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历史港大学生刊物《学苑》停运

在学生会和表达自由备受打压的情况下，有74年历史的香港大学(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因未能召募新一届编辑委员会而须即日停运。《学苑》在停运启事中表示，时至今日，《学苑》在社会中担任的历史角色已走到尽头。对于这份曾多次卷入香港政治争议的刊物停运，曾任《学苑》编辑的学者感慨，港大痛失一个培养人才及训练学生思考的平台。

《学苑》2025年编辑委员会周日（28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解释停运原因，表示自去年9月起，两度公开招募新一届编委会成员，以筹组2026年度《学苑》编委会，但至今仍未成功。作为已卸任的编委会，他们表示，《学苑》自1952年成立以来，曾出版《学苑》丶《校园双周》和《果籽》等刊物，除报道港大校园新闻外，亦探讨社会专题及文艺评论等议题，多年来积极推动校园及社会思潮，记录大学生的声音。

杜耀明：失讨论园地 港大沦为教育工厂

但时至今日，编委会表示，《学苑》在社会中担任的历史角色已走到尽头，形容此事并非令人惋惜痛心，只是历史洪流自然的潮涨潮落。他们最后说，时代永远在呼召，属于新时代的媒体或会以未知的方式到来，并向读者致以诚挚谢意，祝愿大家珍重。

1977至78年间曾任《学苑》专题版编辑丶退休前是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的杜耀明，对《学苑》停运感到非常难过。在他眼中，《学苑》不仅是一份校园刊物，更是年轻人表达意见的思想窗口，为不同年代的大学生提供训练思考的平台，以及让学生有发梦的空间，可以思考何谓理想社会。他认为，香港大学失去这个重要讨论园地后，已不算是一所真正的大学，而是沦为一间教育工厂。

对于《学苑》近年卷入不同政治争议，特别是2015年前特首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点名《学苑》以《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作封面，以及出版《香港民族论》，主张香港“寻找自立自决的出路”，内容被指涉及“港独”，杜耀明认为，《学苑》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是不同年代大学生就香港及社会前途提出前瞻想法的平台，也是学生与社会各界交流和辩论的园地，学生当年提出“自决”，是因为北京“封死”香港“双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均以普选选出)，若社会认为此路不通，应与相关学生辩论，以道理和事实说服他们，而非以法律禁止一切讨论，否则只会令香港社会其后出现更大的动荡。

杜耀明又以例子证明《学苑》一直是学生自由讨论的园地，亦反映时代的心声。他说，上世纪70年代，《学苑》曾是支持中共的“国粹派”与支持社会改革的“社会派”争论的平台，当《学苑》由关心社会发展的学生担任编辑时，曾推动香港反贪工作，更在香港传媒尚未蓬勃发展的年代，承担监督政府及揭露社会问题的角色；但当《学苑》由亲中的“国粹派”学生担任编辑时，一度成为协助中共在香港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喉舌。到了上世纪90年代，香港代议政制开始发展，《学苑》则较多讨论政制发展等议题。这反映不同时代的学生，对社会和前途有不同看法，再由不同届的编委会成员，随着时代改变而调整讨论的主题。

丁南侨：大学需要学生报 如社会需要报纸

《学苑》停运消息公布后，引起不少人感慨。曾任港大理学院副院长的着名数学家丁南侨，在其脸书发文表示，他五十年前入读港大数学系时，经由阅读《学苑》，接触同学对校政的讨论。对于这份曾记载大学生政治争辩及文艺思潮的刊物，他至今仍保留数份作收藏，当中记载着当年大学生对保钓运动丶五四运动，以及香港作家社会责任等议题的看法，也有讨论中国音乐发展及艺术评论。他形容，在没有社交平台的年代，发表文字的门槛颇高，不像今天“人人都可以是作者”。他相信，一所大学仍然需要有一份学生报，就如同社会需要有报纸一样。

曾参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丶因推动本土学生运动而被拘捕丶现流亡台湾的前中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罗子维，亦在《学苑》停运帖文下留言，表示感谢《学苑》多年来培养他的本土意识丶政治意识和关注社会的热诚。

《学苑》编委会人才辈出

此外，《学苑》多年来一直是培养香港人才的重要摇篮。翻查历届编委会名单，不少香港着名学者及政商界人士都曾参与其中，不论政治立场，都曾在《学苑》留下足迹，包括已故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丶前新华社香港分社教育科技部副部长崔绮云丶着名社会学者吕大乐丶资深传媒人程翔，以及着名填词人黄沾等。

这个培养一代香港人才的摇篮，随着港大评议会于2021年7月因通过“感激”七一刺警案疑犯的议案，港大拒绝承认学生会地位，学生会一直无法重建，令一个代表学生的重要平台亦无法继续运作。目前港大只余下校园电视（Campus TV），作为学生了解校政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