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车企涎蹋机：内部恶性竞争 外遇贸易壁垒

中国电动车产业过去在庞大的政策补贴与资本挹注下，曾迎来惊人的扩张期，如今却因产能过剩与内需疲软，深陷恶性降价的“内卷”泥沼。为求生存，车企将过剩产能向海外倾销，虽带动出口暴增，却引发欧美的贸易壁垒，并触发民主阵营对中国“联网车辆”的国安警报。

内需疲软与产能过剩 引爆白热化“内卷”价格战

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的存量厮杀。据《华夏时报》与乘联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市场辈有177款车型实施降价；到了2026年1至5月，电动车降价车型平均降幅约12.5%，常规燃油车降幅更达14.6%，低价竞争已成行业常态。

然而，即使大打折扣，市场依旧萎靡不振。路透社引述中汽协数据指出，5月份中国国内汽车销量同比大跌20.4%。彭博社数据更披露了问题严峻：中国汽车业去年总产能高达5,550万辆，但国内销量仅约2,300万辆，巨大的供需失衡成为一切市场乱象的导火线。

中国贸易促进会汽车行业商会会长王侠也揭露，今年1月至5月虽有上百款新车扎堆上市，但第一季汽车业利润率却跌至3.2%的历史新低，出现了罕见的销量、营收与利润率“三重滑落”现象。

针对中国车市的极端竞争现象，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直指，价格战只是表象，背后真实反映的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内需市场严重疲软，以及整体行业已进入淘汰期。

他强调，“外界所看到的价格战，实质上是中国汽车产业深层结构性危机的外在表现。”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教授孙国祥亦向大纪元指出，大陆车企的价格战表面上是抢占市占率、拼销量，深层则反映出产能过剩、需求疲弱与产品同质化的三重压力。

孙国祥剖析：“过去的逻辑是先扩大规模，再追求利润；现在则变成销量未必带来利润，甚至卖得越多、亏得越多。”

他警告，价格战一旦长期化，不仅会压缩研发、售后与供应链的利益，更会加速弱势车企出局，形成残酷的产业洗牌。

政策红利退坡致成本飙涨 车企面临残酷淘汰赛

除了供需结构失衡，中共官方长期推行的补贴政策逐步退场，也使高度依赖政策红利生存的车企面临严苛考验。

孙国祥教授点出，中国新能源车过去的高成长，很大程度建立在补贴、购置税优惠与地方政府扶持之上。但如今政策正在退坡，2026年至2027年的新能源车购置税已从全额免征转变为减半征收，单车减税上限降至约1.5万元人民币。

他表示，这意味着“补贴驱动时代的结束，是产业淘汰赛的开始”。

对此，中国问题时评专家王赫预测，未来“90%的电动车厂都会消失，只有少数几家能存活下来”。

在政策保护伞收拢的同时，供应链成本却急遽攀升。赛力斯集团创办人张兴海6月13日在重庆汽车论坛上分析，存储芯片价格涨幅近5倍，叠加碳酸锂等部件价格暴涨，单辆车成本就增加了1.5万至2万元人民币，企业经营压力剧增。

蔚来汽车董事长李斌也在论坛上发出严厉警告，呼吁整个行业要做好今年国内零售量跌幅达15%至20%的心理准备，宣告中国汽车产业已进入“决赛最残酷的阶段”。

内部危机外溢 出口暴增背后的风险与虚假繁荣

国内无解的“内卷”困局，迫使中国车企将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广汽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吴坚直言，当前中国汽车业已经到了“不往外走不行”的地步，必须“在国内走量、国外获取利润”。

数据显示，尽管5月国内销量大跌20.4%，但同期出口却暴增了68.7%。然而，这波出口荣景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结构性风险。

黄大卫剖析，所谓的出口暴增，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特斯拉、大众（Volkswagen）等外资车企利用中国工厂生产后再出口的结果。对于依赖官方补助的中国自主品牌而言，大规模出口长期将带来不小的风险：首先是贸易摩擦升级，其次是一旦出口市场逆转将加剧国内产能过剩，第三是企业利润持续恶化与债务累积。

黄大卫更直批中共的产业政策核心：“新能源车是假命题。中国是用大量燃煤发电站来发电……过去靠着补助、神话、画大饼、政策支持，以及对外宣传，共同制造出了一个虚拟的繁荣与虚拟的估值。”

孙国祥教授同样认为，出口暴增透露的真实讯号，是车企正将国内消化不良的产能快速转向海外市场释放。

他警告，短期内车企或许能靠出口续命，但中期却可能把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转化为全球贸易与产业安全问题。

全球贸易壁垒筑起 “联网车辆”触发西方国安警报

中共官方默许甚至鼓励将内部产能压力向外溢出的策略，已触动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

中国低价倾销与依赖补贴的出口模式，引发了强烈的产业安全疑虑。作为防堵与反制，美国已将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大幅提高至100%，欧盟也对中国制电动车课征了7.8%到35%的反补贴税。

除了经济贸易层面的摩擦，国家安全更成为西方民主阵营抵制中国汽车的关键防线。根据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资深研究员韦伯斯特（Joseph Webster）的报告，现代电动车已成为巨大的“移动式数据收集平台”，各民主国家对于进口中国制造、存在潜在网络安全威胁的“联网车辆”（connected vehicles）感到高度警戒。

报告指出，这类风险并非纯粹的理论推演，挪威和丹麦近期就曾发现，中国巴士制造商宇通（Yutong）的车辆内置了可远端停用车辆的后门程序码。

对此，王赫分析指出，西方各国目前与中共关系紧张，战略上强调整体的“去风险化”。因此，民主国家不太可能允许具有资讯安全疑虑、能持续搜集各种数据的中国产品在本国大量运行。

综上专家们所述，中国汽车产业正处于从“高速扩张”向“残酷淘汰”转型的剧烈阵痛期。在内需枯竭、官方补贴退坡与制造成本攀升的多重夹击下，企业的生存空间遭大幅压缩。而试图透过向全球倾销过剩产能来缓解内部压力的作法，不仅未能根除产业的结构性病灶，反而激化了与自由民主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与国家安全矛盾。