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授权特首定性国安案 遭人权组织批政府扩权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本月9日刊宪生效，采用“先订立后审议程序”。该附例赋权特首可发出证明书，判定某宗刑事案件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修例随即引起人权组织的高度关注，批评政府扩大权力，系统性地压制批评声音。

政府于本月8日突然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并随即于翌日（9日）刊宪即时生效。

政府宣称新规例确立了如何界定“特区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若特首发出证明书认定某案件中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件即定性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规例亦引入了“交替控罪”的关联机制，规定若被告被控“国安罪行”，其同一案件中的任何交替控罪亦会自动被视为“国安罪行”。

特首证明书对法院具有绝对的约束力，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法院对证明书提出质疑，亦不得就该证明书提起任何形式的诉讼，这实质上排除了司法复核的可能性。无论涉案的犯罪行为或检控时间是在2020年《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前、之时或之后，特首均可发出证明书将案件定性。
程序“加辣”扣留期延至16天

案件一旦被定性为“国安案件”，其法律程序将发生质变。首先，案件必须由特首指定的“指定法官”负责审理。其次，律政司司长有权指示不设陪审团，审讯亦可视情况闭门进行，这改变了普通法下陪审团审讯的传统。

调查及审判程序将全面“加辣”。普通刑事案的被告人最多可被扣留48小时，并享有“有利于保释的假定”；然而，“国安案件”的被告人扣留期可延长至16天，保释门槛亦大幅提高，除非法官确信被告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安行为，否则一般不予保释。

此外，涉案人士可能被强制要求提供手机密码；被告在保释后可能面临“行动限制令”，或被限制咨询个别法律代表；被定性为“国安案件”的被告，在狱中将失去因行为良好而享有的三分之一刑期扣减机会，除非惩教署署长信纳其获释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

李家超称“减少争拗” 立法会火速审议

当局采取“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与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于本月8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讨论修例，并在9日刊宪后成立小组委员会进行研究，没有议员提出反对。

特首李家超强调，发出证明书是特区首长必须承担的责任，又提出“国家级高手”论，声称“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往往涉及专业间谍或外部势力的精密策划”。他重申，订立附属法例的初衷是为了“增加法律透明度、减少争拗”，并非为了扩张行政权力或新增刑罚。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形容今次修法为“画公仔画出肠”，旨在增加法律的确定性，排除任何可能的争议空间；特首签发证明书的权力源自既有的法例框架，附属法例仅是细化程序，而非新增权力。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称，“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政府必须持续检视现行制度的漏洞。他又驳斥了外界关于规例是“随意将轻微罪行变成国安罪行”的批评。

国际特赦组织批压制异见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海外分会发表声明，对新规例表示忧虑。组织认为，这项法例将严重损害被告在法律程序每一阶段的公平审判权，包括调查、保释、审讯及释放安排。声明特别指出，法例赋予特首过大的行政权力，可将任何刑事行为随意列为“国安案”，这将成为压制异见的工具。

组织引述数据称，香港国安案件中“未审先囚”已成系统性的现象，近九成被告被拒保释，审判前羁押时间过长。组织批评，尽管联合国曾多次呼吁撤销《国安法》，但政府非但没有回应，反而不断在原有的庞大法律架构上层层叠加权力，这将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寒蝉效应”，系统性地压制批评当局的声音。

冯晞干质疑“跑数”争预算

专栏作家冯晞干撰文质疑，特首以“敏感资料只有特首能看”为由行使权力发证明书，大众无法得知这些资料是否真的存在，或是否与案件有实质关联，这种“黑箱”性质会侵蚀公众对法治的信心。

冯晞干更懐疑，随着大型“国安案件”逐渐审结，国安部门为了体现其存在价值与争取庞大的公帑预算，可能会利用此机制将普通的刑事案件纳入“国安”框架，以维持案件数量的稳定。

他以中国大陆的“杨佳杀警案”与香港的“张敬生案”作对比，指出即使在大陆，极端的杀警行为亦不一定被视为“国安案”，质疑香港在定性“国安案”的标准上甚至比大陆更为宽泛和模糊，而且“证明书”的绝对效力实质上让特首凌驾于法官之上。

过去至少发三次特首证明书

翻查传媒报道，在今次新规例生效前，特首曾至少在3宗案件中行使发出国安证明书的权力。

第一宗是律政司针对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申请禁制令案。2023年，特首发出证明书认定该歌曲涉及“国家安全”性质，上诉庭最终在裁决中明确指出，对于涉及“国安风险”的行政判定，法院应“予以绝对的遵从”，这确立了行政判定在“国安领域”的优先地位。

第二宗是“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案”被告张敬生申请人身保护令案。2024年，张敬生挑战其所承认的交替控罪不应被视为“国安罪行”，以争取刑期扣减。特首发出证明书认定该案涉及“国安”，法庭随即将案件转交国安指定法官处理，并最终因国安委的决定而拒绝了张的减刑申请。

第三宗是涉及支联会背景的邹幸彤书籍司法复核案。2024年，邹幸彤就惩教署扣起其4本入狱书籍申请司法复核，后因得知特首已发出证明书认定该批书籍牵涉“国家安全”，考虑到证明书对法院的绝对约束力，邹幸彤形容证明书如同“核弹”，认为诉讼已无胜算，最终被迫自行撤销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