系统最关键的部门基本上仍然掌握在林彪及其亲信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司令)、邱会作(总后勤部长)……等高级将领们手中。毛知道清除这一障碍的时机尚未成熟。

毛为笼络、稳住和麻痹林及其军队系统。毛在“九大”上修改党章。除认可毛在文革期间所有的胡作非为和倒行逆施之外，还违背常规，居然在党章上明文规定林彪作为毛的“接班人”，以此稳住和麻痹林及其军队系统。但毛在九大上已开始往林的军队系统“掺沙子”将非“四野”的将领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陈锡联安排为政治局委员、李德生安排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到文革后期还被毛提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毛还将一些已被他整得服服贴贴的非“四野”将领，和一些被打倒、被剥夺了实权的老干、将领安排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

在讨论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时，毛为了阻止林系的黄永胜(黄当时是取代了军委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是林的嫡系)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会，毛不惜以牺牲江青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机会，最后拍板江、黄二人都不进常委会。这样政治局常委就只有毛、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陈、康是毛的死党，毛虽不把周完全当自己人(因毛周相处数十年，毛深知周的阴险园滑，极善两面三刀，又极善伪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常令被周惩处和祸害的干部、民众包括许多老干老帅和知识份子在内，在被周惩处和祸害之后，不仅不记恨于周，往往还对周感激涕零。周因此在在这些人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这又是毛最为忌惮的)，但毛已把周整得服服贴贴，一贯唯毛的马首是瞻；况且毛还得依赖周帮他处理繁杂的国内外具体事务。这样毛在政治局常委内对他不放心决心要打倒的林拥有四比一的绝对优势，以此作为对林彪的以四野为主的军队系统的制约。

在此之前，毛已通过多次调整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人员的方式将大部分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调整为毛认为较为可靠的非“四野”的将领。以此拉拢这些将领。毛还挑拨这些将领与林之间的矛盾，以此分化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彼此不和，彼此争当毛的忠实奴才。不过像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等重要大军区、总参、总政、总后、空军、海军等关键部门仍被以林为首的原“四野”将领所掌控。

全国夺权风暴和九大之后，林彪的声望和势力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全国卄九个省市自治区、全国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在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后补中央委员中“四野”的人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毛在“九大”上玩的花招，让林误以为毛是真心让他当接班人(林哪里知道毛只是想把林当作毛去世后先辅佐江清之后再辅佐毛远新接班的工具而己)。

“九大”之后毛和张春桥一起到苏州林的住所看望林。谈活中毛故意问林：“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林竟不知如何回答，因林早已打算好将班交给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又不好直说，正吞吐之间，毛接着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毛当然不打算把班交给张，毛之所以这样说是希望听到林的回答是：“还是交给江青好”。然而不知里就的林回答居然是：“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暗指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的文人)掌权”。毛听后已对林彻底失望，知道林不可能为毛家王朝经由江青再传到毛远新(此时卄多岁的毛远新已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兼辽宁省帮委会副主任)以建立万世不绝的毛氏王朝保驾护航。此次谈话之后，毛就着手安排除掉林及其“四野”势力的计划。

２０１６年６月４日写完于望春轩

[注：10]被打倒的知识份子和老干们当时被称之为“牛鬼蛇神”，关押他们的地方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戏称为“牛棚”。

[注：11]：从一九六八年底毛号召知识青年(当时大都为“红卫兵”)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起，到一九七五年前后全国共有一千七百多万知识青年被毛或诱骗；或强迫下放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农场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以剥夺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分散他们的力量，使他他们不再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以消除这些有组织的“红卫兵”们对毛和中共统治的威胁。同时又减轻了城镇人口就业难的压力。被当局称之为“上山下乡”运动。

[注：12]:据360浏览器好搜百科“上山下乡”词条称“文革”期间约有l/10的城镇人口被下放农村，按当时全国人口总数7亿城镇人口占20％计全国有1亿4千万城镇人口，其1/10就有1千4百万，也就是说全国这类城镇“下放”人员总数约为1千4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